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先生关于图书馆的三篇论述所言问题大致是存在的：第一，文章的证据偏于历史，但现状仍然不容乐观，只是不至于开放前那么变态；第二，大型图书馆的服务已经有所改进，图书馆员对于读者基本上是尊重的，至少对所谓专家、教授是尊重的；第三，图书馆经费的紧缺是众所周知的了，至于经费的滥用乃至收受回扣，也有确凿证据，且为数不少；第四，图书馆种种问题，受制于更大的力量，即我们说滥了的“体制”。

关于图书馆采购收书有禁制一事，大家心知肚明，正是体制问题，我有切身体会：第一，我们有种种禁书，有些所禁并非淫秽问题，亦非挑动宗教民族矛盾，只是缘于思想不定于一端，所谓异端也；第二，有种种禁止进口图书，有“诬蔑”之嫌也。举例说明：前者有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因人而禁；后者有BIBF禁展图书，可笑的是某些科技医学类外文原版图书，因沾中国的光，只好撤出，更有某衙门通知各图书公司，禁止进口某某图书，如关于毛泽东的一本传记，表面上是为尊者讳，实者为真相讳，至少为部分真相讳。

关于图书馆学分类一事，确有问题：马列主义，实为哲学和社会思想之一，与其他诸种社会思潮相比，学术地位并无特别。若说重要性，大概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英国的洛克、美国的联邦党人等等著作也不至于无足轻重；其导致的社会变迁也不能说比马列主义更差。这一置于首位的分类自然是有问题的。那么《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是否有能力改，或者现实中是否可行（重新分类会有大量文献需要回溯编目），则需另外讨论了。

关于阅读的限制，最有意思。比如，我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讲，全本《金瓶梅》必须处级以上干部（或副教授以上？）才能阅读。这是天大的怪事，假如《金瓶梅》能使人犯罪，那么此条规定表明够级别的人其下身才更稳固可靠，或者说更萎靡不振，真是诬蔑特权人士。

关于图书馆经费的使用，特别是资源建设一事，我想做一个连续项目，把我几年来的经历写下来，叫做“图书馆采购之怪现状”。

至于所谓“体制”问题者，我们不能说：我们说了也没用，我们改变不了。事在人为，能改变一分是一分；按连岳所言，“……我们就是体制。（改变）如果需要一百年，我们就花一百年。如果需要一千年，我们就花一千年。”

200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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