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女生宿舍的男生们

余子牛

正如曲晓玮同学所说，我们是“迟到的那些人”。迟到了是要挨罚的。我们被罚住女生宿舍。与我同时受罚的有苏志乐、屈义华、陈能华，皆青春勃发之红花郎。天下哪有这等惩罚？分明是褒奖嘛。但我们当时却不这么认为（或是反应迟钝？）。羞羞答答、偷偷摸摸地进驻。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就这么单纯。身体发育在前，思想发育在后。

女生宿舍在湖大众多学生宿舍中排行老五，故称五舍。凹型建筑，共五层。南楼北楼为宿舍，西楼为厕所澡堂盥洗间，以走廊相连。东面为围墙，将整个宿舍围合起来，仅在南楼留一出口。中有天井，上有露台，算是舍友们的活动场地。但大部分时间为花花绿绿的衣物被单占据，一年到头彩旗飘飘、生机勃勃。

我们住在北楼顶层。一字排开的房间，前面是走廊，对着天井，与南楼女生的走廊和房间“隔井相望”。站在走廊上凭栏而眺，有点“我正在城楼观山景，旌旗招展空翻影”的意思。但通常情况下，我们是“独自莫凭栏”的。即使对面没有衣冠不整的女生，那些长衣短褂也足够让人触目惊心。

七七、七八、七九级被称作新三届。皆是动荡时代不甘沉沦的有志青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能挤进大学校门的，男的多，女的少。有的班就三五个女生，还不是天天都来上课，一天到晚在教室里看不到女生的情况是有的。这时候，如果遇到女教师（特别是年轻女教师）上课，男生起立的动作就显得特别干净利落，喊“老师好”也雄壮有力。女教师还以为她的课讲得好，实则是她的性别受欢迎。

正因为女生少，一个不大的五舍就把湖南大学所有骄傲的公主们收纳进来。它也因此成了男生们心目中的象牙塔和主攻的堡垒。当时为五舍看门的是一位中年大姐。短发、精瘦，经常穿一袭胸部两个口袋的短装工作服。嗓门奇大，泼辣异常。有点像《水浒传》里“眉横杀气，眼露凶光”的母夜叉孙二娘。那时，男生是不能随便进入五舍的。有事找人，要先跟大姐通报。如果理由充分，语言得体，且面相和善，大姐会让你站在门外先等着，然后站到天井中央，扯开大嗓门高喊一声：XXX室的XXX，有人找——！声音穿墙破屋，响遏行云。这就是“通讯基本靠吼”。如果你说话支支吾吾，且行为猥琐，大姐会直接把你回绝，丝毫不留情面。有些男生，想施以暗渡陈仓之计，趁大姐做饭洗衣之时乘虚而入，但他哪里知道“想进时难出亦难”？我亲眼见到一个将出门的男生，被大姐拦在门厅，一顿臭骂，一切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词汇都用上了，只骂得这个男生脸色一阵白，一阵红。正是这“一妇当关万夫莫开”的门神，保住了五舍女生如玉之身。

大姐的严厉是有其原因的。她是五舍的第一道屏障，也是最后一道屏障。一旦突进宿舍，你就进入了一个不设防的女儿国。

首先是建筑的不设防。单说西面的盥洗间。门大。窗子大。说它是门窗，还有点抬举的意思。其实就是三个巨大的长方形墙洞，中间竖着一个，两边各横一个。有洞无门，以洞代窗。盥洗间的景观因此暴露无遗。盥洗间的两头分别是浴室和洗手间。有百叶门。皆半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悬在门洞中间。有点像当下女人穿的抹胸式超短裙。门的质量很一般，打开了就弹不回去。与陶渊明的门正好相反，“门虽设而常开”。正是这开放之门，让我经历了人生最大一次尴尬。由于宿舍大门设在南楼，我们出入都需穿过盥洗室前面的走廊。刚住进宿舍的某天，由于我对地形不熟，进门后冒里冒失地从二楼走廊穿过盥洗室。不料透过这无窗之窗，无意间瞥见白花花一片人形——大约是一批刚下课的女生在沐浴。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情形，顿时面潮耳热，手足无措，继而逃之夭夭。——可怜我苦守了十多年的“红花眼”，就这样被白白断送了！估计其他男士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所有住在五舍的男士们，都把路线问题当成首要问题。出入宿舍，自觉走五楼走廊（五楼盥洗间为我们所用）。而我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舍近求远，登上6楼平台，从顶层天台穿过，好像自己给自己的清白正名。

住在五舍里的女同胞也是不设防的。长沙的夏天奇热。那个年代没有电扇，更别说空调。避暑最好的办法就是轻装。女生们在自己的领地，自有轻装的权利。常常可见女生们一身短打扮在走廊上晒衣服。寝室也不关门，时有春光乍泄。更有些女生，有“衡山白果妇女一屁股坐在祠堂吃酒”（语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气概，在清晨或太阳落山后，穿一件小背心和一条简易米袋子裤（实则是底裤），坐在我们对面的天台上复习，表情淡定自若，浑然不顾“对面的哥哥看过来”。我还遇到过更离谱的事。一天下午，我们没课，我和苏志乐跑到一楼天井打羽毛球。回身捡球的时候，居然看到一个女生蹲在厕所里，探出半个脑袋，看我们打球。苏志乐喜欢搞笑，声音也大，似乎吸引了这个女生，她那张探出厕所的脸居然还带着笑意。其结果又是我们收拾家伙，落荒而逃。

由于数次涉“禁”，住在女生宿舍的男生们，渐渐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自律行为准则。比如说，夏天绝不光着膀子站到走廊上；在宿舍里光膀子必将房门半掩；有女生在平台上读书，绝不到平台上打球；不轻易到一楼天井活动，等等。有天晚上我们到操场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有句名言让我感慨很深：女人啊，你的名字就是弱者！背着椅子回五舍的路上，我们尴尬地挤在女人堆里，感觉自己才是真正的弱者。由于禁忌太多，我有段时间干脆跑到家兄的寝室里搭铺，因为彼时家兄正在湖大电机系就读。住久了，不少家兄的室友都成了我的朋友，我们之间的往来甚至超过家兄。这是后话。

我们住进寝室的时候，已有四个老男人先我们入住。名字我都忘了。只记得来一位自涟源，两位来自湘潭，一位从长沙县过来。都是工农兵大学生，工作了一段时间被单位送到湖大“回炉”。涟源的老兄前额秃秃，梳着背头，远看有点像毛主席。喜欢抽烟，烟瘾不小。他吞云吐雾的时候，全然不管身边的同志。如果是大热天，不敢开门，我们就成了干熏腊肉。他跟我们聊天也夹着烟，说话慢条斯理，有指点江山的派头。后来他单位来人，聊天中才知道他是这个厂的副厂长，难怪有做官的范儿。对于他在寝室抽烟，只有湘潭的老兄偶尔提一下意见。这位老兄长着一副白面书生相，眼睛细而长，很像鲍少游先生画的古代仕女的眼睛。做派也有点仕女的味道。容易多愁善感。有时睡觉熄灯后，他不知感叹什么，忽然冒出一句“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妈的。”他能背很多古代诗词，聊天时或是大家安静复习时突兀来一句，大多跟话题及当时的场景没多大关联，感觉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他好像还懂一点中医摄卫之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会根据我们吃的内容评论一番，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东西脂肪含量远远超标。在那个尚不能温饱的时代，他提出脂肪含量这个概念，让我觉得非常新鲜。我是第一次听到脂肪含量这个说法。但我觉得他说的东西可信度不大。因为他总是面色苍白，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估计身上脂肪含量不够。总之不像想象中的健康人形象。另一位湘潭老兄印象不深。因为他老是逃课，不怎么出现在寝室。他回来的时候，几位老兄就会调侃他度蜜月去了，他也只是笑笑，脾气很好。他有时也跟我们聊天。但话比较难懂。不管你是否听懂，他都说得口沫四射、眉飞色舞。长沙县的那位老兄有点特殊。我们刚住进去的时候，总见一个女孩子在楼后面的坡地上叫他吃饭。同屋的老男人于是充满醋意地唤他：你姨妹子喊你呢。我起初以为是说笑，后来才知真是他的姨妹子。湖南大学建筑散布于岳麓山脚或山腰，我们楼后即是小山。山坡被当地人开发成菜地，像大寨梯田。一些住家散落在坡上。住坡上的人大多是周边的菜农。菜农是菜农户口，虽然住在城边上，但跟城里人待遇不一样。他们都渴望“农转非”。这位老兄在读大学的时候，被坡上的一户菜农相中，收为乘龙快婿。菜农对他似乎看得很重，三头两天就遣姨妹子叫他吃饭。每次回来，他都是一副酒足饭饱的样子。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特征，两眉之间总是有一条朱砂印迹，像是扯痧后留下的痕迹。熄灯后，老同志就会开他的玩笑，是不是又让你岳母娘帮你扯痧了？开这种带黄的玩笑是他们的特长。但讲得多的是他们经历的种种人生际遇。在这老中青混搭的寝室里，多少个夜晚就是这些老男人的陈年旧事伴我入眠，它成了我的第二课堂，让我这个混沌初开的少年见识了人生无妄、世态炎凉，给我平添了几分成长的烦恼；也使我看到世界的奇妙、生活的多彩，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期望。

我们隔壁几间房，住着一些年龄参差的男士，都是些了不得的人物——他们是湖大教师出国预备班的学员。七十年代末，出国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但对我来说，简直遥不可及。这批即将踏出国门的学子，个个踌躇满志，春风得意，让我充满了羡慕嫉妒。他们待遇比我们好，四人一间房，门上贴着名字，有点集训班的意思。他们集训的任务想必是恶补外语。从他们房门过的时候，可见到他们坐在书桌前，对着一个盒式录音机，口中念念有词。这应该是湖南大学教师队伍中的精英，大多显得斯文安静。有位学员我印象特别深，名叫翁祖泽。长相英俊，类似当时中国电影里唐国强等英雄人物形象。他跟同事们偶尔在走廊上讨论问题，轻声细语，一派儒雅风度。翁先生出国回来后平步青云，最终成为湖南大学校长，并获多项科技奖。现定居上海，是上海湖大校友会的名誉会长。不久前我看过上海校友会一张活动照片，他被一大群优雅男女簇拥着，依然风度翩翩。估计上七十岁了吧。另一个学员我也印象很深，应算是学员中的另类，比翁先生要年轻好多，长得像CBA东莞银行队的朱芳雨。他喜欢站在走廊上读外语。声音大而特别。很像没学过发声的人模仿美声唱歌，硬着喉咙挤出，让人不忍卒闻。偏偏他还特别流利，一长串句子读下来，不给我们以喘息之机。后来估计有人提了意见，他于是把阵地转移到天台上，遂成为五舍的一道风景。清晨的时候，你常常可以见到他捧着书，独立于天台，以高八度的声音，提醒人们开始一天新的生活，活像一只报晓的雄鸡。不知这位勤奋的老兄现在在哪国公干？

我们在五舍大约住了一年。随后搬到七舍（化工系宿舍）。在七舍住的时间更短。最后定居二舍，与班上的同学会合，直至毕业。

2009年我回学校参加庆典活动，特意再访五舍。不料已是面目全非。南楼和西面的副楼已拆掉，我们住过的北楼孤零零地留守着。我独自爬上五楼，来到我曾经住过的宿舍前，试图寻找三十年前的痕迹。墙面和走廊好像被修整粉刷过，门也似乎换过了。透过窗子窥见里面，散乱地摆着几张旧办公桌。桌上布满灰尘——大概这里已经被用作办公室，而且有些时间没人来过了。

一切旧迹荡然无存。关于吕贝卡的蝴蝶梦还残存在记忆里。我不得不接受这个近乎残酷的事实：又一个女儿国沦为了传说。

201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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