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假日看看友人赠书。以华人获得2006年国际人文学科相当于诺贝尔奖的克鲁格kluge奖而言，获得荣誉的余英时先生似乎没有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友人的《余英时访谈录》展示出海外国学大师的一个剪影。

余先生讲，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的，道德远在法律之上，道理和人情是社会上两个重要的标准。这一点，到现在也基本如此。从人类学研究强调的，取得着身临其境being there，和亲自参与participation。与大陆讲的实践论认识论略有相通。余先生的父辈在燕京大学从师于洪业洪煨莲先生，在“五四”之后，余先生自我归类在温和的西化派，向左看是CP，向右看是胡适宣称的西方民主和自由，以及看钱穆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维护者，对机械、武断的思想观念（指唯物史观）难以接受。他说“必须暂时放下观点和理论，虚心读经典，不能先有观点，然后断章取义来证实观点。这样便成了曲解误说，而不是实事求是了。”对于学术的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对于历史观，余先生提出把社会当做自然界一样去寻找必然的发展规律和法则，是19世纪的陈旧观念。近几十年来，意识形态慢慢不起作用了。说道名人胡适，“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谤满天下，名亦随之”。事情辩证的。其实胡适最爱好的还是做学问。反思自己，余先生觉得自己很幸运，兴趣与职业是合而为一的，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著述不辍。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玄学，经史子集等等原有学问系统，不似西方学术的划分。在自然科学方面，（除了中医药）走上百分之百的西化道路。人文领域，还有传统学问经史子集的钻研。余先生之于燕京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的教育，一是方法上的训练，寻得金针技法；二是开拓眼界，从中西两方面发展比较历史和比较文化观。说道费正清，杨联陞，洪煨莲，钱穆，钱基博，钱锺书等前辈的故事。特别是钱锺书，记性和悟性超乎常人，笔记之勤且详，博闻强记，以读书为宗教，记诵的知识过多，不自觉的涌溢出来，出现“露才扬己”的负作用。为正义感所驱使，忍不住的说实话。

对于学术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访谈的两位都提出“职业观点”，把教育和知识商品化，导致学生也就没有了（追求知识的）志向。余先生说“政客和政党都以为思想上是他们最高了，别人怎样说都不会比他们高明，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更可怕的是学者为了官方的好恶，去做谀时的学问，打着学理的幌子。余提出“尽量不要让意识形态影响我们的判断”。要从知识立场而不是个人立场去考虑问题。忠于事实，忠于资料。传统文化中的“士”intellectual，要做文化价值的保卫者。

关于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刘梦溪访谈），余说：全面恢复儒学做不到，但基本道德，离开儒学其他思想不能代替。而又不求一统独断，“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中华书局出版经典，《余英时访谈录》是知识殿堂的一块新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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