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读鲁迅全集，忽想起“支那”一词，竟不知何意。于是一番钩沉，是为记

———　题记

“支那”一词，对于稍有历史和文学知识的人来说，倘或并不陌生。而其确切之意义以及渊源，想来大多也如我般，不甚了了。这正如生活的经验，许多事/知识，因为习得的缘故，自以为知，确切地考查去，又渺茫了。原来，向来没弄明白。往往自以为通的，其实是未通的。自以为识字了，其实也是未识的。或正如鲁迅所言“人生识字糊涂始”罢。

Cina，中译支那、脂那或至那，这个名称最初见于梵文，其出现年代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或者更早，是古代印度地区对中国的称呼，有“智慧”之意。古印度两大史诗《魔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都曾以ｃｉｎａ来指称中国。同时印度还称中国为ｃｉｎｉｓｔｈａｎａ，波斯文也称中国为Ｃｉｎ和Ｃｉｎｉｓｔａｎ。而求之声类，古代西方世界对中国名称的认识，也多由此演化而来；希伯来文Sinim，希腊文Sinae，Seres，以及英文Chi—na，均由Cina一词节节转译。近代日本亦称中国为支那，但日言“支那”非梵文“支那”意，猥亵地含有歧视和侮辱我中华之恶毒意。

“支那”一词，经德人雅各比(H．Jacobi)在《懦胝厘耶书中有关文化史语言史文学史的资料》中考证，最早见于侨胝厘耶(Kautilya，或译考底里亚)所著《政事论》(Atthasastra)。乔胝厘耶是公元前320年至前315年间即位的孔雀王朝月护大王(Candragupta)的大臣。《政事论》关于支那的记载：Kauseyamcinapattascacinabhumijah(侨奢耶和产生在脂那的成捆的丝)，据季羡林先生《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cinapatta”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cina，就是‘脂那’、‘支那’；另一个是patta，意思是‘带’、‘条’，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支那’成捆的丝”。又，《政事论》同章79又言及cinasi的skin(织皮)，色为红黑或黑而带白。另据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乔胝厘耶书中还说到“支那(cina)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

关于“支那”出于梵文，指称中国，全球学者均无异议。而对于“支那”的来源，或曰为支那”具体意指何处，则分歧大焉。梳理来，大约有以下几种：１、“支那”指秦说，为秦的译音相符；2、“支那”指“荆”说。荆之地理位置可支持此学说；3、支那为秦之蜀地说。无论持何种说，笔者认为，都必须解决“支那”来源所涉及到的几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既然支那一词，最早现于公元前三百年的《政事论》，则支那之称谓须符合此时间之要求。也即时间上要契合。

第二，既然支那一词出于印度，彼时“支那”和印度有何种关系？或曰：“支那”一词传播到印度去当有地缘的关系，此地缘关系符合者为何处？也即地域上要符合。

第三，据《政事论》记载：“支那(cina)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可知支那一词的传播是通过经济贸易由商贾流布的，彼时产盛产丝织品的为何地？也即交通路线和物产的支持。

第四，该地在古语中的发音当同于“支那”。

第五，尚需出土文物之佐证。

综上，符合此条件者必须满足下列条件：在公元前四世纪之时，国力鼎盛，文化发达，商业繁荣，物产丰富，盛产丝织品，地缘上接近印度，有通往印度的商贸路线，有发达的商业贸易，该地古语读音同支那。符合此几者者，必为支那之所指。

从时间、地域、经济、交通、物产、语音以及出土考古文物佐证等诸方面，经过多方钩沉，笔者同意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的考证结论:支那是指当时古蜀国之都“成都”，简称“成”。先从地缘政治和物产上来说，季羡林先生曾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的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通过缅甸又输入印度的丝的来源地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而ci_napatta就是成都丝，cina就是成(都)的对音。至今，我们仍知“蜀绣”。

从语音上来说，成都这座城市的得名很早，由来甚古。有学者认为，早在商代就已有成都之名，“成”这个字来源于商代成都宫殿和民居的木结构建筑形式。《山海经》中已出现成都这个名称。从考古资料上看，至少在春秋中叶，成都名称已经出现。四川荥经曾家沟发掘的春秋时期土坑墓内出土的漆器上，刻画着“成”、“成草”的铭文。《广雅·释言》：“草，造也。”成草即“成”这个地方所生产制造。成，即成都的省称。先秦地名多有省称现象、漆文、印文和陶文尤多地名省称，至秦汉亦然。成都省称为成，汉代亦然。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和三号汉墓以及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出土文、景之际的大批漆器上，刻有“成市草(造)”、“成市饱(郊)”、“成市口”、“成市”、“北市口”等文字。制地为成都。“成市”即“成都市”的省称，不仅与《华阳国志·蜀志》所记汉代“成都市”名称相符，而且与战国秦汉屡见于中国各地的封泥印文和陶器文字上的“某市”省称者完全一致，也从历史文化传统上证实先秦的“成”确为成都的省称。

“成”这个字，或以为上古音韵当人耕部禅纽，但这是从北方语言的角度来考虑的，南方语言则与此有较大出入。成，其声母北方话发舌音，人禅纽，但南方话则发齿音，入从纽；其韵母北方话发后鼻音，人耕部，南方话则发前鼻音，人真部。因此按南方语音，成字不当人耕部禅纽，而应入真部从纽。在先秦古音里，成字的读音与秦字的读音(从母真部)是一样的，可以说没有什么区别。梵语里的cina，据B·劳费尔研究，在古伊朗语里的相对字是Cina，波斯语里称中国的字如Cin，Cinistan，Cinastan，中古波斯语称中国的字如Cen、Cenastan，亚美尼亚语的Cen-k，Cenastan，Cenbakur(“中国皇帝”)、Cenazneay(“开始于中国”)、Cenik(“中国的”)，粟特语的Cyn-stn(Cinastfin)，“费尔瓦尔丁(神)赞美诗”里的Saini和帕拉菲语古经《创世记》里的Sini，当头C和S并用恰恰等于希腊语里的对似语Y,ivai和0ivai(=Cinai)……这些都说明了成指古音与支那同，可见“支那”之为“成”之无异也。

古蜀之文化在商代就与印度展开了早期的文化交流，《政事论》中的丝、邛杖、皮革等货物，早已经由商贾通牦牛古道和五尺道越南中（主要指今云南境内）而后出境运至印度，进行贸易。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华夏之物，只有蜀布。当代在曾是古蜀国地域上挖掘出土的文物，大多带有南亚和印度文化的印迹，这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说明了蜀国与印度关系之密切，文化经济之间的相互往来与影响。

（注：有关摘引自段渝《支那名称起源之再研究——论支那名称本源于蜀之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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