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在《正义论》开头就说，“不正义的制度必须要推翻”。在人类社会，一项公共事务能否办好，主要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图书馆事业就如此。在我刚参加图书馆工作时，就不自量力地考虑“如何办好图书馆事业”的问题。一开始，觉得“图书馆知识最重要”，所以我拼命地学习图书馆学知识。后来，又觉得“图书馆观念最重要”，于是我又开始思考观念问题。再后来，又觉得“知识组织最重要”，于是我又专攻知识组织问题。在思考知识组织问题时，无意中又发现“知识自由最重要”（其实这是个图书馆理念问题）。当我从学校图书馆调入公共图书馆工作之后，尤其是因工作需要频繁接触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之后，我的想法又变了——办好公共图书馆事业，政府的制度安排是关键。到了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茅塞顿开。此前，由于专业背景的缘故，我所学习和喜欢的制度经济学知识和公共物品理论，给了我莫大的知识支撑。于是我迅速转入到图书馆制度研究。

上述我的思想历程，说明了什么？我之所以重视图书馆制度研究，是我的理论思考和长期实践碰撞之后切身体会的产物。然而，我知道，国人不大擅长研究制度，尤其是图书馆人更不擅长研究制度（普遍缺乏所需要的知识基础），而擅长研究“技术”问题。正如程焕文所说，中国图书馆界从不缺少技术能手。如果不信，你随便拿起目前国内发行的图书馆学专业刊物，看一看，几乎都是技术性问题（包括管理技术问题）的论文，而且越来越如此，甚至现在的《中国图书馆学报》也如此。我这里有一个典型案例：前两年，我曾经给某刊物投去有关“图书馆治理”方面的论文，该刊主管编辑建议我说，能否把“治理”一词改成“管理”一词，我说“不可以”。嗨，怎么能用“管理”取代“治理”呢？“管理”和“治理”完全是两回事——“管理”难免有“管制”的含义，是“权力本位”的概念；而“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协商的自治导向的过程，是“权利本位”的概念。

权利本位的图书馆治理，当然要追求“理事会管理制度”和“行业管理制度”。因此我也写过这方面的几篇文章。但无甚反映。这就是“图书馆人不擅长研究制度”或缺乏制度意识、缺乏治理意识的表现之一。国内图书馆界，似乎对“图书馆法治”认同度较高。其实，图书馆法治问题就是图书馆制度问题，但图书馆制度要比图书馆法治更宽泛。

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事业为什么先进？其实是两方面结合的产物——经济实力+制度合理。如果这两者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其结果必然是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有了经济实力却制度不合理，就不可能带来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发展。试想，我国图书馆事业整体落后，是单单“缺钱”的缘故吗？如果制度不合理，有钱也不给你！

政府是不愿意给图书馆钱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人也是经济人（按照布坎南的说法）。给图书馆钱，图书馆拿什么“回报”人家？

我们天天喊改革。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改革的实质就是制度改革。那么，中国的图书馆制度如何改革？这就是中国图书馆的最大现实问题，也就是最需要研究的问题。总之，中国的图书馆制度研究，还远远不够，可研究的还很多很多。你研究去吧。反正我是没能力再研究下去了。希望你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衷心祝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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