英强按：2012年9月，从“立人”与“乡村”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写了一篇介绍立人乡村图书馆的文字。其中有一些意思，是从前不曾阐发过的。现将文章发布出来，供关注立人的朋友参考。

自二OO七年秋天开始，立人乡村图书馆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五年努力，四处奔波，常有“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之感慨。如今又是“凉风起天末”之际，或当问一句“君子意如何”？五年来立人的发展，多大程度上与初衷相合？立人已经做的工作和想要追求的目标，还有多大的差距？甚至，我们可以回头再问：立人到底在追求什么？五年了，是时候做一点小的总结了。

欲知其去路，当知其来路，且从立人的历史传承开始吧。

一、立人继承的是晏阳初先生的乡村建设传统

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同时开展乡村建设工作的先贤很多，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前辈各有各的理论和方法。在诸位前辈当中，立人最为欣赏的是晏阳初先生，他和他的同事（陈筑山、傅葆琛、冯锐、陈开泗、熊佛西、孙伏园……等）的乡村建设工作，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1、科学的方法，现代的理念

晏阳初自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后，虽然早已定意要从“平民识字”开始平民教育，并对基本工作方法成竹在胸，但没有马上开始工作，而是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走遍南北调查研究，完善工作方案后开始实际执行。其平民教育工作推进的若干方面，如传播、推广、募款、研究等多个方面，无不体现其“科学的方法和现代的理念”。立人虽然成立已有五年，在这方面还非常薄弱，需要好好沉潜下去，务实地改进。

2、热情的心肠，理性的手段

“热情的心肠”是所有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社会改良事业者的共同特点，而“理性的手段”则殊为难得。晏阳初先生以其经验和思考，诊断中国乡村四大顽疾：愚、穷、弱、私，而对应给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连环进行的救治之方。而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又贴近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在文艺教育方面开发出《平民千字课》、平民戏剧；在生计教育方面研发出乡村农业的改良方法，引进优良品种和乡村工业的机器和制造、管理；在卫生方面探索出乡村卫生员（类似后来的赤脚医生）制度；在公民教育方面以互助社、合作社、公民服务团、平民学校等多种形式推行，在改良县政方面卓有成效。

这尤其值得今天我们来借鉴。这也是晏阳初当年的定县实验后来可以在湖南、广西、四川等地进行全省推广的原因。

晏阳初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曾说“3C”（Confusion、Christ、Coolies）影响了他的一生，他的热情既有中国儒家“民胞物与”的情怀，又有“与哀哭的同哀哭，与受捆绑的同捆绑”的基督徒精神，这不难理解。他的“理性的手段”却是不易得，也不易学的。

3、尊重的态度，博爱的胸怀

晏阳初先生特别强调对农民的尊重，他总结的平民教育工作九大信条中明确提出“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平民解决问题”“与平民打成一片”“向平民学习”“与平民共同协商乡建工作”等。他多次强调平民教育者首先要向平民学习。

他也清楚的认识到农民的缺点，以博爱的胸怀包容其缺陷，并力图改进。九大信条的第七条是“不迁就社会，应改造社会”。

4、中国的问题，世界的眼光

晏阳初先生非常难得的一点是他既有清晰的“中国问题”意识，又有世界的眼光。作为一个在美国名校深造多年的学者，他没有食洋不化，搬弄西洋学术概念，试图以“先进观念”来改造“落后的现实”，而是贴近中国生活的实际，发现问题并针对性的探索解决方案；而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他又深具世界眼光，与外国保持紧密交流的同时，从国外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和支持。1950年代之后，他在中国的事业被迫中止，但他所总结的“四大教育”后来推广到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到今天，他所创建的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依然为全世界的乡村建设工作输出经验和培养人才。

立人乡村图书馆在创建之初就注意到晏阳初先生八十年前的工作，并自觉继承晏先生的历史传统。2009年，我们在晏阳初先生的故乡四川省巴中市建立了晏阳初图书馆，既是对晏先生的纪念，也是对立人之历史传统的一种承认和担当。如今，晏阳初图书馆已经发展出四个分馆，直接服务四个乡镇五所学校约七千名学生，间接辐射到周边几十所中小学数万名学生和几十万的乡村居民。

立人对晏阳初先生当年工作的学习和继承，是全面的，既涉及到理念和精神，也涉及到工作方法，只是限于今日之环境，能开展的工作十分有限。立人对于陶行知先生以教育为核心和梁漱溟先生对传统中国的尊重都有所学习。

二、作为中国问题的乡村问题

晏阳初先生对他那个时代的“中国问题”的回应是切中肯綮的，只是这一剂温和的良药终于敌不过“打土豪，分田地”的猛药，晏先生在四十年代已提出“减租减息”“赎买土地分给无地佃农”等乡村改造的主张，后来为蒋政府应用于台湾，收到良效，证明无暴力革命、人头落地也可以解决民生上的“贫富悬殊，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乡村，较之晏阳初先生工作的时代，问题大大不同，“愚穷弱私”的问题依旧存在，但是其他的约束条件却大大的改变了。最大的变化是：今日中国已经很深地卷入到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进程里面。另一个与当时最大的不同是：今日之中国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统之下，既无外部的侵略与亡国的危险，也无内部的地方势力割据与某种程度的“制度竞争”；而在晏阳初先生从事乡建工作的时候，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始终没有建立起高度统一的中央政府权威，也由于外部的压力，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始终给予民间社会较大的空间进行社会改良的实验。

乡村问题，表现在各个方面：自然环境的破坏与衰残，人文环境的荒芜与凋敝，教育的落后，法治的残缺……这种种问题，无不是“中国问题”在乡村的镜像。离开“中国问题”的背景，一些人试图解决的“乡村问题”实际上是假想出来的伪问题。

比如：农村人才流失的问题。曾有人试图在农村开展一种“把农民留在土地上”的工作，甚至有人为此主张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他们担心农民和农民的后代受教育之后就离开乡村，或者会把自家的土地变卖进城。有人曾这样质疑过立人图书馆的工作：你们的工作做得好的话，会让更多乡村精英离开乡村，这不是对乡村的伤害吗？

这样想的人实际上不把乡村出生的人当作和自己一样需要自由和发展的个体。任何人都不应该仅仅由于出身而被限制其发展的自由，把农民及其后代绑在土地上，这是一种变相的农奴制。

农村人多的问题。很多人责怪农民愚蠢，生了太多小孩。在一些人的想象里面，生了较多小孩的家庭都是穷困潦倒，需要社会救济的。如果你到农村去实地了解一下就会知道，小孩多的家庭往往是比较殷实的，也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如果不是农民长期以来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逃避和抵制，中国的人口问题比目前不知道要严重多少。

中国当下的乡村问题，究其根底，只是一个“无”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无地，二则无权。

孟子曰：无恒产者无恒心。恒产者，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今日农民虽然天天和土地打交道，但却无一人有一寸土地。在所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农民实际上是政府这个超级地主的佃农，其对土地的财产权相当于佃户对所租土地的财产权（甚至只有三十年的期限，而私人地主还可以有“永佃”）。土地制度是许多乡村问题的根本原因，如果土地私有且可以自由处置，自由买卖，则今天在城市当房奴的许多人会纷纷到农村买田置地当“地主”，所谓房地产问题可以不攻自破。而人的自由流动，伴随着是各种物质、精神资源的自由流动，乡村的许多现在看来“无解”的难题也会自动破解。

无地之外，“无权”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切贫困的背后，首先是权利的贫困。“无权”这本身是转型中国的普遍问题，并非乡村独有。但在中国具体情境之下，农民的权利贫困较之其他阶层更甚。教育、医疗等积极权利权且不说，仅就天赋人权的消极权利而言，农民也因为户籍制度等城乡二元分治制度而受到更多的限制。在2003年孙志刚案件导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前，农民的人身自由和迁徙自由甚至都是没有保障的。

在大环境不变的前提下，为农民“赋权”的努力大多要归于无效。若农民可自由行使其权利，何需特别为其“赋权”？赋权的大部分努力，就好像是在强盗随时可以冲进家里抢劫的情况下，却教这一家人如何讲道理一样。若强盗不被制止，道理有何用场？

“无地无权”之大局不改，乡村问题在短期内是无解的。现如今我们在乡村所做的努力，除了那些隔膜者的自说自话以外，只有两种有效的可能：第一是有利于减轻受压迫者的苦痛，或增加其娱乐或自娱；第二是指向未来良序社会之建设。

有人特别注目于乡村居民福利状态之不佳，致力于推动一种普遍覆盖的社会福利制度，或者是对于农民有所倾斜和照顾的一种福利制度，应该说这种努力本身是很可敬的。只是很多时候福利的分配不能成为问题的解决，而成了新的问题本身。

三十年来最大地改变了农民福利状态的，是农民自己。通过参与市场分工，向一个逐渐全球化的市场自愿输送农业资源、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数以亿计的农民实现了温饱和小康生活。是争取到的一点点自由自身扩展了自由，而非权力恩赐了自由。

在土地和其他私有财产权得到保护、权力受到约束的前提下，人的自由选择是改善人自身福利状况的最佳选择。

乡村问题中的环境问题和文化保护问题，也必须在“人”的主体性得到确立之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解决，佛足额很容易变成一部分优势阶层对另一部分人的强制。

晏阳初先生的四大教育，服务的对象是千百万具体的乡村居民，这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今天的工作，也要关注于个体，而不是着眼于整体。

立人的工作，有三重目标，依次为“学习中心-教育基地”、“文化中心-精神家园”、“文化中心-公共平台”。这三个层次分别从教育、文化和公共生活三个方面服务于乡村的居民个体，尤其是其中的青少年，致力于提高其学习能力、文化素养和公共参与的能力与水平。

这是在“为还不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中国的社会大转型迟早会到来。一个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良序社会能否建成，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民情。如果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依旧主宰着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未来的社会就必然用其庸俗、丑陋、道德败坏、无规则无底线来回应我们。

三年之病，须求七年之艾。中国的大转型里，今日的乡村青少年是充当“材料”“看客”还是积极有为的建设者，需从今日起，开始努力。

三、教育不更新，乡村没有未来

晏阳初先生将自己的乡村建设工作概括为“平民教育”，内含“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这是很值得反复思考的。晏阳初先生为何不说自己的工作是“乡村改造的综合实验”呢？我想这里面至少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立人选择了教育作为出发点，这其中就有晏阳初先生和平教会诸公的启发。

晏阳初先生曾说“误教不如无教”，对当时的教育，他有过很激烈的批评：

“我们初到乡间，看见农民的失学，慨叹中国的教育不普及，后来在乡间久住，才知道幸而今日中国的教育不普及，否则真非亡国不可。这并非激愤之谈，因为农村青年，未入学校之前，尚能帮助他的父母，拾柴捡粪，看牛耕田，不失为一个生产者，可是一旦入了学校，受了一些都市文明的教育，他简直变成一个在乡村不安，到城市无能，不文不武的无业游民。”

这段话到今天也很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乡村教育较之当年，不仅不能有所改进，恐怕是变本加厉、积重难返了吧？

资中筠曾说：

“我最担心的是教育，教育是百年树人，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这就像土豆要退化一样，因为你教育出来的学生，再过十年，他就是老师，然后他再用这一套方法去教育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教育就是在不断摧毁人。家长们都喜欢说一句话，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

今日中国教育确实为祸匪浅，其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无所作为，对学习兴趣的戕害却“功勋卓著”；磨灭人的创新能力，损害人的思辨能力；将一种牢固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植入思维方式，使人失去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反思和选择能力；以与空洞道德说教并行的谎言使人对崇高的事物失去敬畏……

钱理群先生指出，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据报道，钱先生近日发言“告别教育”，他说：“一切不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没有立足之地”。

钱先生所言的“应试教育”正是近日体制化教育的别称。今日应试教育可谓登峰造极，乡村教育更是应试教育的重灾区。

据统计，近年来，乡村学生升入“一本”院校的比率逐年下降，也就是说，即使乡村的孩子再努力，他们离着好一点的大学越来越遥远了。

在乡村多年的生活经历中，我看到学生厌学、教师厌教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许多乡村地方，从初中开始就存在大面积的辍学现象。一些学校初一进校的学生到初三的时候只剩下一半左右在读。我曾经说过一个比较狠的观点：今天乡村学生的厌学本身是其内在生命力的表现，对当下这种非人的教育不讨厌才是不正常的。

辍学、厌学使得现行教育体制对许多青少年的洗脑并不十分有效，但是并没有合适的“替代产品”补充上来。即使在大城市里，教育市场提供的绝大部分也只是应试教育的“增强品”“滋补品”“补充品”而非替代品。当学校教育日渐失去对学生的影响力的同时，垃圾文学、通过电视传播的新闻、电视节目、电影，以及大量垃圾电脑游戏，日益毒化的社会风气却无日无之地型塑着青少年的心灵和人格。

现行教育所采用的一刀切的教材和教学（由统一的应试所规定），在青少年中培养一种单一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乡村是的一切都是愚昧、落后的，是注定要被“先进文化”影响的。只有城市才会先进的，值得向往的。

流风所及，大部分的乡村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养成对乡村的厌弃，和与乡村的隔膜。虽然日日行走在青山绿水之间，却不知其可贵，一心向往钢筋水泥的铁石丛林。

在乡村问题整体无解的情况下，立人关注的是青少年的出路问题。立人乡村既可以解为“立人于乡村”，也可以解为“为乡村立人”，这两种含义都主要指向青少年。只有乡村之人有出路，乡村才能有未来。

立人试图在乡村青少年中培养一种平衡的健康的情感和对乡村的全面而理性的认识。今天的乡村似乎被大环境边缘化，被制度给扭曲了。乡村的自然环境本是不可替代的优势资源。

立人希望透过长期的努力，帮助青少年养成独立、健全的人格。乡村生活于他本是宝贵而丰富的馈赠，能帮助他对于城市、乡村，对于今日之中国、世界养成一种更为健康的心态，成为中国转型的积极推动力量。

欲求乡村问题之解决，必先求中国问题之解决。在中国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也即是在中国转型为宪政民主的良序社会过程中，帮助乡村青少年成长为健康、正常的现代公民，这是立人乡村图书馆的使命。

四、立人为乡村带来些什么？

立人在各地分馆的工作奉行“四化”原则：本地化，县域化，专业化，平台化。

本地化包括：由本地人发起；用本地历史文化名人命名；逐渐从本地人取得主要的资源支持；为本地人服务，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调整服务形式与内容；最终成为本地文化教育机构，并由本地理事会管理、运营。立人的本地化努力也可以用西西弗书店的一句口号来描述：参与构成本地精神生活。

县域化是指：立人的一个分馆一般以所在之一县为服务范围。一县之内，仅是青少年人数在几万乃至十几万，各类中小学常有几百所，立人分馆希望以长期的努力逐渐辐射到大部分的“阅读人口”。

专业化是指在图书馆服务和教育服务上的专业化。立人不因自己是公益机构而认为“存在就是价值”，我们努力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准。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立人倡导“基于阅读的自主教育和开放教育”，这在教育领域是有创新意义的，立人努力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提供一种专业、有效的教育产品，来服务于为应试教育所伤害，对应试教育感到厌弃，却无路可走，急需替代性教育产品的乡村青少年。

平台化是指：立人将自身的努力理解为建设乡村工作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想所有关注乡村的个人和机构开放。

立人在乡村的工作应该可以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立人所倡导的“到你的家乡去做一个图书馆”经由立人的实践和传播，成为更多乡村精英回馈乡村，关注桑梓发展的一条新路。

中国人素有乡土情怀，重视家乡故土，以前人们为家乡出力多是从物质方面，精神层面多是修苗与建设学校。现如今，建学校不如建图书馆，在教育垄断的情况下，建学校往往只是在物质方面强化现有教育体制，起到的实际作用不大。更因为教育规划的不理性，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很多时候建学校会成为重复投资或无效投资，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量兴建的希望小学如今多是荒草凄凄，养猪系马，就是明证。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几万人就拥有一个功能齐全的图书馆，这一点很多人已经知道，也很希望政府能有所作为。但与其期待政府完成数目字任务（农家书屋的数量已经十分庞大，实际上只是一个仅供上级检查的摆设），不如聚合民间力量，自己做起来。为家乡建设图书馆将会成为更多有心回报家乡者的优先选择。

这对于在现代化浪潮面前日益感到乡愁无处安放的乡村精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修复与“故乡”的关系，可以不再眼看“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而无所作为。经此，更多从乡土走出来的人可以与家乡建立起一种新的有机联系。

第二，在上述的基础上，立人图书馆可以成为乡村公共生活的一个生长节点。

图书馆作为一个公益的文化教育机构，向所有人开放。这个“开放”的意思既是指向所有人提供服务，也是指欢迎所有人参与建设。

立人在没底建设新分馆首先建立的本地理事会（或立人之友小组）和学生义工小组。前者是成人社会参与公共生活的具体方式，后者是青少年学习参与公共生活的有效途径。

图书馆在乡村所提供的服务综合了美术馆、音乐馆、博物馆、电影院、咖啡馆的作用，使用这种服务的人可以在这个新的公共平台上发展新的社交网络，开始新的公共生活。

比如，立人位于湖北蕲春县的分馆黄侃图书馆，曾有读者在图书馆的平台上发起一份县域的跨校的中学生报纸《一代人》；读者张经纬与图书馆合作在自己所读的高中成立读报社；

立人位于四川巴中的晏阳初图书馆，曾有学生发起《立人小报》；几位教师利用图书馆成立一个松散的学习共同体，与图书馆合作开展教研项目；

立人位于重庆忠县的精忠图书馆，学生成立各种社团和兴趣小组，如哲学小组，德语小组，篮球小组，羽毛球社，动漫社……等等，类似的情况还有河北承德的甘泉图书馆；

立人位于浙江三门县的合作分馆立光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成立了较为规范的本地理事会，在筹备及运营的过程中，发动了本地政商学各界人士广泛参与。

第三，立人分馆可以成为乡村教育更新的一个前沿基地。

立人所探索的“基于阅读的自主教育和开放教育”，是在现有的资源约束下，能有效弭平城乡教育鸿沟的一种可能。这一点上文已有较多说明，不再赘述。并且，立人团队对于各种教育的探索和创新均有所关注，并与国内许多教育公益组织保持联系和互动，如果图书馆周边的教师有“有心人”，图书馆这座桥梁可以帮助他们联系到许多重要的资源。

第四，立人分馆可以成为乡村文化涵养的一块“湿地”。

古代的书院、学堂、藏经楼、私塾都是乡村文化的薪火传递之所。近代以来，学校取代这些成为乡村文化中心。但是学校日益为政府重视，成为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工具，与乡村生活、公共道德愈行愈远。乡村文化的“复兴”需要新的管道和途径。

立人图书馆作为乡村与城市对话的桥梁，可以成为文化精神资源的流动集散中心。一群既了解城市，又了解乡村的长期志愿者在图书馆的工作可以起到激活资源的作用，而以图书馆为“根据地”，来乡村做短期志愿服务的人们，也会为之作出贡献。

第五，立人图书馆在乡村建立起的是精神的灯塔，示范着生活的可能性，为乡村带来一种文化上的自信，也促进一种自主生长的机制在乡村逐步发展起来。

凡是立人图书馆所在之地，知道其存在的人们，无论长幼，都会问自己或他人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在这里长期或短期住的志愿者，他们图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至少，这些志愿者告诉乡村的人们，还有一些人是不图名不图利的，还有一种生活的价值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这样一种真实可感的存在，默默无声地影响了许多人。一个有力的证明是，立人图书馆的学生读者上大学以后普遍比同龄人更关注公共事务，更习惯独立思考，更喜欢阅读，更喜欢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立人在每个分馆对于本地化的强调，使得许多沉默的历史被唤醒，沉睡的社会资本被激活，许许多多的人通过参与立人事业改变了对社会的悲观心态，开始从身边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立人是种树，我们在每个地方种一棵大树，慢慢在周边种几棵树，这样就可以稍稍地改变一个局部的小生态。

五、立人路上的拦阻

立人成立和发展的这几年，正是中国民间社会各类慈善、公益组织取得较大发展的几年。和众多从草根生长出来的NGO一样，立人一直也是与压力同行，经历了各种拦阻和挑战。

五年来，立人图书馆的发展遇到的困难，有来自大环境的观念隔膜、文化分歧、制度障碍、政策难关，也有执行层面的人才和资金的不易得，机构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其中最值得说说的有四个方面：

1、观念

体制对人心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立人在乡村遭遇了各种的不理解。应试教育之下，人们对阅读这个更为长远和更为重要的事情普遍不重视。立人的公益定位也让很多人生出许多莫名其妙的猜测。

观念上的障碍，只能以观念克服之。新观念的传播，最重要在于有一群脚踏实地的践行者，以其行动，用其生活来阐明观念。

2、政策

立人从一开始就有鲜明的非宗教非政治定位，我们一直坚持做教育。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对于立人这样温和理性的民间机构给予宽松的环境，即使不明确支持也可以保持“中立”。

由于众所周知但谁也说不清楚的一些原因，自去年以来，立人好几个分馆的运营遭遇很大的压力。2011年7月到8月，湖北分馆和云南分馆、陕西分馆的本地合作学校相继毁约，前二者从学校撤出，成为社区分馆；陕西馆则暂停运营，直到2011年11月彻底停止运营。2012年6月，河北两个馆暂停运营；9月，湖北分馆再次遭受压力，房东退租，暂停运营。

虽有压力，立人并不改变自己一贯的乐观、温和、理性，我们会积极地与接触到的各种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沟通，只要不违背原则，我们愿意因地制宜地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

3、经济

作为一个主要靠社会公众支持的公益机构，立人一直面临财务压力，今年以来每个月的捐款收入与支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里面既有经济大环境的原因，也有公益行业整体不景气的影响，我们自身的筹款不够专业有效也是重要原因。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立人开始做员工和志愿者的分流，将一个三十多人的专职义工团队，变为一个六个全职员工和二十多位长期志愿者、两位项目志愿者的团队，人力支出将有所降低。节流同时，我们将努力做好立人所擅长的小额募款工作，通过淘宝店发展更多立人之友，通过与出版界的合作做好“十分努力”计划（每卖一本书捐十分钱）。希望立人可以顺利渡过接下来一两年可能的困难时期。

除了上述三种困难之外，最大最基本的困难是来自于我们的执行团队自身。作为一个教育事业，员工和志愿者的成长是立人发展的关键。为此，立人在今年推出了“立人学堂”项目，通过在线和线下的各种学习、交流，帮助长期志愿者在分馆工作的同时能够在教育专业和个人职业生涯方面都能有所成长。

立人能否在风雨之后见彩虹，在与困难同行中有成长，需要立人之人的共同努力。

近年来，乡村建设领域NGO的发展十分蓬勃，在我看来，立人和一些同行的区别在于：

相较于物质，立人更注重精神；

相较于整体，立人更关注个体；

相较于当下，立人更关注未来；

相较于给予，立人更侧重激发。

立人自身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与同行合作的可能性也很多，比如：

为研究者提供落脚处和本地熟人网络；

为扶贫、妇女、儿童、小额贷款等机构进入提供信息便利甚至一些办公环境和住宿上的支持；

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与同行开展密切合作。

虽然立人在乡村做了五年工作，但是所取得的成绩十分微薄。立人下一步迫切需要完善自身，以期能够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我们不知道在远方有怎样的风景，但自信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悲凉之雾，遍披华林，转型结局的祸福尚难猜测。无论如何，我们愿意做一群乐观、温和、理性的建设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现实，坚持我们能够坚持的理想。

2012年9月7日-15日初稿于甘肃天水

2012年9月24日修改于湖北蕲春

原文连接：http://www.xctsg.org/archives/37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