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筯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告子下》）

以上是中华书局《四书章句集注》的标点法。朱熹以为，曾与增同，空为穷，乏为绝，拂则为戾，言使之所为不遂，多皆戾也。

有一次读到一篇文章，以为以上标点法错了：“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句当在“行拂”之间断句，即“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笔者引以为憾的是，该文乃多年前所读，已忘了是谁所写以及刊于何刊，故只好隐没创这一标点法之人的姓名，但深以之为然。因为按老式标点法，则一来苦、劳、饿、空乏之类文意紧凑，如长河波澜，滚滚向前，而至“拂乱”之前加一“行”字，则句势顿滞；二来“行”与后文“为”意犯重复，没有必要一出现于前，一应之于后；三来据朱子所释，“穷绝其身”也不太好理解。如按新式标点，则“空乏其身行”者，乃使其所行受阻之谓；“拂乱其所为”者，乃使其所为不遂之意。“乏”有耽误义。《庄子·天地》中说：“子往矣，无乏吾事。”另：《周礼·春官》称“大射，共三乏。”此之“乏”为古代行射礼者报靶人用来护身的器具，用皮革制成，《辞源》以为像小屏风，箭矢射到时力已减弱，故称乏。据此，则乏有力逐渐减弱之意。由此，则“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意为所行逐渐失去所行之初的信心，也就是说不如当初坚定，从而使所作所为弄得一团糟。而当此之时，“动心忍性”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只有此时“动心忍性”，才能增益其所不能。

所以孟子接着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孟子极为注重逆境对人的培养作用，或者说他认为逆境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关键。所以孟子举例道：“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也就是说，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人都出身不好，但他们这些人并没有在逆境中沉沦，而且正是逆境造就了他们。在逆境中，这些人心志为所苦、筋骨为所劳、体肤为所饿，身行为所空乏，所为为所拂乱，但他们终于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动心忍性，从而使自己具有更大的能力，能够担当“天”所降之大任。

人的一生有顺境，也有逆境。一帆风顺，步步坦途就是顺。但一帆风顺或一路顺风通常是一种祝愿，只是希望而通常难于成为现实。唯其难，所以才祝愿。而且这种祝愿一般用于出远门。可见，即便出远门，欲求一路平安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古代，有“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之说。《西游记》写唐僧求经西天，即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而人生实际上也就如同出远门，什么时候顺风、什么时候不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暂时歇下来，什么时候最终歇下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甚至也不清楚我们是如何一脚就迈上了征途。唯其不知，是以我们每迈出的一次就都是一种尝试，一种试探，或者借用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说法，就是证伪，不停地试错，而终希望走上坦途。

坦途或顺境对于个人来说极为难得，但却对人并没有多大的好处，特别是在人生之初的过于顺畅，将不利于一个人心智的健康发展。过于顺畅的一生将是平淡的一生。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之人，一般不知生活之艰难，常常难以有所成就，故有“从来纨袴少伟男”之说。

最为糟糕的是一生前半截过得顺畅，当后半截坎坷迭起的时候，就不知该如何应付了。在绮罗堆中长大的贾宝玉，最终之去处大概就是出家。

人所遭遇的坎坷以出现于人生之初为佳，且亦不能太过，否则只会使一株可能的参天大树在其成长过程中夭折。幼苗而能顶住风雨，则风雨不仅不为害，反使幼苗得受滋润，茁壮成长。人生不能没有逆境。最佳的人生常常是一个逆境方过，另一个逆境接踵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更使人感觉难于跨步，而一旦跨过，便是巨大的成功。逆境是人与命运的一种摩擦，摩擦越强烈，冒出的生命火花也就越绚丽。诸葛亮本一布衣，躬耕隆中，出而为刘备出谋划策，使刘备由依附荆州刘表转而拥有西蜀和荆州，奠定三国鼎立之势。诸葛亮在逆境中屡出奇计，使自己的智慧得以充分施展，从而使自己也成为智慧的象征。

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家的故事都表明了逆境的成才作用，所谓穷愁出诗人。杜甫一生坎坷，而特别到了安史之乱之际，颠沛流离，忧国居民，发而为诗，雄浑深沉。其时所作《三吏》、《三别》，被称诗史。诗与国家民族联系起来就自然要比吟咏个人情性更为出色，所以清人赵翼《题元遗山诗集》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为什么李后主的词读来那般动人？因为其间有一个国家的重量。而江郞为什么才尽？并不是有什么神人取走了其生花妙笔，而是在一种富足安宁的环境中，人心也生出了懒惰。才华就像平静的湖面，没有风急石荡，当然不会涌起波澜。

孟子甚至以为国家也像人一样需要逆境的考验。在逆境中，国家才能渐次强大，否则，内无法度之世臣、辅弼之贤士，外无敌国外患之类，“国恒亡”。这样的国会败亡，因为它像一潭死水一般，缺少与外界的交流，等待着的就必然是腐臭的命运。孟子说，正因为如此，“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不论是人还是国家，在逆境中则知奋起，在顺境中则贪安逸。奋起则必然生机勃勃，安逸则终至死气沉沉。

孔子周游列国，欲售其术，然而其道不行。孔子少年贫贱，中年困厄，而赞《易》、序《书》、删《诗》、笔削《春秋》，基本上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对中国古代的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等文献典籍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整理。司马迁《孔子世家》赞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事实上，司马迁也是一个处困境而不屈的人。他身受宫刑之奇耻大辱，感“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并以为“《诗》三面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因而作《史记》。

遭遇逆境，在逆境中不沉沦，终当有所作为。司马迁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富贵者，顺境中之人也；倜傥非常之人者，逆境中之人。富贵中人一生平安顺达，然虽时时顺遂，但从总体来看，一生黯淡无色，也可说是大不顺。逆境中人一生坎坷，少有平安之日，而回过头来，一生却极为值得品味，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生，也就可以说是大顺。

因此善视逆境，处逆而不惊，不沉沦，只当是上苍对自己的考验，从而“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当处于人生坦途，亦千万不可懒惰，贪图安逸之念一起，就只会使自己停步不前。当此之时，当高尚其志，确定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从而使顺境以不顺然而却有意义的方式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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