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华

在未来学诸贤中，奈斯比特是少见的聪明人。自从《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走红以后，他就把各种“趋势”做得风生水起，而且形成了一个团队，至今依然乐此不疲。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1929年出生于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名为格伦伍德（Glenwood）的摩门教部落。这个部落居住环境闭塞，四周群山环绕，部落成员大都有着七拐八弯的亲戚关系，浓厚的宗教氛围主宰着生活，摩门教规就是一切。奈斯比特的家境并不好，如果服从命运的安排，他将会成为一名摩门教传教士。

对于憧憬未来的少年来说，越是闭塞的环境，越会激发起探索外部世界的幻想。奈斯比特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基础教育，高中四年他只读了一年。17岁的奈斯比特，受到海军征兵宣传“周游世界”的诱惑，于1946年辍学入伍，开始了自己远离家乡的独立人生。海军陆战队的服役经历，使他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退伍后，他考上了犹他大学，学习生物化学专业。由于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他只能迎头赶上，用自己的苦读补课。显然，奈斯比特有着别人所没有的长处。在犹他大学，他曾经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展示过“激情岁月”的风采。此后，他又上了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在哈佛和康奈尔时，奈斯比特参加了由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和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主编、经典著作基金会（Great books foundation）资助的《西方名著入门》（Great Books of Western World）编辑工作。也许，参与这套囊括西方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研究经典的大型百科全书编辑，真正打开了奈斯比特的眼界（该书至今仍然是西方的经典教材，中国的商务印书馆有9卷本汉译本）。

大学时期，奈斯比特“不务正业”，虽然学的是生物化学，却热衷于文学和写作，以课余发文为乐，打下了很好的文字基础。毕业后，奈斯比特先就职于柯达公司，从事文书工作。据他自己说，在他24岁那年就当上了柯达董事局主席的秘书。因为当时给董事局写报告的人病了，奈斯比特替代生病的职员，为董事局写了一份很漂亮的报告，由此而得到了重用。按照奈斯比特的自述，他在公司曾经干过3年。25岁时，就投身政治，竞选国会议员。他的这些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按照其经历来看，他的回忆在具体年份和时间上有待考证。

从奈斯比特立志从政起，他的不断奋斗终于取得了成功，终于进入了华盛顿。肯尼迪总统时期，他当上了教育部的部长助理。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奈斯比特改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助理。1964年，约翰逊总统发起了“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宏伟计划，向国会提出有关教育、医疗、环保、住房、反贫困、民权等方面的83个特别立法建议，展开了当时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改革。到1965年，约翰逊总统请奈斯比特调研这些立法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但是，奈斯比特似乎无法胜任这一任务。据奈斯比特自己说，当时的他根本看不清美国的现状，更谈不上研究这些立法对美国社会的将来有何影响，另外，他也对约翰逊坚持要打赢越南战争的狂热想法不满，于是，奈斯比特离开白宫，到IBM任职，成为汤姆·沃森（Thomas Watson）的助理。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动荡的年代，底特律街头的骚乱对美国人的冲击，不亚于越南丛林的血腥造成的震撼。人人不满现状，人人憧憬未来，人人都在迷茫中左顾右盼。乃斯比特也在不安和躁动中寻找着自己的定位。他在阅读报纸时产生了一个念头——广泛阅读各种地方报纸，综合各种报纸的信息，就可以对城市和国家的新趋势有更好地判断。肯定有人愿意为这样的信息付费。于是，他于1967年从IBM辞职，开办了自己的都市研究公司（Urban Research Corporation）。这个公司的运行方法很简单：阅读160份地方报纸，把报纸上的信息分类、整理、归纳，进而给出判断。以这些剪报信息为基准，创办了一份名为《城市危机监测》（Urban Crisis Monitor）的周刊。此后，奈斯比特就靠这份周刊为生。

奈斯比特认为，他创造的这种“内容分析”式读报方式，可以看到记者和编辑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记者写稿时，只是从自己的发稿需要和民众关注出发，很少考虑到“新闻洞”（新闻之间相互关联形成的结构洞）的规则，而通过综合阅读和分析，就能做出记者无法做出的趋势判断。奈斯比特这一方法取得了成功，经过十二年的积累，奈斯比特的生意越做越大，阅读地方报纸的范围扩大到6000种，在周刊的基础上，创办了美国全国性的季刊《趋势报告》和四份地区性的报告《加州趋势报告》、《落基山趋势报告》、《中西部趋势报告》和《佛罗里达趋势报告》。每年为客户举行三次研讨会，并在一些知名大公司中形成了固定客户。

正是这样的积累，使奈斯比特在1982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大趋势》（Megatrends：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这本书把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概括为十大方面：1.我们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中，未来的经济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2.我们正走向高技术和高情感的互补互动，这二者看起来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但不要忘了，人类的每一种新技术，都会孕育并催生出起补偿作用的反应；3.我们正在走向全球化，孤立并自给自足的经济不复存在，美国也很快就不再是世界工业的领袖；4.我们的社会正在进行结构变革，由追求短期目标和短期回报，变为追求长期可持续发展；5.在下层，我们可以重新发现追求创新和成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自下向上的；6.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由向组织求助转向自助；7.信息的即时分享导致代议制民主已经过时；8.等级官僚制已经过时，将被非正式的网络取代；9.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离开东北部老工业城市，迁往南方和西部（简称“由北向南”）；10.我们从一个选择有限、非此即彼的社会迈向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这十大趋势，对个人、社会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影响。例如，在企业经营中，小企业会打败大公司，分权经营会打败官僚作风，真正的全球化公司肯定是分权化的公司。

《大趋势》给奈斯比特带来了巨大的声望，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发行量在千万册上下（不计中国的发行量，因为奈斯比特在中国没有得到版税）。他本人也被誉为杰出的未来学家。不过，奈斯比特很不喜欢未来学家这个头衔。他自己说：“我们不研究未来，我不知道什么是研究未来。几十年来，不断有人给我贴上这样的标签，这实在让我有点尴尬。我不是喜欢对未来给出答案的巫师。我只是研究不同国家和人民，思考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做什么，结果会是什么。”他强调，他研究的实际上是现实，“认识现在是最好的预见未来的方法”。奈斯比特绝不做那种猜测式预言，绝不回答“中国经济何时赶上美国”式的蠢问题，而追求言必有据，从而使他的预言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在《大趋势》取得成功后，奈斯比特扩大战果，组建了奈斯比特团队以及相应的研究机构，他本人也在吉隆坡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兼职，在中国的多所高校当客座教授，并领导着他的团队开始“攒书”。针对美国的，有《影响未来的十大趋势》（1986年）、《90年代的挑战：重新创造公司》、《2000年大趋势：90年代十大新趋向》、《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等。仅仅和中国有关的，就陆续出版了《亚洲大趋势》、《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等书。

关于《中国大趋势》一书，奈斯比特一如既往，采用从媒体资料中归纳分析的方式。或许奈斯比特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够，所以他丝毫不提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的差别，立足于报纸的信息归纳，使他的观点带有浓厚的中国官方色彩。平心而论，奈斯比特对中国的了解，要比其他外国学者多得多。1967年，奈斯比特就访问过台湾，这是他同中国的最早接触。后来，他开始与中国大陆来往。1979年，奈斯比特就见过访美时的邓小平，1996年，他又在北京与江泽民进行过私人会谈，据他说，江泽民在会见中希望他来写“中国故事”，并承诺给他所要的支持。但当时他并没有开始写，11年后，中国官员又找到他，重提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于是，奈斯比特与他的夫人多丽丝完成了这本中国官方委托的书。奈斯比特与中国的接触十分密切，几十年来，他共访问中国上百次。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毕竟同官方打交道多，同民间联系少。比如，在天津，就是由当时的天津市长戴相龙建议，在天津财经大学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在滨海新区买房子，建立了在中国的新家。这些经历，使他的《中国大趋势》难免倾向于官方解释。

在奈斯比特的写作出版过程中，他遇到了第三任妻子奥地利人多丽丝。多丽丝是一位德语出版社负责人，“漂亮，聪明，很多建议很有新意”，在出版《亚洲大趋势》德语版时与奈斯比特结识，两人坠入爱河。2000年，年逾七旬的乃斯比特与多丽丝各自离婚走在了一起。此后十年，奈斯比特基本上居住在维也纳，在阿尔卑斯山有座湖畔的房子。到了中国就住在天津的新家。在北京，他出席他的新书发布会；在央视，他录制过“对话”节目；在西藏，他接受国务院新闻办的安排去考察。中国的记者采访他时，他直言不讳地提出“我想见胡锦涛主席”。尽管奈斯比特在理解中国官方特殊术语（如五讲四美三热爱或者四大基础工程之类）还有一定困难，但是，凭着他对中国的热情，凭着官方对他的支持，他还有可能写出关于中国的新书。

在《大趋势》以后出版的多种书籍中，同《亚洲大趋势》和《中国大趋势》相比，奈斯比特2006年出版的《定见》（Mind Set! Reset Your Thinking and See the Future）一书，对于了解他的思想更加重要。如果说，《大趋势》反映出奈斯比特对未来的预见，那么，《定见》则说明了奈斯比特做出预见的方法和路径。在《定见》中，他特别强调思维方法的重要性。“对于一个拿着锤子的小男孩来说，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可以敲打的钉子。”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取决于你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奈斯比特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归纳为11种定见：1.变化中的大部分事物都有章可循。人们在大肆宣扬变化，夸大变化带来的冲击，实际上，对变化的担心更多的来自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阳光下并无新鲜事”，大部分事物是稳定的。2.未来隐藏于现实之中。发现未来需要立足大地，而不是仰望天空。现实信息中包含着未来的蛛丝马迹。3.要关注统计数据。不要被虚假的信息和“大话”所蒙蔽，尤其是不要用自己想要的结论来扭曲事实，在信息的准确性和相关性中寻找真相。4.尽情想象，错又何妨。如果追求完美，就会造成思维局限，允许出错，就可以放开思维。正因为打破了医疗同行的“常识”，两位澳大利亚医生才发现了胃溃疡的罪魁祸首不是工作压力和抽烟喝酒，而是幽门螺旋杆菌。5.未来不过是一幅拼图。现实中的各种事实都是通向未来图画中的某个片段，真正的预见未来的智慧，蕴藏于你把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片段拼接出了一幅别人未能看出的图画。6.愿景不要太超前于时代。领导人要比部下看得更远，但又不能超出部下的视线，信号的发送者和信号的接受者必须处于同一个频率之内。7.变革必须让人们能够看到变革的好处。只有脚下的东西有足够价值时你才会弯腰，如果变革不能给人们带来利益，那么遭到抵制就是理所当然。8.变化是需要时间的。蒸汽机并不是瓦特发明的，而是瓦特之前很早由纽科门发明的，瓦特不过是改进了它。世界上的各种变化，往往比人们预期的慢。大多数变化的发生来自于演化而不是革命。9.成功靠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利用机会。所谓解决问题，从另一角度讲就是因循守旧，而利用机会则可以产生变革，寻找机会才能成就事业。10.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在信息时代，放弃比追求更重要。以藏书为例，在增添新书的同时放弃旧书，才能使藏书的质量和相关性稳定提高。11.科技始终来源于人性。科技只有在与人们的需要和人性达到平衡时，才能推动世界的进步。每项新技术都会产生效应，人们必须考虑科技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吻合程度。根据这11种定见，奈斯比特分析了世界经济和人类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展望了欧洲和中国的未来，给人类描绘出了一幅即将面对的新图景。

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看，奈斯比特的预测是否准确并不重要，他的思维方法对人们的启发更重要。这正是《定见》一书的价值所在。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1年柒月号

原文连接：http://wenruiliu.blog.163.com/blog/static/24285622201171293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