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文集》集外文引言

先师顾廷龙（1904-1998）先生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家、目録学家、版本学家、文献学家、书法家。他从1932年任职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从事采购古书的工作始，1939年为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1953年任合众图书馆代馆长、1955年任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1958年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1962年改任馆长、1979年再任馆长、1985年为名誉馆长。先师的贡献并不在于曾主编《合众图书馆丛书》、《中国丛书综录》、《中国近代期刊篇目索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等重要图书，也不在于编有《叶景葵杂着》、《涉园序跋集録》、《王同愈集》、《尚书文字合编》（与顾颉刚合编）、《明代版本图録》（与潘景郑合编）等，而是更在于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他夙兴夜寐，备尝艰辛，殚精毕力，竭心尽意地协助叶景葵、张元济等创设合众图书馆，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了大量重要传统文化典籍。

津以为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端方在南京奏准清廷创设江南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前身）始，至2007年止，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百年中，出现了许多重要学者专家，他们博古通今，见多识广，业精于勤，自强不息，在事业上功成事立，作出了出色成绩，如王重民、赵万里、潘景郑、冀淑英等。但在馆长任上，有杰出成就及贡献者却不多，前辈如沈祖荣、袁同礼、蒋复璁、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裘开明、钱存训等皆属此类人杰。而先师从事图书馆工作近六十年，老成练达，处实效功，视图书文献为生命，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图书馆事业，他是事业上的德厚流光、北辰星拱的人物。

先师的《文集》于2002年7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7年了。今年8月22日，是先师去世十一周年的日子，津无以为献，谨以所辑「《顾廷龙文集》集外文」作为纪念。

先师文集的编辑，始于1980年秋，当时先生和我都在北京香厂路招待所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工作，先生是主编，我是经部分科副主编，师徒两人朝夕相处。某日晚，我对先生说：除了《吴虑（客下加心）斋年谱》、《古匋文晋（三子下加日）録》外，您过去还写过不少文章，包括在一些书上的题跋，我很想回到上海后，将之收集起来，将来或许能编一本集子。先生听后并未反对，只是说，当年在燕京大学时，有过几篇文章，在某报上也发表过一些，但时过境迁，再找就不容易了。你想做，那就试试看吧。

次年，我们在上海进行善本书目经部的复审，有一天，先生交给我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他的几篇论文的抽印本。从此，我就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先生文章的收集工作。星期天，我根据先生提供的线索，在徐家汇藏书楼翻阅旧报纸老期刊；星期六的下午是业务学习时间，我就抄録在善本书库中的某些顾跋，加上先生陆续交我的一些抄件以及印刷品，到1986年年初，已有近百篇约二十万字的初步成果了。

也正在这个时候，我作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访问学者，将去那里作图书馆学的研究。离沪前的一天晚上，我去先生处辞行，并带去了我整理收集的先生旧日发表的文章和题跋。我告诉先生：我虽去一年，但不知道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为了保险起见，这些抄件及收集的文章还是由您保管，等我从美返国后再継续收集整理吧。1987年秋，我回到上海没几天，就和先生一起去深圳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了。在火车上，我们又谈起编《文集》的事，我表示，等我有暇，当再继续您的《文集》编辑工作。先生也告诉我，他又有了几篇新作，还想起「文革」前写就的几篇前言。然而，这之后，我工作的担子加重，部门工作之外，会议应酬接待，使我难以分身。1990年4月，我离沪定居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自此为先生所作诺言终成空谈。

然而，文章的継续收集及编辑并未中断，先师又委托陈秉仁、任光亮代为查找并复印，1995年6月20日先师致陈任札云：「亲友每劝吾收拾旧稿，自问实无佳什。文革前沈津兄为我抄了不少，甚为可感。」信中提供了一些线索，请陈任收集（按，此当为1981年时事）。诵芬院士在《文集》编后记中说：「此部文集，盖由先父弟子沈津先生始辑于1981年，继而由王煦华、朱一冰先生续辑并缮録整理于1996年，约得25万言。……遂委陈君先行为之增补而总其成。

《文集》出版之前的2002年3月末的一天晚上，在北京的诵芬院士打来电话，他问我，你是否知道我父亲的文集已编好，马上要付印的事？听了此言，我表示已有较长时间没有此方面的消息了，且先师健在时有言：文集的序言，要请王煦华、沈津写。所以我还在等通知呢。诵芬院士嘱咐我说，那就请你将《文集》的目録细看一遍，如有修改意见还来得及。由于时间紧迫，我请他立即致电上海，请有关人员当天（国内的早上）必须将目録送到上海书店出版社，交金良年总编辑第二天赴美交我。三日后，金总和我在华府的美国亚洲学会图书馆年会上晤面，当晚我即将目録匆匆浏览一遍。

返回哈佛后，我抽暇将《文集》目録和我在「燕京」期间陆续收集到的数十篇先师文章加以核对，汰其重复，补其所遗，共得十四篇，请金总返国后交有关人员增入。匆匆之间，津对目録中某些讹误还是未能验出，如非先师之文也混入其中，又相同内容且引文一致的两文也未能去其一，这是颇为遗憾的。

我想说明的是，《集外文》，共73篇，计跋62、序3、传1、札2、其它5，都3万余字，均为2003年津撰写《顾廷龙年谱》时，得之于顾师寓所之箱箧，也有工作之暇巡架翻书所得，以及姚伯岳兄提供的二篇。前面的23篇跋文，见于《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最后的二通信，是从津处所存众多先师致友朋手札（复印件）中选得，其一为致陈叔通信，陈为「合众」董事，1949年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此信涉及「合众」解放初期的阅览、人员、经费、捐款等情况，盖为「合众」于1953年5月捐献政府，由私立转为公立前之见证。其二为致南屏札，南屏者，不知何许人，时间当为四十年代，先师对办图书馆的见解以及困难之处言之历历，一览无遗，言词率直，坦诚相见，此札当可视为「合众」在四十年代煞费苦心保存传统文化之一斑。

先师一生勤奋，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著述不辍，所撰大部皆已刊布，未发表者，津虽小有拾遗补苴，当仍有遗漏，亟盼大雅君子，多有递补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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