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术论文为何大量引用《纽约时报》?
2013/9/29 点击数:3378
[作者] 老树根新生涯
[单位] 老树根新生涯
[摘要] 学术其实是个圈子,同一专业作者写论文经常是互相引来引去,这很正常也很合理。最近读到一篇2013年4月发表在Sage集团某期刊上的论文(想不起哪种,是Sage推送给我的,但此文网上可以找到),讨论了一个至少我看来有点意外的话题,为什么学术论文(主要是社会人文学科,但也包括科学与工程)会喜欢引用《纽约时报》。文章的题目是“纽约时报作为第二模式的学术资源(The New York Times as a resource for Mode 2)”。
学术其实是个圈子,同一专业作者写论文经常是互相引来引去,这很正常也很合理。最近读到一篇2013年4月发表在Sage集团某期刊上的论文(想不起哪种,是Sage推送给我的,但此文网上可以找到),讨论了一个至少我看来有点意外的话题,为什么学术论文(主要是社会人文学科,但也包括科学与工程)会喜欢引用《纽约时报》。文章的题目是“纽约时报作为第二模式的学术资源(The New York Times as a resource for Mode 2)”。一看题目就有兴趣去读一下,说到这里又要罗嗦几句了,国内文献计量专利统计的文章近年来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也不少,而且增长很迅速,但我浏览题目绝大多数没有兴趣读下去,因为没有看到“故事”,例如与一般料想相反的意外,常常不过是文献的汇集和方法的“操练”(国内很多专利分析的文章除了换了个领域几乎没有差别),这决不仅是市场营销中如何吸引眼球的问题,而是研究切入视角选择的能力,更是从信息中发现新知的能力问题。
两位作者中通讯作者是美国佐治亚理工(GIT)的公共政策学院院长Diana Hicks,我可以声称曾经是她的同学,这个并不假(虽然有傍大款之嫌),我在SPRU进修时Diana正在那里读硕士,一起上过一些课。她是双重意义上的“美女”,因为美国来读科技政策的很少,所以当时留下一点印象,彼此打过招呼,当然也仅此而已。从简历看她后来在Sussex大学拿了科技政策的哲学博士(DPhil),又留校任教10年,目前与中国内地学术机构也有一些合作。另外一位从姓名拼法上看是大陆华人(Wang Jiang),从文章提供的信息看可能是Diana在GIT的博士,毕业后在德国一个研究评估机构工作,专业很对口的。
作者们发现,2010年有6000篇Web of Science收录的学术论文引用了《纽时》,占了同年论文总数的10%。这个数字超过了一些著名的学术期刊如《美国社会学评论》、《哈佛法律评论》和《研究政策》(注意这里可能有学术陷阱,综合类与单科类可比性如何?)。后面这份刊物Research Policy与另外两种名气似不能比吧,或许是Diana有点偏心了,因为那是她老东家SPRU的当家刊物,虽然在科技政策领域大概是翘首,但科技政策是个小领域,与法学、社会学无法相提并论。另外一个数据是2010年美国作者的学术论文中居然有1/8引用了《纽时》,引文总量达到1.5万次!
《纽时》被学术刊物惦记这个现象呈增长的势头,2010之前30年来Web of Science收录学术论文扩容了两倍,而引用《纽时》的美国作者论文则达到3倍,这当然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文章有些发现在情理之中,例如《时报》和纽约市本身就是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的热门对象;再有就是学术引用也“追星”,即爱引那些名气大的信息源,未必是最对口或最原始的,此外引用较多的刊物较不是科学和工程而多是在社会人文科学等,这些都不令人惊讶。此外还有一些有趣的结论,比如《纽时》2006年上网未必是被引用率增高的主因,而功劳该属于谷歌、Dialog和Factiva(也有反例)。文章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解释就是所谓学术资源的第二模式的存在,通过研究引用《纽时》多或不多,作者划分出学术研究的两种资源模式,一种那些高度自洽的学术(autonomous scholarship,大量互相引用),一般以大学为基地、经过严格同行评议、影响因子(IF)较高,此为第一模式(Mode 1)。另外一种则属于“渗透性(?)学术,porous scholarship”,它们更加开放,受到专业以外的影响更大。相对科技领域社会科学无疑更加接近这种第二模式,但是其内部差别也很大,例如商业和管理的刊物反而较少引用《纽时》。
最后说说该文的研究方法,虽然打开文章马上可以看到许多图表和统计比例,但数据基本上来自Web of Science,作者的贡献在于设想出有意义的可能关联,以统计数据来证实它们,但是文章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即分析引用的原因时,却还是以很土的方式,即汇集了2010年引用《纽时》的全部100多种科学工程论文,以及100多种社会人文论文(但后者只占引用论文很小比例),逐一研读引文及上下文而成,看来对于那些真正的智慧部分,现有的定量方法作用还是有限,即便未来大数据恐怕也难改变。当然这类定性分析也有规范。
已经写得太多,有点挡不住了。其实我写这篇博文还是有反思情报研究甚至软科学研究的用意。我读了这篇文章立刻想起我们这里的学术领域,是把第一模式当作唯一规范的,那些明明是第二模式的,也必须装作“硬科学”的模样。假设一篇文章讲企业竞争情报如何,作者即使在事实性的材料上也会引用“中国知网”中那些学术刊物(而且尽可能是“核心刊物”)文章里的一些句子,每当读到这些文字为就会觉得很滑稽,觉得这样不对劲,但又说不清楚道理,现在来看可能就是“模式”问题,Diana这篇文章对此也仅仅是揭示了问题,离开提供可信答案的距离还很遥远,在学术上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很大空间。此外提一下,我们这里的社科类软课题也有引用国内主流报纸的,我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把握,但至少看过文化产业研究一类的软课题,不过大段引用的多是领导讲话和政府公布的方针政策,与引用《纽时》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于我们来说,Diana文章的启示在于,情报研究和软课题研究不应当完全依赖学术出版物,而应将非传统的媒体、研究报告(包括其他软课题报告)作为重要信息来源,这不仅在实践上是可行甚至必须的,而且在理论上或许也有其合理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