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事业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据悉已有人欲专门研究“ALA先生”米兰，我想用不了多远，美国图书馆界人物的单个传记就会出现在国人面前。

托在伊大访学的上海大学刘宇的福，上个星期获得了鲍士伟的自传《人书相伴》（A Life with Men and Books）。这本自传的内容并没有我想像的那么丰富多彩，从倒数第二章“Mission to China”就可见一斑。鲍士伟是中美图书馆友谊的伟大使者，架起了中美图书馆界交流的桥梁，我的相关文章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鲍士伟去过很多国家，包括意大利、韩国、日本等。然而，哪个国家给他留下了了最深刻的印象呢？我们不用猜测，请看鲍氏自己的解释：

“My most memorable library trip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was to China in 1925”（我最难忘的国外图书馆旅程是1925年的中国之行）

没错！正是中国给鲍氏留下了最难忘的记忆。他在中国遍访十多个城市，作了约五十场报告，拜见了众多的中国各界名流，参观了重要的名胜古迹。所到之处，受到了中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并且被各地的风土民情所感染。这样令他愉快的图书馆旅程，不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都很难。

鲍氏到过中国的十多个城市，但在这些城市中并没有广州的身影——更确切地说，他与广州失之交臂。鲍氏本人是很想来广州看一看的，然而由于时局的原因，鲍氏错过了这个机会，也让今日广州图书馆学界的人感到惋惜。鲍氏如是说：

“I had intended to go south go Canton, but gave up the plan by advice of my Chinese hosts, owing to disturbances in that region, and accepted instead an invit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ukden to visit and speak in that city.”

Canton就是广州的旧称。鲍氏没有来广州，是听了中国主人的建议（到底是哪个家伙说的，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没有确切的资料可考），说广州那边很乱——这也是历史的事实，话说鲍士伟来华的时候，广东正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革命）时期，政局比较混乱。不过同一时期的上海的时局也同样混乱，鲍士伟去了上海而没有来广州，实在是南方图书馆学人的遗憾。

虽然本章的主题的“中国使命”，但是说实在说，里面的内容，涉及图书馆行业的内容极其少数，鲍氏对登泰山、访孔庙和会喇嘛等更感兴趣，并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泰山黄包车、接见孔府传人和会见班禅喇嘛的情形，而对于中国图书馆界的状况描绘甚少，与其考察中国图书馆的使命相去甚远，颇有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感觉。

鲍氏无疑是民国时期与中国图书馆界联系最紧密的美国图书馆学人。撰写有关他的传记是当代图书馆学人的使命和责任，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中国国内。我希望有图书馆学界的年青人努力而热心地从事这个研究活动，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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