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背景

两次世界大战

种族大屠杀

先进的生化武器和原子弹

对人的影响：平庸的恶（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单向度的人、群氓的时代、乌合之众

二，社会剧变对科学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进步

社会科学的反思：法兰克福学派

科学哲学：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

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

三，战争与科学对图书馆职业的影响

图书馆员参战

GLS的分散

图书馆的发展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多元思想

非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冲击

四，实证主义认识论与非实证主义认识论

实证主义认识论萌芽于英国牛顿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哲学，后经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发展而成为成熟的哲学。到20世纪上半叶，实证主义不仅成为自然科学领域，也是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认识论。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主要观点包括：

1，存在一个独立于研究主体之外的客观世界

2，存在一个稳定、一致、有认知能力的自我，即认识主体。

3，认识主体能够依赖经验观察和理性推论，客观地揭示世界规律，这种研究客观世界规律的活动就是科学研究。

4，科学研究的有效方式就是自然科学采用的定量法。定量法不仅适用于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也适用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

5，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因而要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独立于研究客体之外，保持客观中立，必须排除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价值取向。

6，语言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载体，能够合理、客观、忠实地表达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实证主义对图书馆学的影响：图书馆学职业所采用的概念体系，图书馆存在意义与使命的理解、图书馆职业的价值观、图书馆的工作方法、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

实证主义认识论的反思和批评：

1，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图书馆职业把知识视作对客观世界的如实反映，忽略了认识过程的动态建构性和不完整性。

2，图书馆职业把自身视作客观、中立的职业团体不符合科学交流系统固有的、内在的权势性和倾向性。

3，图书馆职业把作品当成作者思想的忠实记载，把图书馆职业对作品的二次描述当成作品内容的有效揭示，忽略了语言作为反应物的局限性。

4，图书馆职业把用户划分为具有共性的群体，并按群体的共性设计服务，忽略了用户及其所处环境的特殊性。

5，图书馆学研究者把自己视作可以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的研究主体，背离了研究主体的特征。

五，实证与非实证的的认识论

1 阅读教化论

19世纪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图书馆学者坚持“以图书和阅读教化社会”。他们受近代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好书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可以塑造阅读者真、善、美的崇高品格。被誉为“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的英国著名图书馆活动家爱德华兹坚持平民化的理念，认为“图书无论对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没受过教育的人都有开启智慧、愉悦心灵的作用，图书馆因此具有改善国民素质的内在价值”。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也坚信图书馆的教化作用，他提倡的“以最低的成本、最好的图书为最多的读者服务”以及“在适当的时间为适当的读者提供适当的图书”成为当时美国图书馆管理的原则与信条。已故黄纯元先生曾这样评价，“以杜威为代表的早期图书馆员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一方面热衷图书馆管理的完美化，另一方面高度信奉着图书馆的社会教化的信念。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得非常神圣，就像牧师、老师一样，向人们传播着知识和道德的福音，净化人们的心灵”。巴特勒也认为当时的图书馆员“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抱有神圣的感情，如同看成是在庄严的教堂里向他人传授神圣文化一样重视情感的价值”。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也坚信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员具有教化社会的功能。

图书馆的社会教化论很快遭到了来自于自由主义图书馆学理念者以及更多人的质疑。他们提出了保持客观、公正、中立的职业价值观。不惟如此，在关于图书馆社会教化功能的认识方面，很多人保持了理性的立场。Wiegand在总结与回顾美国上个世纪图书馆学发展史的时候，以一个世纪的时空跨度追问了“最低成本、最多读者、最好图书”的演绎与流变史。他发现，在100年的图书馆史中，图书馆始终实践着杜威的理念即对“最低成本、最多读者”的追求，却一直疏忽于对“最好图书”的评价标准与衡量尺度的界定。同时，在“最好图书”与“最多读者”之间却有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图书馆希望通过读者手册之类的宣传品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品味，另一方面，根据资料显示，最多的读者阅读的最多的图书却总是通俗小说之类的畅销品。这样，坚持社会教化功能的理想主义图书馆理念与世俗的读者需求之间产生了不可相通的隔膜与疏远。

2 客观中立论

麦克考文等自由主义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的社会教化功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图书馆员的职责是向用户提供尽可能广泛、全面的知识和思想，这种提供不应该受到馆员个人政治及道德倾向的制约，也不应该受到来自任何权威的限制。麦克考文说，“一个馆员，如果他把自己的信仰、政治倾向看得高于馆员职责，如果他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馆员是无信仰、无政治倾向的，他就不可能是个好馆员，他就背离了他作为馆员的信仰，忽视了他的真正的职责”。1939年，《美国图书馆权利宣言》确立了“图书馆自由”的原则。这个原则也是对社会教化功能的挑战，因为它同样要求图书馆员的服务必须保持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客观性和被动性。直至今天，这种客观、公正中立的立场与原则仍是西方图书馆坚定维护的目标。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图书审查制度，提倡信息自由、维护用户的信息权利。

然而，在哈里斯、德尔文、雷德福等图书馆学研究者看来，图书馆员保持意识形态中立，做到客观与公正只是一种奢望。哈里斯的“社会控制论”、德尔文的“意义建构论”以及雷德福的后现代图书馆学思想都否定了这种中立的价值观。后文将有论述。

按照雷德福、巴德等人的理解，图书馆的社会教化功能与客观中立原则都是基于一种实证主义认识论。实证主义认识论以为，图书馆职业的概念都是建立在“知识是客观的”这一假定上。图书馆员的义务以及图书馆职业的使命也就暗含了“客观反应”与“忠实记录”的界定。倾向性、意识形态、主观性的排除是图书馆服务的要义。教化论相信图书馆员在知识和信息的组织整理方面要优于用户，而客观中立论则把用户的头脑当成了空净的竹篮，可以任意填塞信息。

3 用户中心论

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在20世纪上半叶得到了广泛的确认。兹维基格和德尔文在他们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研究过程中对“用户中心论”提出很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与建议。

德尔文首先批评了以实证主义为认识论的偏差，她指出：第一，实证主义的图书馆学忽视了认识过程中的动态建构性和不完整性；第二，图书馆无偏颇的立场不符合科学交流系统内在的、固有的权势性和倾向性。在对这种认识论批评的基础上，德尔文提出了“意义建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信息的获取是一种建构，而不是一种传递；应该从用户而不是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待信息获取和信息系统；信息获取应该被视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恒定的状态。

用户中心论也同样遭到了质疑，托米宁以“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分析了用户中心论中可能隐含的制度因素和权势关系。他以Kuhlthau的作品“seeking meaning：A process Approach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为样本考察了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对用户和图书馆员及其相互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把用户当作无知的、无法确定自己需求的或者不能表达自己信息需求的生手；而把图书馆员看成能够驾驭整个信息查询过程的专家——这明显反应了用户与图书馆员之间绝非同等的关系。

4 控制监督论

20世纪中叶以后，传统的图书馆学思想遭受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特别是美国图书馆界，一些青年ALA成员发现由老图书馆员们一直强调的“中立原则”成了图书馆实践中关于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中不平等现象的漠视的借口，他们对此进行了反抗。这一时期美国图书馆史学家哈里斯的思想契合了这种思潮——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美国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建立者都是该市的上层人员，建立该馆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新移民，特别是爱尔兰人。对用户进行思想与意识控制的“社会控制论”（social control）观点的提出给予当时美国图书馆界一直信奉的信条一次沉重的打击。此后十年，美国图书馆学史界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阵营：拥哈里斯派与反哈里斯派。

英国图书馆史学家布莱克也在他的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比较明显的是，布莱克的图书馆学思想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的影响。他指出维多利亚时代（主要指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图书馆在知识的组织、图书馆的管理、读者监视都体现了监控（surveillance）的特征。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了历史上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监狱形态（一个人有可能全面监视罪犯的结构），认为在这一形态下所有犯人在无意识的时候都被官员们监控。这样就形成了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权力产生了。布莱克认为传统的图书馆建筑设计体现了这一原则，特别是1879年的利物浦Picton阅读室与1934年的曼彻斯特中心图书馆。图书馆员与读者的关系在这种建筑模式下成了监控与被监控、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提出了“凝视”的概念，即医生不再通过某种特定疾病的分类体系而是直接去触摸病人的身体，使得病人在床上受得观察与治疗。布莱克也以这一隐喻揭示了图书馆员依靠技术与技巧对读者监控——通过记录读者的借阅活动，通过为读者过滤信息，通过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对读者进行文献的监控。不仅如此，让读者感受最明显的监控来自于会员卡、借书证、保证人单据以及图书馆墙上悬挂的行为指南等等。

受福柯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还有美国图书馆学者雷德福。雷德福以福柯的话语控制、话语恐惧、知识与权力研究为参照考察了图书馆、图书馆员与读者之间异化了的关系。就像本文开头描述的一样，图书馆员是理性、秩序的维护者，图书馆以有选择地藏书、精密的分类与编目体系和科层制的管理体制成为理性的象征。读者则相反，无论是在开架制的借阅活动还是在查找信息的过程中都成了混乱、非理性的象征。正是在这重关系的对比中，读者对图书馆员与图书馆产生了话语恐惧。读者眼里，图书馆代表了神秘、危险与死亡，而图书馆员代表了保守、固执与控制。

后现代主义图书馆学思想中的用户论很明显颠覆了用户论或中立或教化的或中心的传统，是对图书馆学理性主义思潮的反叛。哈贝马斯以《未完成的现代性》为题反驳了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攻讦，在图书馆界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同样遭到批驳与抵制。于良芝以《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为题重新探讨并确立了“维护理性”在图书馆学思想中的地位。她以为，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核心价值观仍然是“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的最大利用”。图书馆职业队伍依然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标而不是自身的经济利益、优先考虑的是读者的方便而不是自己的方便、关注的是对读者知识的传递而不是图书馆自身的利益。

5 分层立场论

用户论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演变是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它脱离不了社会因素的影响。而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用户关照为我们打开了更为宽阔的视野。根据社会学的理论，社会分层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马克思传统，另一个是韦伯传统。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剥削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获得统治地位并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最大利益。韦伯认为，不同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社会目标与追求，由此构成了不同的社会地位体系。

社会分层传统为用户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立场论。立场论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论述，之后由马克思发展为阶级理论。而女权主义理论家哈丁则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对传统的认识论进行了全面的改造。立场论认为，社会科学中的追求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关于知识与科学发现的过程中总留有人的主观印痕。一个世界，一个真理，一类认识者，一种客观性立场——哈丁对这样的思维作了批判，她以为，占据强势地位的知识与科学总是以边缘化另一类知识与科学为牺牲才达成的。哈斯托克则强调了立场论不仅仅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理论，而且使我们融入其中。

反对中立，持有立场，这是立场论最鲜明的理论依托。图书馆学研究者哈里斯、布兰科、布莱克以及特洛梭也坚信图书馆学思想中的立场论。特洛梭说，“立场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透镜，通过它可以研究信息查寻中的障碍、为不同用户群体提供的信息服务、信息资源的占有与控制趋势。立场论特别适用于对分层社会中的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信息的限制，以便于底层阶级认识到自身的处境与周围的世界。”

在已有的研究中，有人根据立场论研究了被欺侮的妇女、看门人、边缘人士等社会底层人员的信息需求，这些研究都关注了被主流信息服务与机构边缘化的各类信息用户。哈里斯的社会控制论也体现了立场论的原则，即公共图书馆的建立者与占有者们并不是社会底层人员而是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人士。布莱克的分析则更详细，他指出，为控制工人阶级或社会下层为目标的公共图书馆反而成了社会精英与中产阶级的图书俱乐部。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公共图书馆由中产阶级的定位与趋向走向平民化的呼吁更加强烈了。一些图书馆员对图书馆忽视社会低收入阶层的行为感到了良心上的不安与自责——同英国图书馆界一样，美国图书馆界也反省了在图书馆服务方面的不公正与偏见。这一时期英国“社区图书馆事业”（community librarianship）繁荣与发展起来。社区图书馆事业主张图书馆服务于所有人，不仅仅针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用户，也针对文盲与处于劣势地位的用户。社区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不仅表现在通过社会调查与定量研究以发现社区内复杂的信息需求上，同样也体现在图书馆员的行动中，他们积极投身于社区图书馆的工作。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立场论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它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与关怀。同样，在中国图书馆界也不缺乏立场论的拥趸——虽然他们本人也许不这样认为。范并思教授在论述公共图书馆精神时认为“图书馆应该成为社区的实际存在”，因为社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信息弱势人群，他们缺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信息能力，也没有经济能力通过商业化的信息服务满足基本信息需求。公共图书馆对他们的服务，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王子舟教授则以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知识群体为关怀对象，希望图书馆通过制度建设为处于知识贫困的弱势群体提供知识援助。随着社会两级分化趋势的加重以及数字鸿沟的拉大，为弱势与劣势群体提供信息服务已经成为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重要内容。

六，反思中立及其影响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实际行动

原文连接：http://www.yuchuanzheng.cn/archives/10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