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北方严冬，寒风梳骨，然而趁着北大博士论坛的机会我遇到了素未谋面的朋友，以及那些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图书馆学博导们，这对我来说是多么美好的冬日体验。现在我已经回到天津，重又开始简单的生活，但那几日已成为这个冬季我最温暖的回忆。

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接待工作也做得十分周到。在此十分感谢张久珍老师（我的老乡啊）以及北大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周余娇等一年级的博士们。也感谢顾晓光送我的外烟和不失时机的夸张介绍，当然也要感谢王波先生邀请我们到《学报》一游和农园的招待。

在北大的时候，包括书骨精在内的几个人都问我在搞什么。其实我什么也没搞，只是在蜗居着，偶尔想点儿心思。也有人问我，你咋在论坛上也不发言啊，这个时候我就会说，我感兴趣的跟他们不一路嘛。这个不一路，也就是后现代问题了。

北大的论坛叫“社会转型与图书馆事业发展”，与会的专家们和博士们有很多都谈到了转型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几乎每个年代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转型，因此转型已经不能适应真正的变革需求。未来还会有很多转型，问题是这些转型究竟是推动了图书馆职业的发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走向发展的误区？所以，我以为，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不再只是转型，而是图书馆职业发展的某种“转向”。那么，这种转向是什么呢？

这个转向就是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从后现代思潮里获得启示，并根据这些启示重新考虑图书馆的进步问题。有人也许会说，反思和批判不是已经在图书馆职业里早就存在了吗？是的，但是原先的反思都只是用一种方法代替另外一种方法，而不是从根本上对发展问题的质疑——基于认识层面的反思。于良芝教授在其《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意义建构》一文中便做出了这样的探索。她在这篇文章中说，“由于创新意味着对现状的改变，因为任何创新都可能遭遇来自变革主体（这里指公共图书馆职业队伍）自身的阻力。内在阻力最经常地发生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当变革的需要即将打破业已确立的利益关系的时候；而是当变革的需要遭遇与现状相适应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时候。”她在这篇文章中便以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公共图书馆评估话语中存在的几种建构，而这些建构“已经在我们的职业中留下了美国图书馆学家维根德所说的管状视野和盲点（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转型转不了思维方式和认知视野，只有转向才能从进步的进化论走向反思的范式变换论。那么后现代的转向到底是什么，它何以便拥有这种能力促使我们全面反思职业的发展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回到北大论坛上。在论坛中，有很多人都困惑一个问题，现在的学生们都不愿意学习图书馆学，都希望学好计算机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究竟这是为什么呢？我希望可以有合理的解释，但是这个合理的解释并没有出现。我的理解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后现代的转向。在现代性时期，公共图书馆是民主制度的保障，维护知识自由和信息公平，是一项斗士的事业。因此，公共图书馆活动被当作一种有利于社会的事业来认识，图书馆职业群体便以这一宏大叙事作为生存和奋斗的依据；但是，在后现代时期，公共图书馆遭遇了全面的危机，合法性危机、技术导致的生存危机等等，而图书馆员也漫不经心地从事于这项繁琐了无生气的工作。可以说，图书馆经历了这样一种转变，从现代性时期的一项事业转而成为后现代时期一项普通的职业。事业和职业之变才是图书馆失去活力的后现代写照。于良芝教授的《图书馆学导论》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以职业来全面构建的新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当然我们不能肤浅地理解成这是对图书馆事业的某种解构，而毋宁说这是描述新的环境和现实。

后现代的转向从后现代的社会现实开始。环顾我们人类所处的时代，文化上远离标准化的运动、建立自由表达的方式、折衷主义；社会强调多元主义，追求社会分割、流动性、差异、拒绝同一性中心化和官僚化；认识论上则质疑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科学方法、系统观察和科学真理；经济上则表现为后福特主义，商品的流水线生产和大批量销售模式转变为灵活的方式。这些现实和基于现实的思维方式的改变都是图书馆学不得不面对的转向的推动力量。

到这里我们可以真正地回答后现代的转向是什么了。第一，后现代已成为局部的现实；第二，后现代性带来的反思和批判力量已经不可躲避；第三，后现代性促生的新的知识体系能够让我们更理解和解释现实。局部的现实可以从事业到职业之变得到印证，反思和批判的力量可以从话语分析的方法中感受到，而新的知识体系则源于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先写这么多，后面的就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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