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博文柯达破产的感想提到1992年建立的市场部。突然想起到2012年市场部建立20周年了。

在《情报的记忆：纪念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创立50周年》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中，左之写了一篇“‘汇视’MIRU品牌：竞争情报的理论与实践”（152-8页），比较详细描述了市场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写了上篇博文后重温此文，不仅修正了我博文的遗漏（例如柯达公司派员来访，时间是在市场部仍在筹划，尚未成立之前，而跨国公司主动来寻求服务，实际成为了加快市场部诞生的一个触媒），也激发了沉睡多年的相关回忆，所以有了以下这些文字。我的这些补充，主要是《情报的记忆》中所没有涉及的背景、以及不便说的一些内容。

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国内的科技机构掀起改革浪潮，记得那时来自国家科委的说法是各地情报所每年要削减事业费20%，5年内减到零，最终要做到经费全部自理。所以所内鼓励创收，办法是建立各种自负盈亏的小摊子，有些叫公司，也有不是公司的服务机构。除了当时的大环境，情报所本来也有为企业进行情报服务的基础，我们现在很骄傲的早期与青岛海尔合作的技术情报项目，就是那时做的。这些“创收机构”中最牛的是“上海对外技术与产品信息咨询服务公司”，简称“外向型公司”，就是在原来一个服务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官办”公司，手续完备，由老资格的情报人打理。其它值得一提的还有“四方”公司，时间上先于那个邓公子加盟的同名房地产公司。此外还有一些三五条枪、良莠不齐的“小摊子”，市场部就是其中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公司热”历史，在包括那本《情报的记忆》在内的任何正史上都不见经传，不过不管多少难看，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就像今天无论多么厉害的大腕，小时候也有拖鼻涕的面孔。

市场部全名“市场调查研究部”，应该说我是积极鼓动者之一。1990年我从英国回国，那时公派出国后按时回来的不多，所以得到“重用”是自然的（与现在的“海待”们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出国前我就是研究室副主任，回来不久就被提拔为业务处副处长，单位里还到处传说本人将来会是接班人。放着顺利的“直通车”不坐而去办什么市场部，既与那时的大环境有关，也与我的性格关系很大。当时的业务处有经验丰富能力极强的处长，我这个副职其实整天没什么要紧事，而且套个接班人帽子大家都知道并不是好事情，自己年富力强当然想做点实在的，就与W先生和左之等几位商量策划了这个市场部，我们三人是创始成员，其后的人员发展，左之的文章里都有描述。后来我业务处副处长的职务也被免掉了，属于“赤膊上阵”。

由于目标市场主要是欧美与日本企业，我们打出了MIRU 这个品牌，MIRU是Marketing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Unit的简写。这个英文名称是有来历的，美国国务院有个“情报与研究司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当然采用类似名称，还为了突出我们的研究特质；至于Unit，这是我在加拿大和英国遇到的两家情报咨询机构所用的，其中我在加拿大访问的接待单位就是科技部的Unit of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而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则是一家我曾经拜访过的英国著名咨询公司，而且MIRU并非独立公司，是情报所内部的机构，所以用Unit也是顺理成章的。在用MIRU时，我们并未考虑其在日文中有什么意义，后来为做日文版小册子，请教在沪某合资公司一位日本朋友时，他提出MIRU在日文中有“看”的意思，为此设计了一个类似眼睛的Logo，这符合了市场调查要有敏锐目光的寓意，正是无巧不成书啊！

为什么做市场部？毋庸讳言创收目的是重要推动力，那时政府项目的钱很少，也不好赚，而外资开始看好中国，这块市场很大，而且外资调查公司还没有进来，本土的市场调查公司既少又弱，这是机会。我们也知道不是什么钱都可以赚，搞这个与情报业务紧密相关。为什么不去加入已经存在的团队？虽说人事关系不是一点关系没有，不过主要是定位上的差别化。我们都是新人，缺乏前辈们的经验，但是外文好，有点国际交流经验（后来市场部大项目多数是提交英文日文版报告），还有一条不得不说就是在那些敢于“半下海”的勇敢分子中，我们做事情比较特别，也比较正规，尽力模仿正规咨询公司的做法，比如我们做涉外咨询，我们开张前先做的一件事就是走访保密局，想问清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不过从那时起就知道那个标准永远是个“模糊数学”，问题的本质是，谁也不敢或不愿明确划出这个界限，主要靠自己在实践中把握分寸。这个小Case也折射出了中国法制之难）；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这里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业务拓展与实践营销理论结合起来。在市场部正式成立以前我们就一起学习当时还很前沿的营销理论，1991年10月还召开一次营销与情报结合的国际会议，Philip Kotler的经典《营销管理》中文版第一版出来我们人手一册，后来开展业务时确实从营销学得益甚丰，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我常常自诩是“秀才造反”，意即读着经典著作在做业务打市场。另外一方面就是竞争情报，这在不同场合已经说过多次，我本人对竞争情报的跟踪研究基本上是在这阶段，同时还要补充当时我还兼理论方法室主任，该室编制了系列内刊《科技情报工作跟踪》，其中不少是介绍竞争情报的。我们搞这些基本上不是为了发文章（那些内刊文章都可以发到正规杂志上），而是为了指导市场部实际业务。应该说理论实践的结合还是成功的，市场部的业务增长很快，记得当时单位财务处说，就看到你们市场部不断有钱汇进来。

20年过去，市场部今日还在，中文名称改为“汇视”，《竞争情报》杂志上每期都有以汇视名义发的文章。我担心的是不知道是不是能逃过事业单位改革。按照某些理想主义的理论，事业单位就应该吃大锅饭，搞市场服务就该彻底下海办公司，道理不错，但现在的商业环境谁敢放弃铁饭碗？特别是我们推崇的“秀才造反”原则，规规矩矩的小企业能活下去吗？如果硬要那样“改革”，市场部必将走进历史。

不管怎样，对所有参与者来说在市场部的年月都是宝贵的经历，我其实时间最短，才一年多就离开（被提拔）了，但是在市场部那种“凭三寸不烂之舌要人家从口袋里把钱掏出来，以后还不后悔”的市场意识客户第一的理念，对我职业生涯有重大影响，说句大话，因为有这样的历练，在科技政策研究和企业情报服务中就可能比没有类似经验的高明了一点。不过，不能说这与我后来“当官”有什么直接关系，如果按照今天干部提拔的程序，我是绝对不可能得到那样的提拔。

我们三个创始人中，除我之外W先生去了著名咨询公司，左之后来也去了另外一家著名咨询公司，不过7年后又杀回来，重掌市场部至今。所以说市场部的经验对市场化的职业生涯肯定是有重大价值的，关于这个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W先生辞去市场部主任到外资咨询公司后，我们准备提拔一位女士接任，她那时已经申请出国学习，这当然毫无问题，但是我提出既然马上要出国就不必做主任，她答应不出国，但事实是市场部主任的头衔对她申请外国商学院的奖学金太有吸引力了（我们漂亮的客户名单肯定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她最后是说了谎两边通吃了，加上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的态度令她可能至今还对我耿耿于怀，不过我虽然对未能更好地互相沟通有点遗憾但是决不后悔。尽管现在市场化头顶恶名，商业似乎意味着尔虞我诈，但是我相信在商也该讲诚信，市场部的经历不仅没有教我“学坏”，反而让我更加清楚地看清各种冠冕堂皇之下的市侩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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