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中的理论基点是“道”。什么是“道”，老子认为说不清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1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第25章）可以说清楚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可以命名的事物就不是永恒的事物，最原始、最根本的事物（甚至不能称之为事物）是没有名字的，勉强称之为道而已。

“道”在汉字中的本意是道路，《说文》云：“道，所行道也。从足从首，一达谓之道。”段玉裁注曰：“首者，行所达也；辶者，人所行也。”到了老子这里，把行路之道引申发挥为天地万物之本原。“道”这一概念，儒家、道家、法家乃至后来的释家都使用，但是，其含义是有差别的。相比之下，儒家所说之道，更偏重于教化性质的“导”（道、導通假，儒家经典中的道字多为導字的简写，类似于把欤字简写为与字）；而道家所说之道，更偏重于本原、法则和谋略。从本体论角度看，道是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认识论角度看，道是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从方法论角度看，道是谋略（“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总体上说，对“道”的解释，儒家偏人为，道家偏自然。

德字在殷商就已多见，到西周时“德”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概念。在甲骨文中，“德”字从直从行，是一只眼睛在十字路口张望。“直”字就是眼睛的象形。段玉裁注为“行而有所取”，闻一多解释为“示行而视之之意”，容庚解释为“循”。还有人根据字形字义，训德为“得”。既然有所得就会有所失，有所取就会有所不取，因而，德涉及到人们行为的选择性，也反映出对行为的价值判断。当代有的学者认为，老子所说的“道德”作为哲学概念，“道”反映的是规律性，“德”反映的是目的性。

尽管老子的思想立足于社会，但他试图以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有一句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来自于天地，天地的运行法则来自于道，道是自然而然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在这里，老子的道与孔子的道就有了明显区别。儒家强调“人能弘道”，而道家强调“道性自然”。这种自然而然之道，不因人而变，它对人类的意义是能够给人类提供行为正当性的标准。这种正当性，既涵盖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也涵盖了价值判断和功利判断。道是社会管理的准则，也是人类生活的准则。王弼对这段话的注释，就是从正当性出发的：“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显然，这里的自然，不同于我们今日所说的与人为相对的自然，而是一种“无称之言”和“穷极之辞”，道的本性就是自然，天地和人类都在自然之中。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的管理活动以道为准则。管理活动必须要有对错、好坏、正谬的判断标准。这种标准如果是人为的，那就难以形成普适标准。在统治者眼里是正当的，被统治者就可能认为不正当；张三眼里的好事，在李四眼里不一定是好事，而且有可能是坏事；桀纣认为他们的权力是神圣的，而商汤周武则认为反对桀纣是吊民伐罪。所以，人世的正当性，不能靠人世自己的尺度来证明。因为人人都有私利，从而使人人的尺度都有偏私。只有道没有偏私，因此，人类的活动要以道为标准。再进一步，即便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标准，也会由于人的行为而改变这种标准的价值效应。“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2章）人人都去做大家认可的善事美事，这些善事美事也就会变得不善不美。都认为羊鱼鲜美，所有的人天天吃就会不鲜不美；人人都利用汽车代步，很有可能大家都堵在路上。只有顺其自然的道，才会不受人的欲念影响，不因人的行为而改变法则，“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所以，哪怕是人类的普适法则和原理，也需要以自然之道来约束。

正是根据道法自然的思路，老子区分了天之道和人之道。“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第77章）显然，天之道和人之道是相反的。“损有馀而补不足”是一种自然和谐，“损不足以奉有馀”则是一种人为紧张。人类社会要消除紧张和对立状态，改变“厩有肥马，野有饿殍”的罪恶世界，就需要放弃人之道而遵循天之道。这一观点，正是老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

老子的天人合一，并不像当今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如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保护环境也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罢，都是突出人的主动性，被保护、被和谐的自然，属于完全消极的客体。而老子强调，人类活动的理由源于自然，人类行为的价值标准来自自然。这种思想，与西方历史上的自然法思想和神法思想十分相似。按照自然法理论，人类法由于人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不可能达到完美，肯定存在某种缺陷，而自然代表了和谐与完美。所以，人类法的合法性不能由自己来论证，只能以自然法来证明。以阿奎那等人为代表的中世纪神学，把自然法思想发展为神的永恒法，认为人类法反映了立法者的贪婪，所以要用神的善性来校正和约束人类法。他们的思想都同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类似，所不同者在于：西方的思想者走向了理性和上帝，而老子走向了自然。

老子的这种思想，属于一种类似于稻盛和夫的“作为人，何为正确”的中国式追问。道家的管理哲学，建立在这一追问的基础之上。《道德经》的政治思想，来源于对现实中国家和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为盗夸。非道也哉！”（第53章）大道平直，然而人们却总喜欢离开大道去寻找所谓捷径，结果步入歧途。朝廷里藏污纳垢，田野里土地荒芜，仓库里入不敷出，而人们追求华丽的服饰，佩带象征暴力的利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尽可能多地占有财货，这是盗贼式的炫耀，不符合道。所以，“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而现实中的国家治理，往往会与人们的期望相违。“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第75章）为了走出人类的困境，解除人类的迷失，儒家提出了忠孝仁义的方略，然而在老子看来，忠孝仁义治标不治本，正是因为人们废弃了道，所以才诞生出忠孝仁义。“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18章）一旦社会已经陷入怨恨和矛盾之中，所采取的任何消除积怨的措施，难免都有后遗症。“和大怨，必有馀怨，安可以为善？”（第79章）人们满足私利的争夺，必然积累起大怨，再怎样修善施好，也会存在馀怨。所以，治国的根本，是跳出人类私欲的羁绊，在没有私欲的自然中寻求人类行为的准则。

老子的思想，是要否定人在世界上的特殊性。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天地之间人为贵”的自豪，产生了驾驭世界的冲动。而老子以冷眼旁观，警告人们不要把人类看得太伟大。他强调，人只是天地间的一种“物”。在某种意义上，老子比佛祖还要彻底，佛祖不过是要做到众生平等，老子是要做到人物平等。既然人并不是“万物之灵”，同万物相比并不高贵。天地也并不神圣，神圣的是原初性质的道，以及道的自然。所以，任何管理，都要遵循自然，服从冥冥之中的道。从逻辑而言，老子的这种论证是有漏洞的，但老子并不在乎这种漏洞，他只是强调，人为的东西都是非自然的，应该以自然为准则。

从道法自然出发，老子认为在社会管理中需要排除仁义和礼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5章）天地没有情感，不存在私亲偏爱，对待万物就像祭祀用的刍狗那样，当用则用，该弃则弃，管理国家的圣人也像天地，没有所谓仁爱，不偏私，不亲亲，把百姓当作刍狗。在这里，老子强调的是理性，是排除情感的冷峻。“仁”源于“亲亲”，既然亲亲，肯定就会偏私，所以就会“损不足以奉有馀”；而天地不仁，即不偏私，才会“损有馀而补不足”。所以老子才接着说，天地就像风箱那样，“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就是所谓“天道无亲，恒与善人”（第79章）。

遵循自然的管理准则，需要排除仁义礼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第38章）真正有德之人，不会贪图现有之德（得），因而才会有真德，下德之人死抱住现有之德（得）不放手，因而没有真德。上德无为，也无作为的私欲；下德无为，却抱有获得的私欲；崇尚仁的人有为，但没有个人私欲；崇尚义的人有为，而且带有私欲；崇尚礼的人不但有为，而且对那些不响应的人会卷起袖子生拉硬拽。所以，没有道才会讲德，没有德才会讲仁，没有仁才会讲义，没有义才会讲礼。老子认为，按照这一顺序反推，才能真正理解道的意义。而正是这种逻辑，决定了管理活动中需要把道作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内在前提。

老子的这种管理哲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儒学的思路。从此开始，儒家和道家就在国家治理路线上常常打架。很有意思的是：儒家提倡仁政，而老子反对仁政；但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能够达到仁政目标的恰恰不是以儒家思想治理的时代，而是以黄老思想治理的时代。其中的道理，值得今天的管理者思考。

老子的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其天人合一思想否定了人和物之间的区别，尤其是看不到人的意识和能动性。所谓道，如果是自然而然的，就处于自在状态。一旦人了解了道，道就已经变成了意识，具有了人为性。而要取法于道，则离不开人的能动性。人法天地，这个“法”必须是能动的，而道法自然，这个“法”就难以用能动来解释。对二者的不同，老子用汉字的模糊性掩饰过去了，并未给出精确的解释。另外，自然是不是就那么秩序井然、和谐康乐，也是大有疑问的。惠施问庄周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同样适用于问老子。老子在这些值得追问的哲学问题上没有展开甚至有所回避，恰恰说明了他的哲学是政治哲学而非自然哲学。

发表于《管理学家》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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