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小人：行为选择与人生定位

临水听琴

既然行为选择对人、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极为重要，那么，作为行为的主体——人，在有所行动前即不可不慎。我国古人在做重大事情如打仗等之前常常要占卜或斋戒沐浴，以求取天意，即是如此。

有一句俗语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原是比喻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实际也可以说是，只要有所行动，那么由行动就会导致相应的结果。

而人在行动时，同时也在完成自身品性的塑造。中国古代曾有性善、性恶以及性无善恶等多种说法，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强调“习”的重要性。

荀子主性恶，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并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则“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因此，荀子主张“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也就是以师法化之，礼义导之，然后才能使人性“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告子则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告子认为人性本无仁义，只有经过一番改造，在改造中形成仁义，就像将杞柳加工而成一些器具一样。

告子还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三字经》则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的主张。

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孔子的言论。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如果此处之“性”与孟子“性善”之“性”其意相同，那么孟子之言便成了问题。因此，宋代理学家程子说：“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人一生下来，就或者性善，或者性恶，这无疑属于先验论。其实，一生下来，赤条条来，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人都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之所以最后结果不一样，那便是后来环境所致了。

性相近，习相远。习，简体字，繁体字“習”，意为鸟练翅。鸟不断地练翅而终于可以飞行。因不断重复，所以后又有习惯之意。鸟通过习而飞向蓝天，人通过习而走向社会。但是，鸟所习者，练翅而已，纯属本能。人类社会却有因人类发展而积累起来的文化，其中有善的东西，也有恶的东西。由此，人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由此而使得人与人之间有了差别。

善和恶是从人性归纳出来的两种对立范畴，与此对应，则有为善之人，即君子；也有作恶之人，即小人。

君子最初用于泛称贵族男子，如《诗经》即有“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之诗句。后用于指称受人尊敬的、有才德的人。

既然君子是指有才德的人，那么，德如何达致呢？东汉荀悦在所著《申鉴》中说：“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贞，二曰达，三曰志。贞以为质，达以行之，志以成之。”人要立德，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忠贞不移、通达事理、意志坚定。忠贞不移是品质，通达事理为行为，有品有行兼之意志坚定，终能成就大事。这样的人，荀悦才感叹称之“君子哉”。

孔子则强调“仁”。其弟子颜渊问他关于“仁”之事，他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为仁应当从自己做起，因为仁就是克己复礼，也就是克制自己，依礼行事。一个人一旦做到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简明地说，就是天下之人皆称其为仁人。

仁在孔子心目中极为重要，因此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仁，《说文解字》释为“亲也，从人二”。一个人不可能有“亲”的关系。只有两个人以上才能“亲”得起来。也就是说，仁应当是关于人际关系的准则，像礼一样，同样用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礼不一样的是，仁更是一种内在的品质。

对于富贵，人人都希望得到；对于贫贱，人人皆躲之唯恐不及。但对于富贵，如非以正当之法得到，君子就不会接受；而对于贫贱，不以正当之法抛弃，君子也不会摆脱。君子必须行仁，离开了仁，君子怎样成就其名呢？因此，君子哪怕在只有一顿饭的功夫里也不会违离仁义，而在匆忙急遽之际，倾覆流离之时，也同样如此。仁是君子必备之品质。

君子以仁为本，在形象上当是文质彬彬。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野者，乡野之人，多鄙略；史者，史官，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也。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貌。文和质不可以相胜，质胜者当习以文，文胜者当补以质。朴实而有教养，浑然一体，这才是君子。

一个朴实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兼之仁义为本，品德高尚，这样就会“不忧不惧”。没有什么事叫他心烦意乱，也没有什么事让他惊疑恐惧。君子行得直、坐得正。

与君子相对，小人是指品质不好、行为不正之人。其原义一般用指地位低微如仆隶之辈，这样一些人即使在孔子看来，大概也有些难与相得，故言“惟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小人由于地位低微，一般没受过什么教育，且往往品行不正，故后来升级，成为君子的对立面，指称所有品行不正之人。

君子与小人的最大区别是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义者，理之所宜；利者，人之所欲。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正因为深为明白，所以才那么喜欢。君子所喜欢明白的是义，而小人所明白喜欢的则是利，所谓“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一般说来，君子对自己要求严格，也就是“克己”，以礼自持，仁义为本。而小人则严于要求别人，而并不怎样要求自己。因而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对于君子和小人，孔子还就一些问题将两者作过对比，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君子与人交往，小人也同样要与人交往。但君子以义所在而团结别人，小人则以利所在而与人勾结。同样因为义，君子不阿比，而小人则为利起不仁之义。因仁义为怀，君子安舒而不矜肆，而小人逞欲，则骄纵莫名。无论对人还是对己，君子小人皆极为不同。汉代的扬雄在《法言》中总结道：“君子忠人，况己乎？小人欺己，况人乎？”

君子因为重仁义，故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有所为者，做对世人有用之事，成人之美。有所不为者，不做违背仁义之事。这样，君子极有可能因此而穷困。这种现象实际上在今天也很普遍。坚持正义，抵制不义，这无疑是一种美德。一般说来，君子穷困而不潦倒，王勃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孔子则简单地概括为“君子固穷”。固穷者，固守其穷。君子“当行则行，无所顾虑。处困而亨，无所怨悔”（朱熹《四书集句章注》）。也就是说，君子处于困境而照样固守不滥，无怨无悔。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因为所谋者、所忧者在道，故能固穷，故能在“时诎”之际诎之，也就是在时势要求屈伸之时屈伸。时机到来之后，则谋求发展。荀子所谓“君子时诎而诎，时伸则伸也”。

君子穷，谋道不谋食。子曰：“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耕所以谋食，而未必得食。学所以谋道，而禄在其中。然其学也，忧不得乎道而已，非为忧贫而求禄（朱熹《四书集句章注》）

但是，小人们却不能穷。他们一穷就麻烦了，因为他们眼中只有利。利之所在，敢做敢为，无所不为。假酒敢售，因为自己不会喝之而中毒；假药敢卖，因为是别人吃药而自己赚钱；国家利益也敢于出卖，只要自己居有宽敞之楼房，行有豪华之跑车，衣有高级之名牌，食有山珍并海味就行。这样的官吏，很早以前，民众也称其为“君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他们则视民众为“小人”。既是“小人”，在这些“君子”们看来，也就不屑一顾了，管他是死是活呢！

孔夫子不由感叹：“小人穷，斯滥矣。”

君子和小人，是据人类行为而抽象出来的两种极端人生类型，也是人生最基本之定位。这当然并非说不为君子即是小人。人类行为复杂，不可这么简单地非此即彼一刀两断。但所作所为，必然有好有坏，有善有恶，这就存在着一个向君子极和小人极两端分化的问题。君子，是人生之比较崇高的形态。我们可以视之为高尚的人类份子。小人，是人生之恶劣的形态。我们可以视之为低劣的人类份子。在这两极之间，则是形态各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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