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了好人

--谈文字改革

桑良之

2003级的同学黎元元，毕业以后在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打开一看，是文言文，繁体字，我马上火冒三丈，立即回信给予严厉批评。

在所有的同学中他是唯一一个给我写了信的人，应该是与我关系较好的人了。他来信后受到我的严词批评，自此就没有信件往来了。不过我时常想到他，想到那次回信不应该发火，应该细言慢说，让他明白道理。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汉字应该简化，每个字简化到7划以下。字是信息符号，信息符号越简单，逻辑性越强越好。戴、歙、黟、婺、疆、藏、擎、鑫、。。。，这些字，一个字写很长时间。现在使用计算机，无论使用搜狗，还是智能ABC，往往为找出一个字，翻江倒海，折腾半天，白白耗费了人们的精力，不值得！中国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文化的旗帜下开展政治运动的，（法国的大革命是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下开展政治运动的）。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显著成果是简化了571个汉字。但是还有好多难写的字保持原样没有动。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用文言文、汉字给我写信，可能是为了向我表白他的文化功底很好，也有可能认为我是守旧分子，喜欢文言文、繁体字。

我在农村作知青的时候，看到多数农民没有文化，我当时就认为汉字需要进一步简化。我还研究了汉字简化的新思路：把所有汉字，一个音设置一个基准字，比如“YU”音，以最简单的“于”作基准字，下雨的“雨”，在“于”字两边各加一点，“鱼”字就在“于”下打一个波浪，“余”字就在“于”上加一点。这样的字笔画少，便于记忆，字与字之间具有逻辑性。当时我武断的设想，一个月完成汉字简化，谁个抵制就把他枪毙。当然这是幼稚的想法。

到了大学任教以来，我参加了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看到很多外国人能会几个国家的语言。我们怕学外语，甚至对学习外语反感。我们到一个著名的大学参观，开车的司机说：这些知识分子动不动就放洋屁，很难说他们不是特务。他把对外语的反感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很多人反对获得本科文凭必须通过四级英语考试，反对评职称考英语。这与中国文字太难，没有心思、没有时间学习外语有关。我本来也反对学英语，认为学习外语花的时间太多，用的时间太少，投入产出比太小。可是我一想到国际论坛上20几岁的外国人会几个国家的语言，于是就领会到，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人民是了解外国的，关心外国事物的，他们具有运用外语的能力。

这样我又想到汉字简化的必要性。

意想不到的是，青年黎元元用繁体字给我写信。当时读到他的文言文、繁体字的信，真是受不了，虽然没有气愤得要枪毙他，但是火气相当的大，不假思索，提笔给予他狠狠地批评了。我很喜欢黎元元，他写信给我，交流思想，这很好。我给他一批评，以后就没有写信了。如果批评后，信写的更多，那就好了。

中国传统的风气是崇尚三坟五典，八丘九索，坚守圣贤与祖训，不敢创造。守成不创新，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康熙皇帝让西方传教士给他讲授高等数学、天文、地理、西方医学，但是他为了维护祖制，不让大臣听课学习。知识分子不研究宗教、伦理、哲学、政治制度、管理理论、经济科学、法律典章。。。，沉迷于练习书法、训诂学、音韵学、对联诗词的咬文嚼字。文人们以此麻醉自己，达到“愚”与“糊涂”的境界。他们认为字的笔画越多，越是古朴，越有古人的意蕴，越能传承先人的文化，咬文嚼字，到死也安然。

我是极为不喜欢这种聪明的“愚人”的，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很自私。我希望全球信息共享，不希望使用复杂的文字，我希望信息符号简单易学，努力减少全球信息共享中的障碍。以信息共享，实现天下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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