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关于“讨论”的帖子都是我们在于良芝老师“现代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研究”课堂上讨论的资料。资料准备者每次不同。遗憾的是，上课中的讨论内容没有记录。

主流语言学对“话语”一词的理解有很多方面,一般来说,是指各种各样的文本形式。哈里斯认为是彼此连接的言语;派克认为是社会文化语境中互动过程的产物;凡戴克认为是与文本相对照的行为表现,等等。我们在此谈的不是名词“话语”,其意义限制在各种各样的约定俗成的、政治的和文学的语境当中,而是特指福柯当时的术语‘考古学’中的理论构成的成分。将话语看作是语言形式,价值评价建于其上。

1．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知识考古学作为一种话语分析理论，考古学以独特的方式理解陈述、话语，包含着一套完整的话语形成分析和陈述描述的方法。考古学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是对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反叛，其历史性和实践指向使之区别于其他的话语理论，也区别于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一种认识论，考古学是对传统科学史、科学认识论的改造，是一种反主体的认识论，是对现代认识论的根本、全面的反叛。在反主体的认识论立场之下，福柯对真理、知识和科学进行了独特的理解。谱系学和考古学比较起来，其认识论基础是一致的，都坚持反主体的立场；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谱系学提出了一种新的微观权力分析方法。这种新的微观权力分析方法，试图突破传统权力分析的两个误区：经济决定论和以主体为基础。可以说，这种新方法是一种反主体的权力分析方法。在福柯看来，现代生命权力是知识—权力，换言之，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着共生的关系，这是福柯微观权力分析方法最重要的结论。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对知识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做出了独特理解，不同于传统的对政治与学术、政治与科学、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等关系的理解。总的说来，福柯的权力理论很有启发性，但是，它也存在着方法论的片面性和根本矛盾，其片面性在于它抹杀了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在政治形式、权力结构方面的巨大进步，其根本矛盾的根源在于把历史或历史性作为最高的本体。

Michel Foucault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 的知识体系(knowledge systems) ,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历史文化由各种各样的话语组构而成。另一方面,话语与权力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而话语和权力又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和政府机构就是靠掌握话语(知识) 来掌握权力的。Foucault 的话语理论给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论启示是:话语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所谓隐藏在话语深层的思想或意义“核心”或“绝对真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意义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2. Habermas 是法兰克福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一门批评的科学必须关注语言和社会交际的历史背景。他首次提出“理想的言语情景”(ideal speech situation) 这一概念,认为“理想的言语情景”是那些没有任何权力关系掺杂其中的乌托邦式的交际。他认为理性话语可以避免扭曲的交际(distorted communication) ,即背离“理想的言语情景”的“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 discourse) 。他的观点对德国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有一定影响。

3.话语分析的原则

Fairclough 和Wodak 以1985 年12 月17 日BBC 第3 台播出的卡尔登对撒切尔夫人的采访为例,阐述了批评性话语分析在理论和方法上应遵循的八条原则。

1）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对社会发展和矛盾在语言和其他符号中的表现进行剖析,而不是为了纯语言研究而分析语言的运用。

2）话语反映权力关系——批评性话语分析强调权力关系在话语中的体现。

3）话语是社会和文化的构成要素——话语与社会文化实际是一种辩证的同构关系,即互相包含、互相影响。

4）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既然话语具有上述功能,它自然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即通过特殊的方法描写和建构社会,再现权力关系(除了不平等的阶级关系,还有不平等的性别和种族关系)。

5）话语具有历史关联性——话语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也就不可能在没有历史背景作参照的情况下得以解读。

6）语篇与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社会文化结构及其演变过程与语篇之间自然有关联,但其关联是间接的。

7）话语分析是解释性的——对不同的听/ 读者来说,由于情感、阶级地位、种族、性别、年龄、态度、认知图式以及信仰的不同,尤其是由于对有关背景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同,同一语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8）批评性话语分析是社会行动——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社会行动( social action) ,其宗旨是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进步

4．话语和话语分析的影响

首先，话语分析重视话语实践的倾向，容易在所讨论的理论问题范围之内，导致将理论和实践自然紧密结合起来的思考和论述向度——即凸显思想观念的“社会性”和“社会化”的向度。当人们将某种思想主张、思潮视为“话语”来进行分析时，“话语”表达主体的意图、策略，其自身社会化的过程特别是注重承载它们的权力和制度性载体等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要关注和揭示的内容，这种思维取径所带来的研究图景，与往日研究中人们习惯将思想和社会分割处理，仅把社会政治状况作为理解和评价思想的背景来表述的旧有方式明显有别，从中可以使人们看到某些过去多少被忽视的思想与社会、价值与权力、范畴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所造成的复杂历史关联。

其次，话语分析突出语言的特殊意义、思想政治功能，进一步强化了思想史研究对关键词、重要命题和概念的敏感和重视向度。

第三，话语分析还表现在研究者已开始将以往对重要的文化事件和现象的那些历史阐述本身作为探索和反思对象，也就是把历史书写和历史本身结合在一起进行双重性透视。从短期看，这可能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认识混乱，但从长远看，它要求学者在“去熟悉化”的创新过程中，消解对权威解释的盲从和迷信，增加分析问题的视角和层次。

后现代主义思想下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转变

在人类思想史上，所谓科学是与非科学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是相对的。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不断的发展演变，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在古希腊文献中，还没有“科学”这个概念，只有“知识”的说法。大约从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8世纪以来，科学（当时主要是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并且率先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中实行了思维方式上的革命，于是，所谓精确的科学分析取代了无知的谵语，空洞的玄学变而为实证和推理的方法。有关“科学”的思想和“理性”一起得到张扬，追求科学成为新的时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科学率先作为相对独立的科学从哲学体系中脱胎而出，形成了自己具有独特对象、范畴和方法的科学体系。自然认识的科学化及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改进了人类知识的基本内容和总体结构，提升了人类认识的真理性水平，其突出标志，则是形成了以客观性、实证性、精确性为主导原则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科学成为人类知识发展的神圣目标和绝对标准。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大辩论，是一场反思实证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适用性的讨论。截止那时，实证方法一直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性研究方法。受到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思想的影响（如孔德的信念），实证注意社会科学家相信，这种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可以武装他们去寻求人类社会的规律，如同自然科学家寻找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与这样的目标相适应，实证方法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在研究中保持客观、中立、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20世纪60年代，许多社会学家发现，这种所谓的客观、中立立场在社会科学领域既不可能也不适用，因为社会学家总是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取向去研究社会现象。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系谱学都是对当时存在的知识论的批判，他认为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通过艺术创造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福柯等社会学家对于理性和知识的批判，加深了了社会学家对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使得定量方法的影响大为削弱。由此形成的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新共识认为：所谓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指研究设计、研究程序的适用性和规范性；研究证据的经验性、充分性、真实性；结论的可靠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等。凡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方法，包括定性方法，都可以被认为是科学方法，定量方法不再是惟一科学的方法。

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受这种反思和新的社会认识论的影响，以往图书馆学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面的单一性逐步被削弱，产生了多元化研究的争鸣。定性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定量研究也在进行不断的修正，又假设的绝对化转向定量研究过程的规范化。

哈里斯呼吁的多元化、全方位研究。哈里斯认为，美国早期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并非他们所声称的那样以大众教育为目标，也并非是客观中立的，它真正意图是对新移民意识形态的同化。哈里斯也是较早对实证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的学者，他在研究中注意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吸纳，采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视角来进行图书馆学研究。

话语分析。话语分析法就是通过对谈话内容或文献中语片进行分析，剖析一个领域话语体系的形式、结构和规则，透视这种形式、结构规则背后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及权势关系等的方法。

话语分析是近年来得到广泛应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根据后现代主义思想，我们对外部事物的反映是以话语体系为工具的，话语体系是反映物，研究对象是被反映物。作为反映物，话语体系先于研究对象，级被反映物而存在。话语体系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作者用已经存在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这种认识就必然带有话语体系所体现的社会制度和权势关系的深刻烙印，体现着社会的权势关系。这样的哲学基础觉得话语分析法的基本特征。首先，话语分析所要揭示的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而是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和权势关系，这是话语分析与文学评论的区别。其次，话语分析的样本必须是在特定制度/机构背景下的话语，例如用户和图书馆员在图书馆服务背景下的话语。

托米宁对“用户中心论”著述的分析是这一研究方法的范例。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反思“用户中心论”中隐含的制度因素和权势关系。作者以“用户中心论”的代表作品“Seeking Meaning：A Process Approach To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为样本，以其中的语篇为分析单元，考察了“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对用户和图书馆员以及相互关系的反映。研究发现，用户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事实上把用户看做无知的、不能确定自己需求的、甚至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感觉的情报外行人，把图书馆员视作能够解读用户思想的、能够驾驭情报查找过程的专家，作者认为，这样的话语体系恰恰在用户与图书馆员之间构建一种不平关系。

后现代主义思想下图书馆学研究过程、研究内容和研究趋势的转变

现代主义强调中心、统一和均衡，重视对中心的维护和保持，而后现代主义更倾向于多元化、多方向地展开和运动，重视多学科的融合和跨越。

1.研究内容的“去中心化”，开始了关注边缘化研究领域。去中心化对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中心内容的不断游移，研究核心内容的转变，开始关注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比如开始在研究主流读者服务的同时，对于社会底层的关注与关怀成为研究的一个方面。

2.研究超越传统的研究领域，以多元化为研究方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研究已经开始不再局限与传统的研究领域，开始了大量借鉴其他领域研究成果，扩大研究范围的尝试。如英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家麦德斯的研究，他的最主要贡献在于对科学交流系统的研究。与以往研究科学交流的学者不同，它的研究视角带有强烈的社会学色彩。在他看来科学交流的起点、中间环节和最终环节，都构成一种独特的社会活动，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受到广泛的社会制约。所以，引文格式的复杂化不仅仅是体现了科学继承，更重要的是肯定科学发明的优先。

3.研究过程中注意反思与回顾。Wiegand 的文章“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 What the past tells us about the present: reflections on the 20th century history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就是利用一种批判和反思的眼光来回顾二十世纪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总结出图书馆长期以来图书馆专业人员以图书馆为主体，以读者为客体，只重视读者这个客体对于处于主体地位的图书馆的影响，而忽视了将读者作为主体，来看图书馆这个客体在读者的生命中如何产生影响。

4.从对新科技的热衷回归到对人的关注。图书馆开始重新批判审视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存在价值。发生了研究热点的由图书馆本身——新技术——人文主义的复兴。

5. 纯理论研究减少，图书馆针对现实问题研究增多。 “纯理论”研究已经很少，但他们的思想已经渗透于人们的思维之中，转化为图书馆界对其当前和未来生存环境的高度敏感性。例如，结合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重新考察馆际互借和有偿服务。在社会老龄化的背景下讨论图书馆服务，特别是为老年人服务的问题。在社会民主背景下讨论，不同阶层用户的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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