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国庆节赵致真和98岁的母亲在天安门广场

本报记者 孙梦姝

《科技新书目》科技人物电子报：http://a.xhsmb.com/html/2010-10/21/content_12879.htm

赵致真 首批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1985年至2003年任武汉电视台台长。现为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教影视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科教影视协会理事长，中央电视台大型科教电视栏目《科技之光》主编。1999年度获意大利普里莫·罗菲斯国际科普奖，2003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并成为2003年度香港科技大学“包玉刚杰出访问艺术家”。

作品有小说集《小巷的琴声》，报告文学集《黄鹤百年归》，电视文学脚本集《荧海一粟》，电视科普丛书《凯丽阿姨讲科学》（8集），发表多篇科普理论文章，翻译美国系列电视片《佐罗》（25集），校译英国动画片《卡通之谜》（25集），主编了《科技之光》丛书《科学家您好》《科海放谈》《中国科普与新世纪》等。

“如果要为人类现代文明设定一个坐标系，那么1851年伦敦世博会可以当作很合适的原点。我们不妨说工业革命造就了世博会，或者说世博会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帷幕。150多年来，不同规模的世博会举办了200余次，从来没有一种人类活动像世博会这样规模宏大、历时长久和影响深远。”这是电视人、科普作家赵致真在新作《造物记——世博会的科学传奇》开篇的第一段话。

那些世界大国的崛起绝非偶然，他们注重科技、鼓励创造的政策，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法体系，极大调动了人的创造性，把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

“副产品”效果更持久

赵致真老师的《造物记》和《世博会的科学传奇》都是讲述世博科学知识的，问及赵老师写这两套书的初始动因，赵老师感慨道：我的初始动机并不是为了写一本书，而是为拍摄系列电视片《世博会的科学传奇》而撰写文字稿，这两本书其实都应该算“副产品”。《造物记》书名是北大出版社取的，编辑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是一本比较郑重、高雅并富有学术气息的科普读物。《世博会的科学传奇》出版较迟，主要面向青少年，用截屏的方法采集了电视片中的大量生动画面，拥有丰富的信息量，成为介于电视片和书籍之间的一种新形式。图画和文字彼此对照印证，读起来会更轻松和容易理解。这两本书是优势互补的，我非常感谢两家出版社，事实上书籍的效果和影响已经比电视片更大，也会更持久。

赵致真老师对世博会160年的科技发展史最大的感触是那些世界大国的崛起绝非偶然，他们注重科技、鼓励创造的政策，保护知识产权的专利法体系，极大调动了人的创造性，把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宽松的社会环境创造了大师辈出和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时代。另一个感触是，我们一直在仰望的那些科学泰斗都不是圣人和完人，他们同样有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还有机遇对成功的极端重要。读史使人睿智，因为人际间的关系和境遇可以抽象和概括成一定的模式，并且不会太多，如同棋谱中的残局走法，你目前的处境和状况一定会和历史上某人某事相似或相近，可以从他成功的原因和失败的教训中找到借鉴。

科学写作带来的愉快和收益常常会超过阅读，自己以为早就烂熟于心的知识，下笔时才会发现还需要再整理，再更新。

文科生的科普情节

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赵致真老师，学着看似与科技并没有什么关联的学科，那么是什么缘由使他产生了写科普作品的动力呢？对于这个问题赵致真老师回忆道：我从小热爱科学，高中毕业时曾打算报考物理系，后来一念之差报了中文系，但始终保持对科学的广泛兴趣。我认为大学里学什么，只是人生接受过的一段重要教育，并不意味着给人的一生定性。即使是理工科“出身”，也不可能接受全面的和完整的科学训练。一个科普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清晰的基本科学概念，普适的科学思维方法，较强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同时怀着对生活的激情并拥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大学毕业后我在煤矿接受“再教育”，当过好几年“工业基础”（即物理课）教师，给学生制作科学教具，为矿工修理半导体收音机。“文革”后到长航局当专业作家，但一直订阅几乎所有科普期刊，科学人物曾经是我最早的报告文学选题。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都怀着对科学特有的情感。

赵致真老师曾在北京大学“科学传播论坛”上说过：“科学写作带来的愉快和收益常常会超过阅读，自己以为早就烂熟于心的知识，下笔时才会发现还需要再整理，再更新。”他平日读书，常常盯着那些好文章出神，心想这些黑压压的字原本都互不相关地躺在字典里，由于作者消耗了时间和心血，才让它们按照这种美妙的方式排列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秩序，创作它们需要能量，它们应该是一种负熵流，能减少读者精神上的熵值。直到很遥远的将来，还能在后人心里复制出作者当年存储的知识和情感。

科普写作之不易，赵致真老师认为首先在于对纷繁深奥的科学知识进行简化，让人能抓住其要领和大端；然后是“翻译”，用普通人听得懂、愿意听的语言和方式表述出来，做一个科学和大众的中间人；最好能“紧跟形势”，回答新近发生的重大问题，成为“科学大军”的“随军记者”。这里需要“科学青年”和“文学青年”的双料人才，靠渊博的知识和人文的情怀取胜，“胸中实有，吐出便是。”顺便说说，就像学校不能专靠出偏题怪题，医院不能专靠治无名肿痛一样，科普也应该着力于解释科学的一般性规律，光靠耸人听闻的奇闻异事来变戏法，帽子里总有一天会拿不出兔子的。至于那些让人“只吃红薯不喝牛奶”之类的“科普文章”，竟然能让中国的奶业在三聚氰胺之前就蒙受了一次打击，可见科普同样需要“正确舆论导向”。

一个民族如果患上维生素S(Science)缺乏症，这个民族的整个肌体将失去健康。所以在当今社会进行科普知识的普及变得十分重要。

治愈民族S(Science)缺乏症

《科技与奥运》和《世博会的科学传奇》的诞生都历经了很多的曲折，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科普的传播真的这么难吗？对此，赵致真老师说：我曾对媒体说过，《科技与奥运》能拍摄成功，完全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几年来为筹集资金，我几乎准备卖掉武汉的房子。眼看拍摄计划注定成为泡影了，没想到在最后时刻得到了交通银行和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江和平主任的支持。《世博会的科学传奇》同样命运坎坷。我们“舍生忘死”忙了一年，赶在世博会前完成了这部内涵厚重的原创性节目，但最后既没有“强势推出”，也没有“隆重献演”，而是费尽周折后才在CCTV-4中午一点半的时间无声无息播出。其中的辛酸故事完全是一部电视剧的素材。反倒是平面媒体，毕竟有更多文化积淀和历史传统，北大出版社和中国科技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这部电视片的文字稿，《文汇报》《科学时报》《北京青年报》和许多报刊都相继连载，相形之下电视片反倒成了“配角”。到了这个年纪，经过许多磨难，我已经不再怨天尤人。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当今的荧屏上没有科普的话语权，只有娱乐的“话语霸权”和“话语特权”。国家的科普责任部门没有平台，科技界呼吁多年的科技频道至今不见踪影，科普电视只能“无家可归”，科普电视工作者只能“流离失所”。”

从事了30余年科普工作的赵致真，对于他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大型科普栏目《科技之光》感情很深，谈到中国目前的科普现状，赵致真老师充满忧虑：18年前我制作了《凯丽阿姨讲科学》100集，每集预算800元，凯丽的报酬是每集40元。今天哪个当红明星还会出来为孩子们讲科学？当年宋健同志为这部粗糙甚至简陋的片子大段题词，徐惟成同志专门主持召开座谈会，《人民日报》等各报刊热烈推介，今天的一部科普电视怎么可能闹出这样的动静？当年的中央电视台总共只有2个频道，但暑假期间反复播出这部系列片，今天中国的电视频道翻了几十倍，科技节目却几乎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确实是魔幻般增长了，但市场化、商品化的大潮也让我们的许多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迷失了。我认为目前的中国科普，特别是电视科普处于最低潮时期，尽管“习非成是”和“众枉难矫”，但我们应该尽快走出拜金主义和“全民娱乐”的歧路。

赵致真老师说：“一个民族如果患上维生素S(Science)缺乏症，这个民族的整个肌体将失去健康。”所以在当今社会进行科普知识的普及变得十分重要，我们的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和屈辱，今天刚过上几天好日子，如果就此玩物丧志，失去了进取精神，沉溺于浮华享乐之中，在充满变数的国际竞争中将是非常危险的。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普电视已经不在一个层面和数量级上，和巴西、韩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科普电视也明显落后了。国民素质是不会凭空提高的，除了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不应该再让一代人天天用“声色犬马”当“神主食”，看着粗说俗笑，以肉麻为快乐的电视节目长大成人。我们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颁布了“科普法”，制定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应该是非常清醒的。问题在于往往“行不践言”，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保障。但愿这种令人忧虑的状况尽快得到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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