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一书，本来是针对各种文献的辨谬校正之作。“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对作》，以下只列篇名）但其写作目的，却不是简单的文献考证，而是要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操作办法。所以，王充在辨析论证过程中，首先针对的并非文献谬误，而是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偏差，为现实政治提供新的解释。即所谓“《春秋》为汉立法，《论衡》为汉平说”（《须颂》）。

一般认为，《论衡》的篇目顺序，出于王充自己编排，后代没有多大变动。由是观之，《论衡》的开篇是命运问题，由命运讨论引申到性情问题，由性情讨论扩展到认知活动中的虚妄辨析（这一部分篇幅最大，即“九虚”“三增”到“谈天”“说日”，其中最富批判精神的是《问孔》《非韩》《刺孟》诸篇），然后再回到人力资源的结构关系和评价识别，由人之本质、人事关系到统治国家、治理社会层层展开。其中关于自然观察、物理辨析、民俗纠谬、文献考证的篇章，服务于人力资源和政治现象的论述。尽管各部分有交叉重叠，但思想线索大体可寻。

当今研究《论衡》者，往往从“唯物主义”、“科学思想”、“反对谶纬”、“破除迷信”等角度总结其内容。这些都不算错，但总有以今度古、削足适履之嫌。如果回到王充的原意，不难发现，他的本意是为汉朝的现实政治服务。反对俗儒的厚古薄今。《论衡》的主要篇目，都同汉代现实密切相关。总体上看，《论衡》涉及到以下思想领域：以形神关系和性命关系为主题的人性论；以遇、幸、偶、适为主题的命运论；以道实证验为主题的知识论；以宣汉颂德为主题的政治论；以君臣关系为主题的贤佞论；以德才关系为主题的儒吏论。至于今人特别看重的唯物思想、科学记载等等，则是穿插在这些主题中的素材和资料。回归《论衡》的本意，我们不妨说，王充开创了中国古代人力资源研究的学术领域。

《论衡》讨论命运问题，着眼于个人如何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人的作为要受何种因素制约，这些制约对人的成就有何影响。很有可能，正是王充长期担任功曹的职务经历，使他对人力资源有着特殊的感知。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尽人意的现象，王充以《逢遇》、《累害》、《命禄》、《幸偶》以及《偶会》等篇，大谈人生成败的偶然性，形成了他的命运论。

王充认为，人是有命运支配的，而命运与人性是两回事，并进而以此解释人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效果之间的差异。他说：“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命义》）“故夫临事智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禄》）涉及命运的事项，是人力不可为的。“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智者归之于天。”（《命禄》）并希望以此划出人力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并对人的努力与社会回报之间的不对应给出自己的解释。“才高行洁，不可保必以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必以卑贱。”（《逢遇》）许多人都对王充的命运论不以为然，认为他否定了人的能动和努力意义。实际上，王充的这种论点，恰恰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基础。如果强调命运可以由自我努力改变，固然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励志说法，然而，这种说法的最大漏洞在于其逆推理的荒谬，即命运不好来自于缺乏自我努力，从而否定社会的不公和管理的缺陷。王充特别强调命运不由人，正是要揭示道德、才能、品行、行为与社会回报不相符的奥秘。正如孔子也承认生死有命，却并不因此否定个人努力的道理一样。

那么，为何会出现个人努力与所得回报的不对应？王充看到社会上存在大量类似现象。“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故夫富贵若有神助，贫贱若有鬼祸。”（《命禄》）他给出的答案是：出自偶然。汉代儒家谈命，有“三命”之说，“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正命是“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随命是“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遭命是“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这种“三命”说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对应到实践中的具体个人则只有“一命”。王充指出，三命不并至，正命不需要个人努力，从个人努力的角度看，“言随命则无遭命，言遭命则无随命”（《命义》）。所以，三命之说并不能回答相关问题，必须弄清楚为何具体人员会遭际不同的命运？由此，王充提出了自己的偶合观点，并在他对遇、幸、偶、适的论证之中展开讨论。

所谓“遇”，是指不靠自我努力的遭际。《论衡》的第一篇就是《逢遇》，说明王充认为“遇”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占据首要位置。他说：“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表现在人事管理上，遇与不遇有多种情况。“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王充把不遇归纳为以下五种情形：“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对于这些情形，王充都举出了相关事例加以说明，在此不赘。归纳起来，上下之间，合则遇，不合则不遇。合与不合，既有品行、道德、才能、技巧等因素，又有欲念、目标、言说、相貌等因素。“世主好文，己为文则遇；主好武，己则不遇。主好辩，有口则遇；主不好辩，己则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辩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辩。”所谓“遇”，不是揣摩上意，投其所好，更不是见风使舵，主动适应。“遇”是自然而然，“揣”是迎合，“求”是努力，后二者都不是“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为遇。”由于“遇”是非人力的自然状态，所以，赞誉“遇”，诋毁“不遇”，实际是“不能量操审才能”的表现。“遇难先图”，不可通过事先策划谋略来解决“不遇”问题。

所谓“幸”，是指不由自身行为带来的祸福。“脩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累害》）所以俗语称：“得非己力，故谓之福；来不由我，故谓之祸。”“幸者，谓所遭触得善恶也。获罪得脱，幸也；无罪见拘，不幸也。”（《命义》）王充突出论述的是不幸而不是幸。仕途停滞不进，操行遭到毁伤，声名被人贬低，罪过积于一身，不一定是当事人的自身过错，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遭际与当事人的才行智能无关，而是外来因素造成的。造成不幸的因素，有“三累三害”。所谓三累，一是交友不慎所累，“友同心恩笃，异心疏薄，疏薄怨恨，毁伤其行”。二是他人嫉妒所累，“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同时并进，高者得荣，下者惭恚，毁伤其行”。三是疏远他人所累，“人之交游，不能常欢，欢则相亲，忿则疏远，疏远怨恨，毁伤其行”。所谓三害，一是职位竞争所害，“位少人众，仕者争进，进者争位，见将相毁”。二是操守不同所害，“将吏异好，清浊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浊吏怀恚恨，徐求其过，因纤微之谤，被以罪罚”。三是被部下的不当行为所害，“将或幸佐吏之身，纳信其言；佐吏非清节，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毁之过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为所憎，毁伤于将”。王充指出，士人身处社会，会受三累；身处官府，会受三害。值得注意的是，王充强调，三累三害所坑的恰恰是圣贤俊杰。他赞同孔子的说法：“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这句话据考证是王充自己所言，假名孔子而已）侥幸一词从来是针对小人的。只有清白无瑕，才会遭受污垢所累害。“论者既不知累害所从生，又不知被累害者行贤洁也，以涂搏泥，以黑点缯，孰有知之？清受尘，白取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累害》）所以，真正了解累害之谤，反而能够观察到贤洁之实。弹琴者恨不得折断伯牙之指，赶车者恨不得摧毁王良之手。无他，嫉妒心理使然。真正的圣贤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无以防身，“动身章智，显光气于世，奋志敖党，立卓异于俗，固常通人所谗嫉也。”圣贤不追求虚名，不设防避害，所以最易被伤害，而邪伪小人，“治身以巧俗，脩诈以偶众”，所以人人称道，上司重用。由此，王充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流言毁伤中发现圣贤，在众口交誉中觉察奸佞。

所谓“偶”，是指君臣之间的匹配。“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赏而信者未必真，罚而疑者未必伪，赏信者偶，罚疑不偶也。”（《幸偶》）“偶者，谓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与主乖，退而远，不偶也。”（《命义》）同样的行为，君臣相偶，就能形成协同作用；君臣不偶，就会遭到排斥。

所谓“适”，是指自然相合。与偶连用，表示恰巧遇合。“故夫遭、遇、幸、偶，或与命禄并，或与命禄离。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败伤。”（《命义》）凡是各种遭遇与命禄偶合，都属于“适”。非人类的自然现象也有“适”，杞梁之妻恰好因为怀念丈夫向城而哭，城墙恰好在此时崩塌，二者偶合，于是流传变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王充认为这就是一种“适”。“或时城适自崩，杞梁妻适哭”（《感虚》）。由此可见，君臣之适，在王充眼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那么，这种遭遇和偶合，是不是王充对自己仕途的感慨？到底对人力资源理论有多大意义？许多研究者认为，王充是因为自己的仕途受挫，才在命运问题上大发议论，有些人干脆就把这种议论看作一种价值不大的牢骚。所以，大量研究《论衡》的著作，都对其命运论着力甚少，或者简单提及，贴一个宿命论和偶然论的标签了事。本文认为，王充的命运论，即关于命定和偶合关系的论证，是中国古代探讨人力作用机制的重要篇章。宿命论完全排斥个人奋斗的意义，而因果论又无法解释善行不得善报、贤能不得重用的不合理现象。古代的人力资源学说，不论是何家何派，都无法在学理上跳出这一矛盾。王充则通过自己的分析，认为人的命运既是“自然之道”，又是“偶适之数”，是既定之“命”通过不定之“偶”形成的随机关系，从而为跳出决定论思路提供了可能。一方面，“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命禄》），从而为孔孟这些圣贤也屡遭厄运、伍子胥和屈原等人为国尽忠反遭冤屈提供解释；另一方面，人在命运面前不是无所事事，认知命运中的遭遇偶合可以增进主动，防范不幸。在逻辑上，王充首次把随机分析引进了人力资源领域，在论证方式上几乎接近于当代管理学家马奇的“垃圾桶理论”——人具有不同的材质，面临不同的场景，上司有不同的需要，官场有不同的准则，是否能够取得积极的社会效应，全在于这些因素的际遇偶合。可以说，《论衡》一书在人力资源管理上首开了随机性研究的先河。固然，王充在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下，对随机性的理解偏于消极，但这种思路，仍然值得向纵深发掘。

再进一步，管人者强调外在命运，被管者强调自我努力，有利于产生正面效应；而管人者强调命运在己，被管者强调外在时运，就可能导致怨天尤人。批评王充者往往只看到他的仕途失意，而忽略了他本来具有的功曹身份。理解这一点，对于评价《论衡》的人力资源思想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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