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治学

杨 赛

21世纪已经走过10多年，不知不觉间，我们这批70后也人到中年。孔子说，四十而不惑，而我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情都没弄明白。近年混迹各种学术会议，竟然开始有人怯生生地称我为兄，称我为师了。白占着这样的口实，自然要回答他们的问题，怎样读书和治学。这个问题太大，我实在回答不了。然而，一代学人自有其学，自有其思，自有其法，自有其心得，我只能谈谈自己的学习过程和体会，和年轻的学子们交流。

一读书

曹道衡先生和罗宗强先生都曾谦称自己基础不好，相形之下，我的基础就更差了。我在拟《善哉行》中写首：“余幼落薄祜，所历多凄苦。蛰伏荒蛮地，疏闻夫子语。破壁照流萤，平沙书尺素。渺渺过洞庭，孤舟堪容与。”我出生在农村，父母大字不识几个，基本上不管我的学习，谈不上什么家学功底。在农村的小学和初中念书时，我除了背读课本上的古文应付考试外，没有受过其他文学训练。直到上了岳阳市第二师范学校，我才开始参加校园文学社团，经常一个人跑到洞庭湖畔的青草地里背诵一些中外诗文。那种感觉，与对着电脑，挂着耳机读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要特别感谢教我语文的黄冠军老师。有一次，他布置我写一篇《草》的散文。我文心大发，寻章摘句，搜肠刮肚，从《诗经》、《楚辞》中的草写起，一直写到“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结尾，写了一个多星期，把整个作文本都写完了。没想到黄老师居然将我的作文打印出来，给班上每位同学发一份做范文。那时校外没有打印店，打印很稀罕。看着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我的兴奋之情就跟郁达夫发表处女作时差不多。当年暑假，我就捧着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和余冠英先生主编的《古诗精选》坐在自家后门口大声诵读。我对于古代文学的兴趣，就是这时候培养起来的。

杨氏族谱中有一句派语：“诗书启兮俊奇，中道守兮芳贻”。我爷爷是启字派，我父亲是奇字派。胡晓明老师说，从这派语可以看出家学根底。我这个家族长期居住在湘江边上的小村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杨家祠堂长期设有义学，供族中子弟读书。我在祭祀迁湘始祖杨思伯的楚辞体《享思伯》序文中写道：“康熙壬子（1672年），族人创家庙于水矶口岸，乾隆乙丑增事之，设书室以倡义学，兴祝由以治沉疴，淳风化俗，历数代矣。方圆百里，族与非族，皆蒙其荫蔽，以神庙奉之，香火不断。”我爷爷辈曾在这所义学里上过学。由于持续遭受数十年的破坏，中国文化传承出现了断层。我父亲也被文革耽误了，没读过多少书。到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旧学功底。2009年，我到杨家祠堂做田野调查，居然发现祠堂正厅挂着关于东汉经学家杨震的匾额，每年都要举行儒家三献礼祭祀仪式，民间的丧礼也保持着汉族古风。族老们还能唱《薤露歌》、《蒿里歌》等。其实，学习古代文学，基础差不要紧，但一定要有兴趣和氛围。有位女研究生跟我说，她对古代文学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说那你就不必要来学这个专业。因为没有体验和兴趣，就去做研究，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998年，我好不容易有机会上大学念中文系，拿到教材第一件事就是选自己感兴趣的编目，绘声绘色、充满感情地朗读起来。读到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仿佛这个画面就在我的眼前。我在拟《善哉行》中写道：“霜重枫叶寒，悲哉不忍睹。”读到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鼻子就酸酸的。作者的情感不自觉地移到我自己的心上。直到前后座位上的同学都用很怪异的眼神看着我，我才收声。我很佩服我的古代文学老师陈蒲清教授，他跟我们上课，古诗文张口就来。在大学里，我养成了背诵古文的习惯。学习古代文学，单靠默记还不行，还应该大声朗读，带着自己的情感去朗读。后来我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讲授《中国音乐文学》的课程。我把那些古琴谱找来，带着学生一首一首地唱。中国的诗歌，本是诗人情感与生命体验的结晶，中国的文字，有声、有情、有意、有韵，混作一团，自然难以理解，如果我们通过音高、音长、音强、节奏、表情、手势、动作辅助表现，就容易消化和吸收了。学习的过程，也是生命体验的过程，这就是朱熹所谓的“切己体察”。

2000年，我考到湖南师范大学念硕士，首先分到陈戍国老师门下。第一次见他，他就布置我背诵由他点校的岳麓书社版四书五经。后来我转到郭建勋老师门下。郭老师说，湖南师大古代文学专业有治辞赋的传统，人人都要背楚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屈原写《离骚》曾得江山之助。那时，我经常爬上岳麓山，对着湘江水，大声诵读《离骚》、《山鬼》、《湘君》、《湘夫人》。那时网络和手机都没有普及，功能也很少，到岳麓山上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岳麓山风景优美，视野宽广，我读得声情并茂，乐在其中，自然能够陶冶性情，直养文心。我在《涵清斋别诗》中写道：“江山抱奇气，雄才荡稚胸。意欲追屈子，何计景与宋。飒飒风吹雨，啾啾猿夜鸣。沅湘流日夜，九歌黯销魂。”朱熹所谓的“虚己涵咏”大概就是这种境界吧。

读诗文之余，我忍不住写一些拟古作品，如《国庆赋》、《正情赋》、《劝风筝文》、《拟四愁诗》、《白马篇》、《子夜歌》、《和陶诗》等，发表在湖南师大的报纸上，我把这些恶诗文寄给一些师长，收到他们的回复。比如，蒋凡老师说我：“在古代诗、词古文，甚或骈文，都有习作，并有一些较为成熟的作品。由于熟悉创作，这就给他研究古代的文章学提供了诸多方便条件。”邓国光老师说：“先生为文，精思巧构，苟非得古人神髓者不能至于此也。以如此之文心从事古代文学之研究，信必能成大器，为学坛增光彩也。先生文采俊朗，亟盼善加珍视，努力奋进，敬能日颂萧《选》，蓄德日久，真积力入，自更上一层，项侔古人，凌风当代，吾自拭目。”郭建勋老师说：“《白马篇》如五丁开山，奇矫凌厉，刚健豪迈，颇有左思鲍照之风。《子夜歌》如九曲回环，清丽流畅，深情绵邈，亦有吴声、西曲之致。然婉则婉矣，总觉风云气少，儿女情多，似未若《正情赋》之明雅巧丽者也。”我知道，这些习作完全称不上这些谬奖，但师长们的激励却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学习中国文学劲头更足。我在硕士论文《后记》中写道：“倏忽之间，三年已逝。绿漫江南，情靡柳岸。轻舟载酒，仗剑西游。蓟北回首，兰台如梦。呜呼！世言得楚之神韵者，当峨冠博带，佩杜衡芳芷，于白水之滨、南溟之浦浩歌阳春白雪。己矣乎，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03年，我把这些不成熟的习作寄给上海师范大学曹旭老师，作为我考博士的行卷，得到了他的肯定。跟着曹旭老师念博士，给我们布置很多作业：《千家诗》是南宋人的语文教材，要尽量背下来，不仅要背，而且要发音准确、音质优美；智永和尚的《千字文》是唐人的书法教材，要放大了原帖去临摹，一笔一画都不能走样；陆机和李白都写了很多拟古诗，我们也要写拟古诗，还要把古诗改写成现代诗，把诗改写散文。我对这些作业兴味盎然，把摹写的对象扩展到《古文观止》和《乐府诗集》，将拟作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报纸上。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后，又把一些古诗文改写成艺术歌曲的歌词，请作曲系的同学作曲，声乐系的同学演唱，辑成《风雅中国艺术歌曲集》。

章培恒先生主持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文心、文理，文体从古到今都是相通的。2009年春节，我去看曹老师，向他请教写书法的技巧。他让我手执毛笔，他握着我的手，示意我将腕力传达到笔尖上。我回来照着他教的方法去临摹、练习，果然取得很大的进步。把自己写的古诗文用毛笔抄下来，装裱了挂在墙上，是一种很不错的享受。学习古代文学跟练习书法过程相似，道理相通。第一步是临摹，第二步是创作。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都贯注了作者的生命体验，我们研习这些作品，在体会作者本人的生命体验的同时，也要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进去。

除了随性背诵诗文，还得系统阅读其他基础典籍。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得有系统地阅读。在图书馆里，我读得较系统的是《管锥篇》，根据《管锥篇》里的顺序去读相关原典。岳麓书社印行了大量简体标点本古籍，打折的时候，我成套成套地买回来，带到岳麓山上去读，《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我都读过，有些书籍我还反复读过多遍。其中一些我很感兴趣的篇目，我还根据《管锥篇》的治学路数做了大量批注。我还点读了《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乐府诗集》、《文选》、《全唐文》、《全唐诗》中的大部分篇目，边读边比较边做笔记，书页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读书笔记。曹老师经常给我看他的读书笔记，他说，读书一定做笔记，能省很多时间，他的大分论文构思，来自于读书笔记。

二治学

做文学研究的第一步是选题。有大题目有小题目，有陌生的题目有熟悉的题目。对于初次进入研究领域的学习者来说，应该选一个自己熟悉的小题目。我的本科论文题目就是《沈从文叙事模式研究》。我在沅湘之间长大，对沈从文先生散文和小说中描写的人和事有切身的体验，写起来不是很困难。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做更宏观一点的题目。读书读得细致，自然会产生一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与师友去交流，如果仍然不能找到答案，那就去查看他人的论文，如果还不能找到答案，那就自己写一篇论文。我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为了解答自己在读书中的迷惑，尽量不去做无病呻吟。程千帆先生把这个选题过程叫做侦察敌情。在大题目和小题目，有生题目和熟题目。就战略而言，应该选择那些同行都关注的重大问题。一般而言，硕士生自己不大容易抓住大问题。我的硕士论文选题《祝尧<古赋辨体>研究》。这个题目是郭建勋老师给的。《古赋辨体》是元代最重要的辞赋学著作。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颇费了一番周折。曹老师跟我说，博士论文选题得“常居要路津”。通过一番考察，我发现任昉的《文章缘起》是南朝重要的文章学著作，做的人也少，可以做专书研究，但这本书问题太多，难以形成确论，担心答辩通不过，毕不了业。蒋凡老师建议，为保险起见，我改题为《任昉研究》，从专书研究转到专人研究。任昉为齐梁文坛大家，与沈约比肩，研究他的人很少，研究的面也较广，关于任昉的史料尽管比祝尧多，但要考订其生平，还不是很够的。我手头最基本的材料即《梁书·任昉传》和《南史·任昉传》。曹老师说，王运熙先生十分推崇杨明照先生的治学方法。杨先生曾两次作刘勰传笺注，我何不做一个任昉传笺注呢？没想到，这一做就不能自休。因为要将任昉的一生行事弄清楚，将任昉的诗文准确系年，与之相关的许多人和事都得弄清楚。我就以《任昉传》为线索，把南朝士人传记系连一遍。我发现南朝士族很多普遍的问题，如南朝士族的识鉴，南朝藏书，南朝目录学，南朝文体学等，所涉范围已经超出了任昉本人。曹老师建议我将论题扩展为《任昉与南朝士风》。

2006年，我到上海音乐学院随韩锺恩老师从事音乐美学博士后研究。课题为《中国音乐美学范畴研究》。我分别探讨了儒家、墨家、道家、玄学家以及近现代音乐美学家提出来的元范畴，试图以原范畴为基点，探讨中国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及其流变。老实说，要完成这个宏观的理论构建，三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范畴研究总得找出其原始出处和衍生过程，这些都离不开文本研究。离开具体的文本与语境来谈范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曾经发起过《中国历代乐论集释》工程，就是试图将理论构建与文本阐释相结合。能不能从一个核心文本出发，来窥探整个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及其构建过程呢？我首先想到了《乐记》。《乐记》是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最经典的文本，它的理论广泛影响到经、史、子、集当中。2010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与汪涌豪老师合作，研究的课题为《乐记的整理与研究》。我在中文系念了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音乐学领域绕了一圈，又回到中文系,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和自然。

题目选好了，第二步是处理材料。处理材料其实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找到新材料，二是利用旧材料。我为了写《祝尧<古赋辩体>研究》，跑到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图书馆去找资料。在人民大学图书馆里，我甚至查到了《古赋辩体》在收入《四库全书》前的校样本。我在后记中写道：“为成此文，愚泛荆湘、履申沪、游京兆；采奇气、访宿师、搜秘籍。实不敢以一家之言自居也。”卞孝萱先生说，做六朝文学研究，难就难在找新材料。陈尚君先生说，这个时期还有大量史料藏在家谱、地方志中有待挖掘。我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任氏族谱》，据此写出了任昉的世系，放在论文的开头。找到新材料是很不容易的，要靠运气。但用信息处理旧材料却是新一辈学人做研究必需的技术。我们只要找准几个到大型电子文献库中一检索，就出来一大堆相关材料。有了这些材料，我们不需要大胆假设了。陈寅恪先生、刘师培先生、杨树达先生都擅长于通过排比材料来说明问题。为理清楚材料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找到规律，我先按内容分类，再按时间排序，形成论题，论证这个规律。通过电子检索来的材料，一定要放回到各自本来的语境中去理解，以免误读，这就是小心求证。古人在写这些材料的时候，都一个字一个字炼过的。我们今天读这些材料，就要一个字个一字地拆开。能拆得开，又能合得拢，旧材料就变成了新材料，就能说明新问题。袁行霈先生提出要对材料进行分类和分级。我们把那些重要的，确切的材料放在前面，说明问题的主要方面，把那些次要的，模糊的材料放在后面，补充说明问题次要方面。沈玉成先生主张在材料的基础上走一步。一步不走，说明不了问题，步子迈得太大，容易脱离实际。能拆得开，又能合得拢，旧材料就变成了新材料——纳米材料。它有很强的可塑性，能组装在论文的各个部位，起到各种奇妙的作用。做研究，其实是在做材料活，做工匠活。搜得各种各样的材料，知道了材料的特性，多花一点工夫裁定它，放到合适的地方，做出精致的成品。老实说，我并不认为时下流行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会有多大的促进作用。东拉西扯的报章式引用，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曹道衡先生提倡的治学方法始终是管用的：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并从这些材料中引出结论。材料掌握得越绵密，得出来的结论就越准确。如果研究者能对中国文化做些亲身体验与调查，那就更接近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理解之同情”了。

第三步是治学的视野。文学的问题，也是人文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随着国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学正在成为全球的显学，中国经验也成为全球经验。2000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做访问学者。温伟耀教授提出“中国神学”的问题，基督神学传入中国一千多年，有很多发展与变化，形成了自己的特点。2011年，我在西安音乐学院承办的第九届中国音乐美学年会上提出，中国音乐美学由萧友梅先生从德国引入，经过近90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品质。2011年，我受到欧盟Lotus Project的全额资助，到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国际汉学家，受到很多启发。中国文学研究要在国际展览会上出彩，应当要参与五种对话。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信息和技术，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期待，同时，又不要失去自己的内涵和深度，这就需要古今对话。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较早地、较持久地参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中国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贵借鉴，这就需要在汉字文化圈内进行对话。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文化的全球化交流与共享已是必然，这就需要我们在世界文化的平台上进行对话。文化研究要具备较好的交流品格，不能再拘守于象牙塔，必然要和一定的物质和制度相结合，因此，意识形态研究与物质产品开发、制度体系制订之间的对话也成为必然。我住在根特大学留学生楼，经常跟其他学科的留学人员一起吃饭，聊天，交流读书治学的体会。无论是工科、理科、医科、农科还是文科，研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揭示一个规律。工科、理科、医科、农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统计、图表、实验等方法，对文科研究也同样适用，同时，文科注重想象与情感、生命体验与文字张力，对其他学科也有启示意义。文科与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的跨学科对话，是拓宽研究思路的绝好方式。做文史研究的人，都讲究文史互证。有文学的史料，有史学的史料。前者是限知的，后者是全知的。将作家的生平、作品以及相关批评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区间，比较容易把握。诚然，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全知，但完全可以将尽量多的限知联系起来，接近于全知。闭区间内的规律研究得越透彻，就越接近开区间中的普遍规律。

陈寅恪先生说做学问需要同情之理解，缺乏体验的阐释，要么过度，要么无效，要么错误。我在博士论文跋记中写道：“跋到最后，是感谢。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曹昇之老师：谢谢您要我写毛笔字，要我背诗写诗，要我练普通话，要我学唱歌；谢谢您要我照着大家的气势和格局来写字、写诗、做人、做事、作论文；谢谢您一直指引我、期待我做一个有学究气、有才子气、有文人气的文人，做一个研究专门之学的学人，做一个能翻译、能写作、能研究、能出全集的通人。”

以上是我作为一个初学者，12年来随老师学习古代文学的过程和体会，我总结为16个字“学穷书府，思极人文，极目天下，搜炼古今”，供读者朋友们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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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赛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研究员（2010-2012），比利时根特大学艺术哲学博士后研究员（2011-2012），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后研究员（2006-2009），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高级访问学者（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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