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著作汇编，它以《春秋公羊传》为依托，阐释了董仲舒的治国思想。史载董仲舒有文章123篇，另有解释《春秋》的文章数十篇，现存《春秋繁露》为82篇，其中还有不少阙文和错讹遗漏。从宋代以来，关于《春秋繁露》的真伪和篇目多有争论，但其总体上能代表董仲舒的观点。《四库提要》称：“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于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繁露”之名不可解，后人推测指旒冕上类似于流苏样子的悬玉，董仲舒的著作以此为名，是指他对《春秋》的演绎发挥。他认为，正是从《春秋》字里行间读出来的微言大义，可以作为西汉王朝的治理准则。董仲舒用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在管理思想方面最重要的内容有三：一是天人感应，二是孔子改制，三是王道教化。他的天人三策，就建立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之上。后来的纬书中，明确提出《春秋》是为汉立法，甚至说孔子预测到天下大乱之后有汉代，作《春秋》用来指导汉代拨乱反正，就是董仲舒思想的衍增。假托于孔子的“董仲舒，乱我书”一语，正是微言大义的谶纬对董仲舒的回报。

董仲舒认为，《春秋》记载了天人感应的具体事实。其中日食、地震、水旱、陨石、气候异常、动物异常等等，都是上天对现实政治的失误予以告诫。这种感应的发生，来自于天的本原性质。“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顺命》）人与天具有类似性，“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为人者天》）孔子书写《春秋》的规则，就是来自于这种上天的规则。“《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玉杯》）这一大义，以阴阳为根本，天与人完全可以类比。“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阴阳义》）为了说明人与天的相似性，董仲舒不厌其烦地对人与天进行了同构类比。例如，天圆地方，人则头圆足方；天有日月星辰，人有耳目头发；地有土壤山川，人有骨肉血脉；如此等等，甚至连数字都是类似的。这些都说明，人道出自天道，所以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法天。

所谓法天，涉及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首先，君主要法天行事，“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天地之行》）其次，官制要与天相配。“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也。人之与天，多此类者，而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备天数以参事，治谨于道之意也。”（《官制象天》）“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五行相生》）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是按照五行设置，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决定之官职之间的关联。再次，政策制定和推行要按照天意。仅仅关于五行，《春秋繁露》就有《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数》《五行五事》等篇目。在这一部分，董仲舒继承并发挥了《吕氏春秋》的五行生克推论方式，指出政策制定的各种天意表征，灾异出现后的政策补救，按照相生相胜关系的政策制约等等。政治有误，天就出现灾害谴告；如果继续失误，天就出现异常示威；如果再不改正，就会带来殃咎。“见天意者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必仁且智》）例如，“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众，赋敛重，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振困穷矣。”（《五行变救》）类似论证，在董仲舒书中极多。

董仲舒还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孔子的改制思想。孔子之所以要作《春秋》，“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俞序》）所以，《春秋》一书实际是为汉立法。“《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之一言曰：‘王者必改制。’”（《楚庄王》）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孔子立新王之道”。“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之患。”（《符瑞》）他以三代更替为依据，论证了黑、白、赤三统的更替循环演变，认为王朝变化是由此决定的。《春秋》上应天道，“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三代改制质文》）

在王道教化方面，《春秋繁露》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例如，董仲舒对仁和义的表现进行了区分。“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其爱，不予为仁。”（《仁义法》）同公孙弘把“智”解释为权衡之术相比，董仲舒更加强调“智”之守正。“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必仁且智》）新王之道体现的德治，建立在大一统基础上。董仲舒对王道之“王”的解释为：“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铉周遍；德不能匡铉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故曰：天覆无外，地载兼爱，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深察名号》）所谓皇，即辉煌；所谓方，即正直；所谓匡，即匡正；所谓黄，即调和美好；所谓往，即归附，之间形成连带逻辑。皇帝必须有王者气象。“明此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三代改制质文》）君权天授，而且需要以相应的仪式表达这种天授权力，用以保证其权威。“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同上）

《春秋繁露》的管理思想，是在大一统王朝的背景下对儒学治国理念的解释。由于《春秋》的记载简略，所以，董仲舒是通过对《春秋》文句的多角度、多层次说明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甚至在没有文字的地方也要看出不写的意义来，此即微言大义。一句“王正月”，可以洋洋洒洒写出其中包含的天命授受和三统更替的道理来。所谓孔子为汉立法，就是这种微言大义的发挥。由此，汉儒以解经方式，尽量寻找五经中能够阐发自己观点的内容，加以比附。微言大义的效果是用旧言辞开出新气象，这种解释手法的流变，催生了谶纬学说。到古文经学兴起后，才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儒学传人的过度比附。所谓谶，是一种预兆隐言，往往由比附而产生；所谓纬，是同经相对而言，指假托孔子阐释经书大义的诡秘言论。汉代的谶纬，由《春秋繁露》开端。董仲舒开创的这种比附解释方式，对社会思想产生了较为长远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它导致儒学偏离了“子不语怪力乱神”传统，甚至滋生了类似于《推背图》式的学问。尽管宋儒开始校正这一倾向，然而，民间下层依然有其遗留的种种痕迹。中国传统的民间管理思想往往可以看到理性与迷信并存，逻辑与神秘共在，经验与灵异交错，究其根源，很可能同《春秋繁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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