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评论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胡晓明馆长的文章，并且以他文中的一句话做了博文的题目“图书馆的魅力，还有一大半在图书馆人身上”，想起了影响老汉我本人专业选择的几个老图书馆员。

往往，我们对于一种职业的认识，来源于对几个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身上。当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老汉和其他知青一样急匆匆回家复习准备参加难得的高考。原本也想做个理工男，因为从小脑子里也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想法。但，文革中的高中阶段，我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学工学农上了，短短两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无奈，选择了文科。想子承父业，报个会计专业，做了一辈子银行工作的老爸坚决不同意；和其他人一样选择中文，还想学个考古，可老父亲一句“我们就不敢报个好一点的学校吗”，让我盲目地选择了P大。选择P大什么专业呢？在X大医院做医生的大姐建议选择图书馆学专业，理由就是你爱看书，学这个专业一辈子有书看；另一个就是她非常推崇X大图书馆两个老先生，无论找什么书都能找到，人称活字典（若干年后调入X大，才认识了这两位老先生：彭涤龙先生和王企羊先生）。于是，第一次知道还有一个图书馆学专业；于是，在当年仅有的三个志愿填报中第一个填写了P大图书馆学专业。后来，如愿以偿。

上大学后，不说学校图书馆多么让我们这些菜鸟感到震惊，不说那么多老师如何教我们从一张白纸向一个专业图书馆员转变，单说有两个老师的图书馆员职业精神深深感动了我，让我逐渐喜欢上了图书馆学专业。第一个老师，其实也是一个大学图书馆员，系资料室的赵凤仪老师。我们每一门专业课的老师在每个章节教学结束时，都会布置许多阅读文献目录，我是能始终坚持去系资料室把这些资料读完并且坚持笔记（做资料卡片）的几个学生之一。在这个过程中，赵老师给我提供了太多的帮助。每次我一进资料室，她好像已经提前与任课老师有过沟通，总能很快把我们需要读的书籍期刊摆放在我的面前。阅读中间，还能给我讲许多专业学习需要注意的事情，讲我们图书馆学系的历史和趣闻轶事，甚至从生活上给我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偌大的资料室，那么多专业资料，在赵老师的辛勤呵护下显得那么井井有条，成为系里老师和学生最爱去的地方，也成为老师做学问和我们学生专业学习最好的场所。很感激赵老师，后来听说她不幸辞世，我很难过。

还有一个老师，从另一所高校图书馆转行到我们系教我们《西文工具书》的邵献图老师。这是一门需要探索和开创的新课，没有教材，甚至没有参考资料。邵老师按类选择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工具书，扫描其目录和凡例，集中起来给我们做教材。我们必须先从读英文开始，然后再理会该工具书编辑思想和体例，最后通过查检实践掌握具体的检索方法。教学过程中，邵老师对西文工具书的博闻广记吸引了每一个同学，邵老师和蔼可亲的教学风范影响了每一个同学。而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竟然是邵老师那种特有的笑声。一遇到高兴的事情，邵老师总是爽朗地哈哈大笑。这没有什么特殊，特殊的是，邵老师的笑，表情总是那么爽朗，也做出的是“哈哈大笑”的姿态，可他发出的声音，不是那种“嘿嘿”的音，也是“哈哈”的音，但是一种憋到嗓子里的、低低的，让人听起来感到非常压抑的“哈哈”笑声。问起原因，邵老师告诉我们，这是在长期图书馆工作憋出来的习惯，为了不影响读者看书。天哪，这得需要多么大的毅力才能憋出这种笑声呢？当时，我们就想：这，或许就是图书馆员这个职业的特征吧。那时，还不懂得这就是职业精神的一种另样体现。

毕业后入职陕西省情报研究所，在资料室（后来改名为文献馆）做外文采访工作。为了尽快熟悉情报所文献服务工作所有环节，工作之余我主动去其他部门学习，有时也帮一些小忙。在外文检索阅览室，认识了齐恩浩老先生。齐老师毕业于老燕京大学，本来学的是经济，后来辗转来到情报所负责咨询服务工作。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没有齐老师找不到的资料。老先生不仅仅是给读者找出某种书或某种期刊，而是能找到具体的文献，无论是期刊论文、会议录还是专利。通过和齐老先生打交道，让我知道了一个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要想成为一个通用型的图书情报工作人员，还需要学习太多太多的学科知识。我也才知道了，为什么有人把图书馆学专家称之为“杂家”。

真的，有人喜欢去图书馆是为了那里非常适合读书的空间，有人喜欢去图书馆是为了那么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源，而有人愿意去图书馆，就是愿意与某个图书馆员交流、从他或她的身上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老汉我是一名图书馆学教师，但我也曾有过图书馆员的工作经历。在我的图书馆学专业学习和工作经历中，正是在以上各位普通图书馆员的影响和通化下，才一步一步接受、喜欢、热爱上了图书馆学专业，热爱上了图书馆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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