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图书馆》

韩继章

十月麓山之聚在畅叙三十年离情别绪之际，不禁亦让人感叹岁月的易逝，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三十年我竟做了些什么？原来，三十年自已只做了一件事——编辑一本杂志。

迈出湖南大学校门，已是而立之年了。这把年纪，已经不容自已有太多的对工作的挑捡了，做好手中的工作，且将梦想搁置，这是我步入湖南省图书馆几年后接手《图书馆》杂志编辑工作时的想法。在湖大时傅予行老师常教导我们，图书馆学是一门年轻的有待开发的学科，在这样学科作一个拓荒者要较之那些成熟学科更容易做出成绩。我想，一本专业杂志是学科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做好杂志的编辑工作，实际是投入到学科研究的中心了，应珍惜这样的机会，将自已融入图书馆学研究。

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转型的重要时期。以微观馆内管理为研究主体的旧图书馆学受到猛烈冲击，以知识和文献在社会交流中作用为研究对象的新图书馆学正试图为图书馆研究开辟新的领域，然而，新图书馆学如何在图书馆实践中寻找更扎实的理论依据，便成为其发展中的关键。1986年5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全国首次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研讨会成为新图书馆学发展中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寻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作为结合部，提出“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新领域。应当说，这个“发展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一是由于八十年代前期我国图书馆经历了几年的大发展，需要对之加以总结，指导事业的发展；二是开辟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即中观和宏观层次的图书馆政策研究。武汉大学中青会后，《图书馆》迅即决定刊发“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征文活动启事，得到热烈响应，黄纯元、宓浩、刘炜等学者纷纷著文参加讨论，《图书馆》开辟专栏刊出优秀论文，并适时组织了评奖活动。这次活动拉近了《图书馆》与图书馆界才俊的距离，初步建立起刊物自已的作者队伍。1989年中图学会桂林学刊会议上，《图书馆》被评为图书馆学优秀期刊，不久即获评中文核心期刊。

九十年代图书馆发展走入“低谷”，但是也孕育了21世纪初图书馆事业的大发展。21世纪初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面临着与八十年代相同的社会环境，但也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人权和人文的觉醒，以及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给图书馆管理带来的深刻变化。人文意识和新技术为图书馆管理赋予全新理念，但是建立这些新的理念需要对传统旧理念作彻底的决裂和批判，需要在反思“有偿服务”、“区别服务”的基础上建立起读者权利的新理念和新秩序。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可以说，这是八十年代的图书馆变革所远远未及的。在这种变革中，《图书馆》迅速打出“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的旗帜，开始征文活动。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历来担负的是思想宣传工具的职责，21世纪初图书馆真正开始了其现代化转型，为了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和阅读权利，公共图书馆彻底摒弃了其工具的形象，践行了无偿服务、平等服务等新理念。《图书馆》在这场思想变革中，始终以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平台而赢得广大读者的赞誉和关注，2005年后的几年，《图书馆》曾以全新的形象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图书情报档案类核心期刊中名列前茅。

八十年代后，《图书馆》就始终以关注图书馆学研究的新趋势、发现和培育图书馆学研究的后起之秀为职责，在《图书馆》周围曾聚集了大批青年学者，从八十年代的刘洪波、卿家康、刘迅、黄纯元、范并思、葛民、柴纯青，到世纪之交的王子舟、梁灿兴、蒋永福，《图书馆》成为读者、作者的真诚朋友，亦成为展示他们成果和才华的平台，刘洪波的知识组织理论，黄纯元的图书馆政策研究，葛民、柴纯青的图书馆学科学价值观都曾在图书馆界留下深深印记，梁灿兴这名九十年代毕业的本科生，凭着对理论的执着，连续在《图书馆》发表近二十篇关于“文献可获得性”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被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卿家康在一篇文章中曾深情写道：“《图书馆》就是这样以青年人的热诚和中年人的成熟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舞台上呐喊、奔波、追求。对于青年图书情报人来说，她不仅是知已和导师，而且又是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活跃的活动家。有了她，年轻人总不得寂寞，不敢怠惰。”尽管这辈子主要只做了编辑杂志这件事，但是由此而与读者和作者建立起来的友情，却时常使我沉浸在回忆与欣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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