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在湖大或“一滴麻油引起的疑案”

余子牛

2009年国庆，我作为特邀校友回母校参加校文工团成立三十年庆典（我并非文工团员，只是粉丝）。主办方别出心裁地安排所有嘉宾在学生食堂就餐。很巧，我被安排到当年的五舍（女生宿舍）食堂。五舍虽然不在了，但食堂还在，也算是烟火遗存吧。

食堂里已找不到半点旧时痕迹，格局相去不啻天渊。不知是经过了扩建还是旧址重建，面积扩大了几倍。感觉很大，很亮堂，很干净。就餐区考究地摆着彩色快餐桌椅。打菜的区域用玻璃隔开，几十种五颜六色的菜铺陈一排，在白炽灯的映照下让人垂涎欲滴。居然还有水果，还有面食，还有工作人员灿烂的笑！让我感觉仿佛置身于深圳的“嘉旺”（港式）快餐厅。这餐饭是免费的，工作人员发给我一个有分格的快餐盘，告诉我可以随意点菜。我不假思索地点了一份辣椒炒肉，一份红烧豆腐，一份白菜。这是三十年前学生食堂最经典的三样菜。在我狼吞虎咽的时候，两个戴眼镜的学生走过来打断我，说是学校记者，想采访我。因为嘴里嚼着一块肉皮，我只是含含糊糊应付他们：我来自深圳，现在的学生食堂比以前好太多。不料他们竟把我这句话写进了《岁月如歌，念恋如河——湖南大学首届学生文工团30周年纪念活动纪实》一文里，现在通过百度还可以搜到此文。这句话虽为应付之词，却是大实话。

我是1978年入校的。当时国家正处在百端待举、百废待兴的时期，物质供应比较匮乏。记得读中学时，城市居民一菜难求，我们放学后，便会花很多时间到菜场抢菜（好在那时家庭作业不多）。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不实不足的年代，人们在生存问题上，是顾不得那多“温良恭俭让”的。有次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抢到半把莴笋，说得具体点是半把莴笋叶子——莴笋头被一个五大三粗的妇女从我手上拦腰折断，抢走了。好在长沙人有莴笋叶莴笋头分开吃的习惯，我抢回去的这半把叶子，好歹还算一个菜。

打垮四人帮后，街边出现了零星的自由市场，食物供应稍有好转。但米油肉面等基本食物还要定量供应。每逢过春节，采购特供商品就要排上几天的队。这种幸福的等待，这也算是另类的“年味”。

进入湖大后，我的粮食关系也转到学校。每个学期可以领到十来块钱的“奖学金”，学校以餐票的形式发给我。看到一小叠一角两角的菜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这算是我人生的第一笔收入，虽然不多，却是处女钱，弥足珍贵。

我进湖大的第一顿饭是在五舍食堂吃的（请参看拙文“罚住女生宿舍的男生们”）。当年的食堂很小，只摆了几张八仙桌，业已破旧。板凳坐上去也有点摇晃。打饭的窗口略似缩微版的延安窑洞，饭盆就从这洞口递进递出。“窑洞”上方挂一块黑板，写着当天的菜名与价格。我前面提到的三样菜，基本上是固定写在上面的。有时会在下面加一两样菜，“豆豉辣椒炒油渣”、“蒸水蛋”等。饭蒸在一个长方形的盆子里，用铲子划成四两一块，份量很足。现在有些大食堂还是这样蒸饭。早餐固定是馒头稀饭，偶尔有花卷。还有豆腐乳和一种叫做“什锦菜”的咸菜。在当时能吃到这样的伙食，我已经非常满足，何况有些餐票还是学校发的呢。当时的大学生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入校便充满了幸福感，在物质生活上几乎没有奢求，有点“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

在食堂吃饭容易饿，冬季尤甚，可能是油水不足之故吧。每天下课回来，我们便迫不及待跑回寝室拿饭盆。有些同学索性把饭盆带在书包里，放学回来直接去食堂。食堂打饭是要排队的。站在队伍后面的人，总是急不可待，就用敲打饭盆表达腹中的诉求。我和志乐兄偶尔会加入这个行列。毕业时候，我的饭盆子已被敲得凹凸不平。

说到志乐兄，有两件事值得一聊。

他上大学前在湖南开关厂做车间主任，入学后每月还可领些薄奉，按当时的说法是“带薪读书”。他为人豪爽，时常解囊酬友。那时，做小买卖尚处于萌芽阶段，找到小吃不容易。在五舍门前，偶尔会有一位老太太，蹲在地上，跟前放一只竹篮，用白毛巾盖着，里面装的是黄灿灿的麻花。每根三分钱。 因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老太总是躲躲藏藏，犹如“超生游击队”的黄宏。有天中午放学，走到转弯处，我们一眼就看到盖着白毛巾的篮子。志乐兄立马放开他那高八度的嗓门：“恰麻哈啵？我请客！”虽是三分钱的麻花，但他请客的架势好像是奉献一台满汉全席。于是我们一哄而上，每人挑选了一根。为此，志乐兄损失了一包“岳麓山”。整个过程逗得旁边一位女生哈哈大笑。这女生可不是等闲之人，乃是湖大著名“舞星”，经常在大礼堂表演双人舞“新疆之春”。当时是我们仰视的靓女。毕业后分配到深圳市政府某部门工作，因为同城，我们时有过从。有次吃饭时说起“麻花的故事”，她仍然忍俊不住。

再就是喝啤酒。记得从东方红广场沿公路上山的斜坡两边，有一些店铺， 有卖百货的，卖文具的，还有邮局和银行。另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小吃店。有天，小吃店门口忽然挂出一个木牌，上面用粉笔写着“啤酒”二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词，回到寝室查词典，才知道是“用大麦做主要原料制成的酒”。大约是暑假前，我们都已考完，志乐兄心情大好，忽然提议去喝啤酒，听他的语气，好像他是经常喝啤酒的。当时我对酒没有兴趣，但对这用大麦做的酒充满好奇，于是跟着他来到小吃店。买完单后，我们到窗口领酒。没想到窗口递出几只大饭碗，就是罗中立油画《父亲》中老爷子端的那种碗，碗里盛着黄橙橙的液体，上面还飘着一层忽生忽灭的泡沫。幸亏是盛在碗里，如果装在木桶里，鬼还敢喝！因为当时在公厕经常可以看到装在木桶里的类似液体。找位置坐下后，志乐兄率先垂范，喝了第一口，然后做了个鬼脸：“哇，真苦！”我也试探地抿一口：“这哪是酒？明明是药嘛。”大家试饮后纷纷摇头。看来要把这海碗液体整到肚子里难度不小。但倒掉绝对不行，对不起志乐兄的银子。在当时这算是一次豪华的请客。后来是谁出了个主意，到隔壁的南食店买了两瓶汽水，兑在里面，才勉强把这黄汤灌进嘴巴。不知为什么，现在众多的酒类中，我对啤酒有特殊的偏好。饮食习惯也是“好苦恶甘”，苦瓜、苦笋、苦麦菜都是我春台上的佳肴。据说陈寅恪先生最喜欢的一道菜是“苦瓜炒酸菜”，这也是我的至爱。如果用长沙乡里的盐菜炒，味道就更好了。溯本寻源，真要感谢志乐兄的啤酒为我开启了“苦食之旅”。

搬到二舍后，食堂的菜式并无大的改观。品种好像丰富些，就餐的人也多了不少。二舍食堂开始有了一些人性化的服务。比如在考试阶段，晚上会提供一些夜宵，主要是面食，偶尔会有些油炸的食品，如“油卜脆”等，可以用餐票购买。有宵夜的夜晚大家都感到很幸福。

临近毕业的那年，中国已有些改革开放气息，民众闻风而动。住在学校周边的农民大嫂，在家里做些家常菜，用篮子装着，摆在食堂周边叫卖。学生与她们做交易，可以给钱，也可以给菜票饭票，熟了还可以赊账。因为菜式多，口味重，服务好，生意不错。后来不断有人加入卖菜者的行列，通往食堂的小道两边便齐整整地排满各式各样的篮子，成为一道风景。那时食堂好像并未承包，所以工作人员也听之任之。只是有个管后勤的领导似乎看不惯。他穿着旧军服（大概文革做过军代表吧），背着双手，面带杀气，开饭时经常在道上晃来晃去，骂骂咧咧，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有点“九斤老太”的影子。我们也把他当成一道风景。

乡土菜与食堂菜的风格完全不同，虽然油水少（比食堂油水更少），但重口味，超辣，舍得放味精，能勾起无限食欲，在家常土菜面前哪知天下有“食精良弗知其旨”一说？难怪今天的人们还是那么钟爱乡里土菜。记得当时土菜做得经典的有：大蒜辣椒炒肉、韭菜炒河虾、麻油捆鸡炒辣椒、大蒜炒火焙鱼。

凡是在“二舍”住过的人，应该都不会忘怀来自 “夫妻馄饨挑子”和小麻油的诱惑。当时有对小夫妻，听口音应该是来自安徽一带，每晚放一付馄饨挑子在二舍的门厅里卖馄饨。夫妻长相相似，苦大仇深的面相，有点让人心生怜悯。后来又得了个小孩，长期背在妈妈的背上。馄饨挑子杉木材质，表面油了红漆，由于风吹雨打，油漆已经斑驳。形制跟剃头挑子差不多，一头冷一头热。热的一头藏了一只小火炉，锅也埋在挑子里面，打开盖热气腾腾。冷的一头像是一个百宝箱，有好几层抽屉，每层屉子都装着不同的宝物。有的放包好的馄饨，有的放剁好的肉泥，有的放咸鸭蛋，还有的放钱。当一个抽屉的馄饨卖完，担心他们收档时，另一个抽屉被打开，里面又是满满的馄饨。冷热两头用一块板子搭上，就成了一个案板。夫妻俩配合默契，通常女的在一旁包馄饨。她用一只类似医院里压舌板的小木片，速度飞快地在肉泥上象征性地刮一下，放到馄饨皮上一转，一只馄饨就包好了。馄饨里基本没肉，只有一点肉的意思。另一边，男的忙着开碗下馄饨。他先从锅里舀半勺滚开水放到饭盆里，再放点酱油、盐、味精、葱花、酸菜、咸萝卜丁，用捞勺捞起煮熟的馄饨，极仔细地点数——一般10个——小心地放进饭盆。等案上的几只饭盆都盛好馄饨，他便用布擦干净手，以一种极神圣的神情，开始了最精彩也是最得意的点睛之举：从百宝箱最下面的屉子里拿出一只小瓶子，打开瓶盖，里面有根比挖耳勺大不了多少的勺子，抽出来，在每个饭盆上点两下。一抽一点，动作娴熟，犹如茶道里的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围在挑子旁等待的食客们，用眼睛死死盯着他那快速移动的手，唯恐遗漏了自己的饭盆。在这抽抽点点之间，一股浓郁的芝麻油香顿时弥漫于二舍的门厅。绕梁三匝之后，随着从门外吹进的山风，顺着曲折的长廊，向小楼更深处漫溯，登堂入室，飘进莘莘学子们“朝闻道夕也闻道”的鼻孔。一时间，那些经不起诱惑的年轻人，便鬼使神差般端起饭盆，奔向那只红色的挑子。整个楼道回响起叮叮当当的敲盆声。

几乎所有的二舍人都被这麻油诱惑过，大家对那只神秘的瓶子产生了极大的好奇。我曾经好几次想从那男人手中讨过瓶子看个究竟，都被他坚定地拒绝。每次用完，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把瓶子藏进最下面的抽屉。这瓶子有什么魔力？里面装着怎样的麻油？三十年过去了，没有人能够破解这“一滴麻油引起的的疑案”。

2013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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