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术界研究中国经济特征时，习惯引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来区分中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用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的划分标准来划分中国的城乡经济。刘易斯的划分方式是传统农业部门为一元，其特征是自然农业为特征；现代城市工商业为一元，其特征是工业化生产、资本和知识技术要素进入生产过程，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按这个标准我们仔细思考下，我国现代的农业是传统自然的农业吗？不是，因为以袁隆平为首的一批科学家早已为中国农业带来深刻的革命，杂交水稻等杂家农作物的的普遍种植不仅大大的提高了亩产量、农业生产率，更重要的是标志中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已经进入农业生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根本性变革。我们教科书上说，中国用少于10%耕地养活世界20%以上人口，就是对这种农业技术变革的肯定。

在历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资本主义工业积累原始物资基础时，也经历了这种技术改进的“农业革命”，如英国的“诺福克轮作制”，和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后，一种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的“高级农业”的出现。经济学家成为这种变革完成了“由传统自然农业向现代农业变革”。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史料，这种“农业变革”相对于中国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农业变革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在这里无意区分两种变革的高低，只是想说明这两个国家的农业变革对本国今后工业化及经济走向的贡献。从现在的成果可以看出，英国的农业变革为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奠定了物质基础，促成了英国工业化的转变。那么中国呢？我们长期说是中国农业落后的生产力导致了中国在低起点经济基础上迈向工业化，我们不得不采取“剪刀差”为我国工业化积累物质资本。那么我们对照英国的工业化过程，我们又能说什么？

奇怪是在各种研究论文，各种政论文章中，好像没有人对这些简单的历史事实做对比。在这种基础研究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破解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的种种弊病，是不是会出现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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