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忙着写教材，是文化部为了大规模地培训基层文化队伍从业者而组织的教材，我领命的教材是《公共图书馆宣传推广与阅读促进》，写得很辛苦。

为什么辛苦？如果把教材比作你要种植的一株植物，那么，它的生长需要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对应的学术研究。

但是，这本教材没有这样的土壤，因为很难找到相关的系统的针对宣传推广和阅读促进的研究，而我本人，实在不喜欢那种惯常的教材写作模式，即提出一种论点，然后用讲道理的方式来论证观点。在教材里，所谓观点其实就是要学习者接受的“结论”，考试的时候，就是答题的的“点”。而我希望对结论的解释不是来自我个人的思辨，而是来自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实际的案例。而这样做的难处在于现有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太零散，如果整本教材都要从搜集到整理到筛选到论述，至少我现在面临时间不够用的困境。这是让我痛苦的，我虽然很不喜欢这种用个人思辨的方式来解释结论，但在自己的书里却不能完全避免，除非让我N年磨一剑地写这这本书。

有没有人这样写过教科书呢？有，就是于良芝的《图书馆学导论》，那是花费她几年的心血写成的，至今无人超越，尽管她自己希望修订的愿望已有好久了，但总也抽不出整块的时间，可见她的写作方式的确是要用时间去堆的。

去年下半年到成都参加教指委会议，获赠一本书，是四川大学李桂华老师赠送的她的专著《当代公共图书馆用户：需求、行为与结构》。我当时翻了一下，立即有一份欣喜和震撼，我对良芝说，这本书，在国内图书馆界，真的太罕见了。

我所说的罕见，是因为这是一项课题成果，是李桂华老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成果。但象李桂华老师这样做课题的，这样写书的，真的很少——扎扎实实地文献搜集，基于文献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梳理，规范的研究设计，数据分析与结论描述。我最喜欢的是这本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梳理的部分。

最近在备课——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用的教材还是程焕文老师的《信息资源共享》 ，我再一次要去跟学生一起来面对书中的四个定理。我的问题还是老问题，即我同意竹帛老师的理念，也赞赏竹帛老师以这种看起来很极端的方式推行这些理念，但对其用定理来表述时所给出的解释不满意。我突然有一种想法，如果当年竹帛老师编写这本教材时就有了李桂华老师的专著，会不会影响这本教材的部分论述方式呢？比如，论述“用户永远是正确的”，如果从西方图书馆界“用户中心论”的产生，以及相关的理论研究、大量的实际调查等为素材来论述该定理，这个定理的论述或许就有了“血肉”？

一般说教材的形成过程都会用“编写”二字，编写，意味着教材不应该太个人化，它应该反应的是一个知识领域共同的成就。问题是，如果理论研究的成就不足以支撑教材的编写，说明理论研究的确存在问题。

对于程氏四定理，在已经有了“结论”的状况下，还需要理论研究跟进。尽管过程跟常规教材不一样，但殊途同归，如此，期待理论界能够展开相应的研究。这样，等竹帛老师下次修订教材时，就能汇集一个学术共同体共同的研究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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