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一词在中国现身，应与唐三藏西天取经有关。玄奘取得佛经回国，带领诸弟子翻译佛经，可谓皓首穷经。“支那”为梵文，和尚翻译佛家经典，译为中文，取其音译，是为“支那”。

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之三《师资之道》中即曾使用过“支那”一词，其文曰：“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不过，从当时的有关记载来看，该词恐怕是多少带点尊称中国的褒义在内。事实上，“支那”一词本事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

“支那”在日本的流布，亦与佛家有关。彼时唐朝甚是强大，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让尚处蛮昧之境的流球诸国甚是敬仰，多次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那是真是一个盛世，海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甚为繁荣，大唐所具有的如佛的胸怀，自信力和豪迈，令后人惭愧。彼时有那么一个小和尚法号净海亦随遣唐使来到中国，刻苦学习佛经经典。待得学成归国，将所学佛经译为日文，佛经中的“支那”一词于是传播到日本。１１０６年版的《东大寺要录》一书中就有此词，《今昔物语》中也有“支那国”之称。当时此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一般人并不知晓。从古时到明治中叶，日本人通常都称中国为唐，大体表明了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长期不断的仰慕心理极其所受的深远影响。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据日本学者藤惠秀研究，这种做法直接受到新井白石所著的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的影响。1713年，新井奉江户幕府之命，查询罗马的漂流者史多提，由此了解到不少世界情势，因作《采览异言》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从史多提出听来的关于China 的读音，标以片假名，并在左下角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此举遂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

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 野心。1888年，它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顾惠，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 Morokoshi\Kara, 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等，直接俄辱骂中国人，以致首批13名官费留日学生中，有４名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落后挨打、倍受欺辱的国际地位的标志之一。

可悲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对这些词的歧华含义竟不甚了解，甚至人云亦云，盲目跟着使用。 这种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的开端，从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起。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经常用“支那”一词，曾经还使用过“支那少年”的笔名。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维新人士，也常用此词来自称中国。

20世纪初年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风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均见其芳踪。1905年，黄兴等人创办的一个极为著名的刊物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书籍之名中出现此词的也很多，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全书》《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等。其中最后一本，编译者署名为“支那少年”，由“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1904年，连一向不愿轻易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戊戌至辛亥时期，中国趋新人士爱用“支那”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大体不出一下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一则与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国号有直接关系；二则起因于“中国”二字似有盲目自大之嫌，为追求文明应世者所不喜；三则因流行的“大清国”之名既不足以涵括清朝以前的中国，更为不满和失望于清王朝之人特别是革命党人所摒弃；四则直接因袭日本之称，以为“支那乃西方国家称呼中国之China 的译音词，用之不仅心安理得，且不无开化时髦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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