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理论与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

一、“三才”理论是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功能和本质，人们习惯用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力（或人和）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并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应用到各个领域，这种理论主要是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我国现存最早一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上农》四篇,已体现了”三才”理论对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地位。其中《上农》讲农业技术,中心是如何把农民固定的在土地上,保证充足的农业劳动力。《任地》、《辩土》、《审时》讲农业技术,中心是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善土壤环境,把握农事季节,建立合理的作物群体结构,争取农业丰产。《审时》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把农业生产看作天、地(分别指气候、土壤等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人(农业主体)、稼(农业对象)等要素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相当准确也反映了作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体的农业之本质,促成”三才”理论形成的物质基础或根本动力是主要是农业生产的实践。

“稼”是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物，或为人们培育和利用的一切生物，这是农业生产的对象。而人则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天”在这里并非有意志的人格神，而是和“地”相对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其最关紧要的内容和特征是气候变化的时序性。“地”是与“天”相对的自然界的另一部分，它蕴藏着作为人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来源的动植物资源和矿物资源，又是农作物生长的载体，因而是财富之所由出。《吕氏春秋·任地》说：“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正是把“天时”的运行和“地财”的生长视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天”和“地”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因此，《吕氏春秋·审时》的上述引文是对农业生产中农作物（或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概括；它把农业生产看作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我们知道，农业是以农作物、禽畜等的生长、发育、成熟、繁衍的过程为基础的，这是自然再生产。但这一过程又是在人的劳动的干预下、按照人的预定目标进行的，因而它又是经济再生产。作为自然再生产，农业生物离不开它周围的自然环境；作为经济再生产，农业生物又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农业是农业生物、自然环境和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这就是农业的本质。《吕氏春秋·审时》的上述概括是接触到了农业的这一本质的。

“三才”理论对“天、地、人、稼”关系的概括和表述虽然很简明，但其内涵却是十分丰富深刻的。它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或理论的核心。以下对的“三才”理论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作一些简要的归纳。

①整体观、联系观和动态观。“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例如，人们对天时的掌握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体系。保留了夏代历法内容的《夏小正》，已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气象和农事，这就把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鸟兽和人间的生产活动，以季节变化为轴，联结起来，具备后世“三才”理论整体观的雏形。这种情况后来又有所发展，形成为一种传统。传统指时系统以二十四节气和物候的结合为重要特色。二十四节气制定和以标准时体系为核心，并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而物候指时本身即以对天上、地下、人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认识为前提。中国传统土壤学的显著特点，是从整个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土壤及其变化，把土壤看成是与天上的“阴阳”变幻、地上的草木荣枯相互联系的活的机体。“土宜论”和“土脉论”正是这种土壤学理论的精粹。中国传统生物学这一特点也至为明显：它把生物体视为由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整体，注意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抑此促彼的观察与利用；它把生物群落视为由同类或不同类的生物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注意它们之间的群体结构、彼此关系和物质循环，并运用于农业生产中；它把生物与其周围环境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注意生物与气候土壤的关系，后者导致生物学与土壤学的交融，以至形成极有特色的风土论和生态地植物学。

②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先秦传统农学中很有特色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的产生与此有关。农业生物的生长离不开自然环境，更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古人深明此理，故《管子·八观》说；“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用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但人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吕氏春秋·义赏》：“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内容，先秦时代的农学已经大体具备了。但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农业生产的主动权，不但可以趋利避害，而且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语）。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认为农业的环境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农业生物的特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展示了人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土壤环境的改造，优良品种的选育，都与这种思想的指导有关。即使人们无法左右的“天时”，人们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

③“三才”理论与精耕细作和集约经营。从基本方面和发展方向看，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主要特点是“精耕细作”。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虽然很早就形成，但“精耕细作”一词的出现却很晚，用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精细的土壤耕作（这种传统是春秋战国铁器牛耕推广后逐渐形成的）是精耕细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精耕细作不能归结为精细的土壤耕作。因为它只是中国传统农业改善农业环境多种措施中的一种。除了改善农业环境以外，中国传统农业还十分重视提高农业生物本身的生产能力，即积极采取生物技术措施。以上两个方面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中国农业的技术体系。这个技术体系所体现的，正是“三才”理论的整体观、联系观和动态观。从另一方面来说，精耕细作是中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条件中的不利因素，发挥其有利因素而创造的一种巧妙的农艺。先秦时代人民为了解决发展低地农业中的涝洼盐碱问题而创造的畎亩农田形式及其相关技术，包含了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萌芽。可以说，“三才”理论是精耕细作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精耕细作又是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的，精耕细作的所有措施，都是围绕着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农业用地产品的数量、质量和种类这样一个轴心旋转的。在中国的农业历史上，土地利用率是不断提高的，先秦时代已完成从撂荒制到休闲制，从休闲制到连作制的两次大的飞跃。我国至迟从战国李悝“尽地力之教“开始，即已走上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为增加生产的主要手段的道路。这只有在实行精耕细作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精耕细作、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三才”理论三位一体，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基本特点，而其中的灵魂则是“三才”理论。

二、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

中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它发生于原始采集和狩猎的经济母体之中。由于农业生产受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农业科技史的“七阶段”说，把中国农业科技史的发展划分为七个阶段，即①原始农业时期；②精耕细作农业的萌芽；③北方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④南方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成熟；⑤精耕细作技术体的深入发展；⑥中国近代农业的产生；⑦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

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各个阶段各有其特点。原始农业时期，农业的发生孕育于采集和渔猎经济。人们利用石斧毁林开荒，用尖头木棒刺土植谷。这时“五谷”、已然出现，“六畜”均以饲养，而且还发明了养蚕缫丝的技术，为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创造了物质条件。

精耕细作萌芽时期主要指的是夏、商、周这一段。随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进化，金属工具渐渐取代了木石工具，农业生产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田沟洫体系初步建立，垄作、条播、中耕、耦耕及选种、治虫等农业技术已经出现，休闲制逐渐取代了撂荒制，以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基本废弃，精耕细作的技术内容已经在许多生产环节中萌芽。

北方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从春秋开始，我国逐渐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这时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农具及畜力的大规模应用使农业生产的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同时，以灌溉为目的的大中型水利工程也相继兴建。为了解决黄河流域春旱多风的问题，经长期实践和探索，我国北方逐渐形成了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旱地防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连作制取代了休闲制，成为这一时期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

两晋以前中国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但是，自南北朝以后，随着南方开发的加速，国家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以南地区转移，其转折点在唐代、宋代进一步完成。与之相适应，这个时期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标志。例如江东犁的发明、耖耙的推广，以及砺 、耘荡、秧马、耘爪等相继面世都大大促进了水田农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南方精耕细作技术体系。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人口的激增，原来已经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为了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人们一方面加强对边疆和边际土地的利用，另一方面通过高度集约的方式利用现有土地，增加复种指数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时在北方两年三熟或三年四熟制已经定型，而南方稻麦两熟制已处于主导地位，双季稻的栽培也已由华南扩展至华中地区，多熟种植的发展是此期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明清时期在农业技术方面的另一成就是引进了不少适应性强且高产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如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和烟草等。这对丰富多熟种植的内容，扩大边际土地的利用，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以及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步入近代农业发展阶段。西方列强的侵入使中国传统“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在自强运动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浪潮中近代农业科技逐渐进入中国并得到初步发展。

“精耕细作”这个词，人们在谈论中国农业和农业史时经常使用，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在古书中只有“深耕疾耨”、“深耕熟耘”等提法，这虽是精耕细作内容之一，但并不等同于精耕细作。精耕细作一词出现于晩清。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概念日益广泛地被人们使用。所以，它是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传统农业的一个综合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技术措施，并以“三才”理论为其指导思想。

(1)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扩大农用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农用地的产量（即土地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条途径。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和农用地范围，并创造了圩田、涂田、梯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但不晚于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认真考虑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

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夏、商、西周，休闲制代替了原始农业的撂荒制，出现了畎亩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连种制取代了休闲制，并创造了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方式；隋唐宋元，水稻与麦类等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的复种有了初步的发展。明淸，除了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水土资源基础上的立体农业的雏形。上述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次进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农业的基础种植业是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我国传统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多熟种植和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至于在水土资源综合利用基础上多种生物共处和多层次配置的“立体农业”，对土地、资源和太阳能的利用就更为充分，而单位农用地产出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也更为丰富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也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和总目标。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精耕细作是互为表里的。

（2）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力的种种措施。从农业的总体来分析，农业技术措施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产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包括这两方面的技术措施。

我国古代人民把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概括为“天”和“地”两个方面，总是强调对它的自觉适应和充分利用，“不违农时”、“勿失农时”成为全民的共识。这些要求推动了历法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长期指导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不过中国古代对农时的掌握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考虑物候、天象、气候、、节气等多种因素，形成一个指时体系；其中尤以二十四节气与物候的结合相互补充最具特色。

农业环境中“地”（土壤、地形等）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把改造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在实践中形成很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中国传统农业关于土壤肥力可以变动和通过人工培肥可以使“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土宜论”和“土脉论”的指导下，人们综合运用耕作、施肥和灌溉等措施，不但给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环境，而且把大量条件差、产量低的土地改造成良田。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田施肥起源很早，而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到了“惜粪如惜金”的地步。我国古代土地之所以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增产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育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这些生物技术措施，比之土壤耕作措施，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3）“三才”理论——精耕细作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局限于单纯经验的范围，而是形成自己的农学理论。这种农学理论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若干富于哲理性的指导原则，因而又可称为农学思想，“三才”理论是它的核心和总纲。“三才”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该词最初出现在《易传》中。人们认为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构成的，并把世间一切事物都放到这样一个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国古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成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土脉论、地力常新壮论、有风土而不唯风土论、三宜原则等，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三才”理论是精耕细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精耕细作的基本要求是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精耕细作重视人的劳动（“力”），更重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知”）。上文谈到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都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三才”理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晶。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它是在我国古代农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农业实践向前发展的。

三、精耕细作体系丰富了“三才”理论的内涵

“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艺精华的一种概括,它指的是以土地的集约利用方式为基础的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天”(主要是农业环境中的气候因素) 、“地”(主要是农业环境中的土地因素) 、“人”(农业的主体) 、“稼”(农业生物)相互联系的统一体。

农业生产自始就离不开“天”、“地”、“稼”、“人”等因素，中国传统农学正是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在逐步加深对上述诸因素认识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天”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时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地"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土壤学的知识和理论，对“稼”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生物学的知识和理论。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各种农业技术的原理、原则大都可以归属到这些学科之中；而“三才”理论则是对“天”、“地”、“人”、“稼”等因素及其关系的总体认识。这样，（1）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的原理、原则；（2）作为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农时学、土壤学、农业生物学等）的理论和知识；（3）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或农学理--这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和体系；而“三才”理论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和总纲。因为“三才”理论是在长期农业实践中对天地人等因素认识的升华和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传统农学和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指导思想。它把农业生产看作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它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并把有关的技术原则和学科知识结合成为一个颇为完整的知识体系。自《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以后，两千多年来的历代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指导思想和立论依据。

①精耕细作体系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

农业是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受自然界气候的影响至大，表现为明显的季节性和紧迫的时间性。这一特点，中国古代农业更为突出。这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中国农业的第一个摇篮--黄河流域位处北温带，四季分明，春旱多风，必须抢墒播种等）有关，也和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传统的形成有关。中国古代农民和农学家把“知时顺天”视作从事生产活动最起码的要求，“不违农时”是各派政治家的共识，而“观天授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首要政务之一。

中国传统农学指时的手段，最初是物候（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如草木荣枯、鸟兽出没、冰霜凝消），继之是天象（日月星辰的动态），最后形成二十四节气。但中国传统农业对农时的掌握不是孤立地运用单一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系统。先秦的《夏小正》和《礼记·月令》，已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气象和农事，这就把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鸟兽和人间的生产活动，以季节变化为轴联结起来。发展到战国秦汉，二十四节气成为指时系统的核心，它与物候的结合是这个指时体系的重要特色。秦汉以后它融入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中，一直对中国的农业生产起着指导作用。

②精耕细作体系对“地利”的认识和改造

古人把“地”看成是“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管子·水地》），它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地利”是从农业生产中得出的概念，而“尽地利”也就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在“尽地利”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土壤学，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土宜论”和“土脉论”。

“土宜”或“地宜”的概念产生相当早，相传周族先祖弃就曾“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史记·周本纪》）。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据《荀子》、《管子》等书的记载，“相高下，视肥墝，序五种”已是农夫的常识，同时也是政府有关官员的职责。“土宜”的原则，不但要求按照不同的土壤类别安排不同的作物，在同一地区按照不同的土地类型（如平原、川泽、丘陵）全面安排农林牧渔各项生产，而且重视农业的地区性，要求根据地区特点安排生产与生活。土宜论是建立在对不同土壤、不同地类及其与动植物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专门的著作对土壤进行细致的分类，这些分类并非孤立进行的，而是从整个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土壤及其变化。如《管子·地员》按土壤肥力高低把九州土壤分为3等18类90种，详列各类土壤所宜生长的作物品种、果品、草木、鱼产和牲畜，揭示了植物按地势高下垂直分布的特点。这本质上是一种土壤生态学。

在作物生长的外界条件中，气候是人们难以控制和改变的，但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可以改变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中国古代人民总是把改善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作为这种实践的结晶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的就是“土脉论”。

“土脉”则是“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土壤气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这种土脉论为后世农学家所继承，并把它和土宜论结合起来。如南宋陈旉说,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提出“地力常新壮论”,继承和发展了土脉论，是中国传统农学最光辉的思想之一。

数千年来，中国不但把许多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而且由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套复种方式，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居于世界前列，而地力基本上保持不衰。其所以能做到这一切，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而是依靠合理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改良土壤环境的综合措施，而这些措施的理论基础正是土脉论和土宜论。

③精耕细作体系对“物性”的认识和利用。

中国传统农学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途径，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来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措施。两者都是以日益深化的对各种农业生物特性的正确认识和巧妙利用为必要条件的。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作物和畜禽驯化中心之一，历史上又从国外引进大量的作物和畜禽的种类和品种。在良种选育方面，人们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能体现传统农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精神。注意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是中国古代选育种技术的重要特点。中国古代还产生了根据家畜外形特征来鉴别其优劣的相畜学。

中国传统农学不但注意农业生物各自的特性，而且尤其注意其间的各种关系。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农业生物个体的不同生长部位和生长时期（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农业生物群体中同一种类生物不同个体之间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可以使它们造福于人类。大田生产中的冬前耙麦、轮作倒茬和间套种，园艺业中修剪、摘心、打顶、"嫁枣"（相当于后世的环剥法）、疏花疏果、"冬种"瓜葵、黄猄蚁治柑桔害虫，畜养业中的阉割术、人工换羽、鸬鹚捕鱼、池鱼混养等等，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人们尤其注意建构合理的农业生物群体。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通过垄作、条播、中耕等方法，使农田作物行列整齐、通风透光，变无序为有序。以后又有轮作倒茬、间套复种、农牧互养、生态农业雏形等等的创造，都是对农业生物群体中互养互抑关系的认识与利用。

④精耕细作对“人”的作用的认识。

在对天地人的功能和本质的最流行的表述中，与“天时”“地利”并列的是“人力”或“人和”。在古代农业中，劳动力和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人们很早就直观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但农业生产不是由孤立的个人进行的，而是社会群体的行为。要使分散的"力"变成强大的"合力"，就必须协调各个单个人的关系，使群体和谐一致。因此，又有“人和”概念的产生。“人和”正是为了发挥和加强“人力”，两者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人力”、“人和”和“天时”、“地利”一样，是从农业实践中产生的概念，是地地道道的农业语言。农业生物的生长固然要以天时地利为基础，但如果没有人的筹划和劳动，没有人来协调其间的关系和控制其发展方向，就不可能生产出适合人类需要的产品。所以主导农业生产的是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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