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清明节我回故乡扫墓，遇见一位在中学当政治教师的高中同学。酒过三巡，忆少年游，有泪如倾；说起工作，他精神一振，说他去年接了一个如烫手山芋的落后班级，经其整治，大半年下来，此班无论成绩还是风习都大有改善，已经不亚于先进班级，校长正令他这个班主任将治理经验形诸文字，推及全校乃至全县。问他的良策，答：将全班学生，五五一组，在校期间，相互监督，但凡同组者犯错作恶，一律记上日记本，这日记本，除了该生，只有班主任有审阅之权，故不用担心被所监督的同学打击报复；每月，测评一次，大错扣五到十分，小错扣一到三分，每人都有一个基础分，扣完后，则为负分，负分就得受罚，甚至会牵连父母，到校接受训诫等。

我一面聆听，一面惊诧，听到最后，不觉目瞪口呆。同学不解其意，问我：你常给媒体写文章，善于制造噱头，我这一手，该叫什么名目呢？我不假思索，答：道德档案。话一出口，心中却怅然若失。

道德档案并非新鲜的说法，前不久却沉渣泛起，似憧憧魔影，笼罩于我的脑神经，一遇刺激，便不由分说冲出了我的口腔。它的光荣复兴，起因于一位政协委员的提案：“我觉得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每个人都要"知耻"。”

不是说，道德不能建档案，依提案者的思维，这世间一切，大抵都可以档案化管理，其要目之一，就是实名制。购菜刀要实名制，上微博要实名制，买避孕药要实名制，估计过不了多久，夫妻做爱，都得政府审批，做完后，再上报归档。问题在于，道德档案，由谁来建呢，依提案者之言，“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从这个“给”字，再结合中国的档案政治，可知你我的道德档案，还得由全能的政府来建。

如此，悖谬出现了。道德的本质是自律，政府一插手，就成了他律；道德属于私域，政府一涉足，私权就被公权所侵占。最终，那一份道德档案，必将无关道德，而关乎谎言，关乎思想控制，关乎人性的污秽。

其实，古代中国倒不乏近似于道德档案的事物。建立者自然不是政府，而是民众。其一名曰“功过格”，即将善书分列功格、过格两项，并用正负数字标示，待到夜半三省其身之际，对每天的行为进行打分，善行为正，恶行为负，只记其数，不记其事，每月一小计，每年一大计，功过相抵，得出分数，月月之间，年年之间，分数沉浮，可为立德行的参照——我怀疑，我的高中同学的治班之术，灵感即源于此。

还有一种，是写日记，将每日所思所想，所行所往，一一录下，然后反躬自省。最好玩的是李塨，他恭谨到了什么程度呢，连与妻子做爱一次，都要写入日记。我们经常谈论的是曾国藩，他的日记，简直就是一部道德档案，如：“本日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都检点过不出来，自治之疏甚矣！”有时他连梦中之事都要进行自我批判：“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我抄这些，只想说明一点，道德档案最大的要义，以及道德的限度，正在于自律。自省、慎独等，都是传统的美行，今人不该扬弃。然而，一旦打破了自律的界限，道德档案则可能恶化为迫害与杀戮的利器。不论档案的建设权，是在他人手里，还是在政府手里，其实质并无二致。

今日之国人，谁不承负档案之重呢，这档案，虽不完全是道德档案，却庶几近之。我们这代人所接受的道德教育，更是深得道德档案及其治理术的精髓。譬如从小学开始，“五讲四美三热爱”的考评，与期末成绩单的红字，常令我们精神失禁。有一回我看电视，似是相亲节目，光头主持人问台上花枝招展的美女，“四美”指什么，彼女不加思量，答：美丽。台下哄堂大笑，我却愿意宽容她的错误。我宁可看见一个贪图美丽的空心花瓶，却不愿看见一个被“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苦心雕琢的道德花瓶。

（作者系资深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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