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怀清

一

英文月刊《天下》（T’IEN HSIA MONTHLY）创刊于1935年8月，终刊于1941年9月，一共存在了6年。该刊最初每月出版1期，每月15日出版，每年6、7两个月休刊。1年共出10期，每半年所出5期汇结为1卷。1940年8月后改为双月刊，遂前后共计出版12卷，其中第12卷出版第1期之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刊，因此一共出了56期。

《天下》月刊由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资助主办，编辑先后有吴经熊、温源宁、全增嘏、林语堂、姚莘农、叶秋原。其中，吴经熊为执行主编，温源宁为负责稿件的主编。该刊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愚园路1283号, 1938年1月，编辑部地址变更到上海渡轮道400号。1938年因抗战全面爆发，《天下》的编辑者曾转移至香港，但仍坚持刊物的编辑工作。

《天下》是一份以现代中国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而创办的英文文学、文化类刊物，其宗旨为“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其主要读者对象，为在华西方人、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归国留学生）以及海外对中国文学、文化有兴趣并希望有进一步认识了解的西方读者。在该刊发刊词中，其主要资助人、立法院长孙科将该刊上述宗旨解释为“向西方介绍中国,而不是向中国引进西方文化”,进而“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由此可见，《天下》着重是在向西方乃至世界介绍中国，既介绍传统中国，也介绍现代中国，是现代中国一份不可多得的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窗口，也是外国人看中国的一个文化信息渠道。在现代西方语境乃至世界语境中，来阐释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尤其是文化语境中的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既源于《天下》的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平等对话交流的一种现代努力。

不过，从刊物内容来看，《天下》也曾经刊发过一些评介西方著述的文章。当然这些评介文章，所反映的也主要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学文化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观点意见。

《天下》月刊之得名，从执行主编吴经熊事后的回忆说明中可知，与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想有关，当然也可以说与中国知识分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统一脉相承。只不过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此时他们所置身、所面对以及所评说议论之“天下”，显然已经不是诸子百家时代之“天下”，而他们此时所肩负的文化使命，也已经不再是向蛮夷之邦、化外之地传播儒家思想中华文明，让周孔之道播及海外，以昭柔远，而是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力量及对话交流严重不对等的严酷现实面前，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之核心要义的阐发，实现他们让世界各国民众认识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分享”中国文化价值的现代诉求，并最终达到让中西方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避免因为文化误解而导致的矛盾冲突，以求和谐共存的文化理想。　　

《天下》月刊的上述宗旨，首先体现在它的栏目内容上。

从创刊号开始，该刊通常设置“编者的话”、“文论”、“翻译”、“书评”几个相对固定的栏目，另有“纪事”、“通信”这样带有一定补白性质的机动栏目。上述栏目中，真正涉及到时事的，也就只有“编者的话”或者所谓“社评”“刊评”。这也是《天下》走出读书人的书斋或者象牙塔，对国内外重大时事直接发表意见的一个栏目，不过该栏目也时常刊发评述国内外一些重大的文化事件的言论。

而在“文论”一栏，一般登载3、5篇评述性的文章，内容涉及中西文化、政治、艺术、建筑、思想等方面。这些评论文章的作者，基本上是具有留学欧美背景的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有若干西方现代汉学家。这些文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西方现代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以传统文化为主）的现代阐释，集中地体现出《天下》月刊在重新阐释文化中国方面的努力。

“翻译”栏则基本上以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以及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介绍为主。如现代作家中曹禺《雷雨》（Thunder and Rain，3卷3—5期及4卷1—2期）、沈从文的《边城》(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第2卷1—4期)和《萧萧》（Hsiao-Hsiao）（第7卷第3期）、巴金的《星》（Star，5卷1—4期）。此外还选译过鲁迅、老舍、冰心、萧红、姚雪垠、俞平伯、卞之琳、戴望舒、梁宗岱、凌叔华等人的作品。古代典籍方面，则选译过《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林语堂译,1卷1—4期）、《贩马记》、《打鱼杀家》、《牡丹亭》之《春香闹学》、《林冲夜奔》、《列子杨朱篇》、《道德经》、《列女传》、苏东坡的诗等等。其中所选择翻译介绍的作品，大多是首次被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

相比之下，“书评”一栏则以介绍新近出版的人文社科类著述为主，是对当时最新学术思想成果的评介说明，其内容并无藩篱，涉及到国外与中国相关的所有研究领域。这一栏目既是了解西方现代汉学或者中国学最新成果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渠道，同时也是了解中国学者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评论意见的一个有效途径。

其次，《天下》月刊的上述宗旨，又通过它在全球各地极为广泛的订阅发行，来落实其在“世界性”方面的目标追求。

《天下》由上海的别发洋行出版发行，借助别发洋行的力量，除在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外,还在日本、新加坡、爪哇、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地设有发行点。这种立足于上海租界和在沪西方人，通过上述遍及欧美亚洲诸国的发行渠道,基本上能够将《天下》的声音传递到世界各地。其刊物的运作方式，已经表现出现代文化传播的鲜明特性。

再次，《天下》月刊在“公正性”和“世界性”方面的宗旨目标，还通过其作者和译者阵营的特色反映出来。

《天下》稿件尽管以编辑部成员为主，但也积极广泛地征集外稿，其外稿作者，多为京沪两地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作者在对待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文化立场上，却不尽一致，其中既有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像邵洵美、金岳霖、凌叔华等），也有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像被视为“学衡派”重要批评家的植物学家、诗评家和社会文化批评家胡先骕）。这些作者对中国现代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途径与目标的想象与设计，存在着明显分歧差异，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向西方和世界介绍他们所阅读、所认知甚至所热爱的那个中国的热情。而这些介绍，其实从一开始就兼顾了学术性、思想性与通俗普及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天下》的读者对象，并非是专业研究者，譬如并非西方那些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专业汉学家或者业余汉学家，更多是面向西方普通大众，是向一般西方读者介绍一个现实表象之后的中国，一个正处于动荡与纷乱之中的现代中国之后悠久而恒常的文化中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下》月刊的作者队伍，并未局限于中国知识分子，而是几乎每期都会刊发至少一篇西方作者的稿件。这些稿件的作者，或者是西方汉学家、文学批评家、诗人小说家，或者是西方驻华人士（记者、外交官、教师、传教士等）。这些西方人眼中的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现实中国与文化中国，极大地丰富了《天下》对于世界语境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的描述与阐释，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天下》在文化立场上的客观性、公正性以及国际性和多样性追求。

二

说到向西方说明中国文化，尤其是向西方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审美诉求，这种焦虑感或者迫切性，其实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普遍地存在着。甚至早就有知识分子认识到，近代中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对中国的步步侵略，其主要原因固然在于对贸易经济政治军事利益的掠夺，但中西文化之间缺乏平等地对话交流，尤其是中国文化缺乏必要的面向西方的自我解释说明，导致文化上越来越多的偏见与误解，也是加深中西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不可忽略的原因所在。

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当时处于中西往来以及冲突最前沿的广东，一位名叫梁廷枏的知名学者就曾经将中西之间的冲突，与彼此之间文化上的缺乏了解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隔阂误解联系起来分析。他说：

“盖其人生长荒裔，去中国远，不睹圣帝明王修齐治平之道，不闻诗书礼乐淑身范世之理，所得内地书籍，出于市商之手，徒求值贼，罔裨贯通；更畏例严，购求忙杂；又飘栖异域，必无淹博绅贤，古义邃精，岂通解证。彼纵坚心求学，而责师乏术，从入迷途，薄涉浅尝，挂一漏万，无足以生其悦服，启其机缄。夫是以始终墨守旧行之教，递相传述，辗转附益。不知所考，则信奉愈坚；不知所疑，则触发无自意”。

尽管这段文字中明显包含着以传统儒家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中对于西方、尤其是近代西方近于可笑的“无知”，但他认识到儒家学说其实也有西传之必要，认识到当时来华西方人包括西方汉学家缺乏对中国文化的精髓要义和核心价值的深入贴切认知理解，认识到这些其实与中西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无关系，这些都是不乏真知灼见的。

近代中西文化交往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或者“外传”作出最主要贡献的，其实并非是中国知识分子，而是西方那些业余或者职业的汉学家。这些汉学家出于各种考虑原因，将大量中国传统经典翻译介绍到西方世界，这些对于进一步扩大西方人对于中国和东方的了解认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作为十九世纪西方汉学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的传教士汉学，其对中国的译介阐释，是存在着诸多不足缺陷的。这种缺陷不足，后来遭到了来自于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辜鸿铭的猛烈抨击和批评。而辜鸿铭在批判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的同时，也直接翻译了中国儒家最有代表性的几部经典，并用西方语言，在当时上海、香港以及西方的外文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阐释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之核心要义的文论。这些文论，单就其观点主张来看，偏颇之见不少，但辜鸿铭却是近代中国最具盛名的用西方语言向西方读者解读阐释中国传统经典的批评家之一。

但辜鸿铭们或者辜鸿铭式的努力，终归无法阻挡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一步步侵略，无法阻挡近代中国的一步步衰落直至最终崩溃。中国文化的声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交流的努力，也终归被淹没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殖民热潮与狂欢之中。

其实，在辜鸿铭孤木独厦式的悲壮努力之前，在香港、上海、广州这些近代开埠口岸城市中，已经有一些中国读书人开始了与西方来华传教士、外交官以及商人之间的交往合作。但这些读书人大多不识西文，或者干脆不愿意学习西文，对西方文化存在着种种预设偏见，导致了近代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以大量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科技文明为主导的。

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所存在着的这种以引介西方文化和文明为主导的中西文化交往方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都以西方化或者外来文化作为压倒性导向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现代意义，不仅在世界语境和现代语境中是无力且终归无声的，即便是在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心中，也早已经生发出中国文化的认同危机，有人将这种文化信仰危机，称之为中国意识的危机。

而在这样一种时代思想语境中，向西方介绍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之努力的价值及意义又何在呢？

三

当然，上述所谓一边倒的文化交流现象，并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的唯一现象。

作为现代报刊史上一份有独特思想、文化以及语言特色的刊物，《天下》在向中国之外的世界介绍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与成就，无疑都是值得予以尊重和肯定的。尽管刊物上一些文章观点也有进一步探讨商榷之需要，但总体上所表现出来的“从思想的视角来衡量一切”的文化批评诉求，无论是对于从现代角度来解读阐释传统中国，还是对于从世界语境和世界文化语境来解读阐释传统中国，同样是值得予以充分关注和重视的。这些解读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努力，即便是对当下中国走向世界、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尤其是国家文化战略，依然具有一定的经验意义和参考借鉴价值。

而从现代思想史、学术史、翻译史以及言论史上，《天下》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亦未曾全然丧失。尽管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其自我设定的“囊括中国各方面的生活与文化；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感兴趣的西方生活与文学；‘纪事’栏对当今中国的文学与艺术做出鸟瞰式总结；将重要的中国文学作品,无论古今与体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短文,翻译成英文；当前中外书刊的评论”这一宏大高远之目标，但它确实在上述各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努力。这些思想经验与言论主张，即便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解读认识传统中国、解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仍有不少裨益。

而从现代中西文化对话交流的角度来看，《天下》所突出的本土立场、世界意识、天下情怀之间的协调平衡，所强调追求的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文化的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切折中，所奉行弘扬的普世价值与文化的普遍性观念等，对于20世纪以及21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也都提供了难得的文本经验。

如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计划全文影印《天下》月刊，这无疑是一件值得肯定支持的事情。这不仅有助于对于《天下》月刊的认识和学术研究，有助于了解认识《天下》时代它的作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解读阐释，同时也有助于借鉴《天下》的经验，更加全面完整准确地认识中国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并如何在一个更现代的语境和更充分的世界化语境中，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本土性与世界性，理解认识中国文化中所蕴涵的文化普遍性与普世价值。

2009年10月12日沪上

《天下》（T ien Hsia Monthly，全十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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