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家——谢灼华先生系广东梅县人，生于1935年。在1956年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学习以前，曾先后在广东省粤东行政公署和惠阳专员公署工作过两年。1958年，先生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历任助教、讲师，1980年升为副教授，1987年升为教授。1984年10月至1992年担任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系主任。现为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该委员会副主任、目录学分委员会主任)、湖北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地方史学会理事、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学术顾问、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图书资料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卷和《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人物大辞典》编委。1978年，先生始招研究生，至今已培养16名研究生。如今，先生在图书馆学、目录学、文献学、方志学诸学科领域己教学、笔耕整整35个春秋，硕果累累:已出版著作8部(含合著)，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现分述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贡献如次:

一、关于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

成竹师兄在《图书馆》1993年第3期的《读书·著书·教书——记著名图书馆学家谢灼华教授》中写道:“如果说刘国钧先生是中国书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的话，那么，谢先生则是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开创者。”确然，留校伊始，先生就领命开设图书馆史课，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先生提出了不仅要总结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更要着重总结现实经验的观点。这一观点体现在先生于1959年秋编写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讲义之中。讲义内容包括古代图书馆的发展至1958年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成就。此后，先生又与人合作编纂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史》(1962年版)、《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参考资料》等教材和参考资料。从1983年起，先生又率先在国内招收培养“中国图书馆史”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图书馆史史料学、中国图书馆学史、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版本学、中国书史、地方文献研究。迄今已有10人毕业，多数成为该方向研究的中坚力量。因此，可以这样说:先生为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和教育的创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确立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学科地位

在中国图书馆界，曾有古代只有目录学，“图书馆学二十世纪以后出现的”观点，而将古代关于藏书的知识(经验)排斥在图书馆学的体系之外。先生针对此学术偏见，于1985年发表了《中国图书馆学史序论》(《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该文运用大量史实和科学史理论着重讨论了中国古代能否形成图书馆学，以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内容及主要论著，从而证明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悠久历史，呼吁创设“中国图书馆学史”学科。先生在文中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内容归纳为:①藏书沿革与馆阁制度的记述；②藏书建设理论与方法的研究；③藏书管理方法的研究；④典籍作用和藏书利用的认识；⑤公私藏书史的汇辑。同时，先生将古代图书馆学史划分为四个发展时期:①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酝酿时期——汉魏六朝；②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形成时期——隋唐五代；③古代图书馆学体系建立时期——宋元；④古代图书馆学体系完善时期——明清。关于研究方法，先生认为中国图书馆学史的研究必须联系有关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发展，并与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教育学综合起来研究。

2.影响深远的图书馆史分期说

先生早在1959年就在《关于图书馆事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9年第7期)中首次提出了图书馆事业史的研究范围、内容和主要任务等一系列图书馆史理论问题，其中，关于图书馆史分期之观点，不仅深深影响了国内同业，而且书播扶桑，长期为日本学者所采用。80年代，先生开始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图书和图书馆的发展，将其发展的历史特点与中国文化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其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教材中，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分期学说，提出了著名的“四分说”，即:①简帛书时期(商~西汉)，②写本书时期(魏晋~隋唐)；③印本书时期(宋~清末)；④机械印书时期(1840——1949年)。这种分期法，不仅完善了各个历史时期图书和图书馆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而且理顺了各个时期文化上的传播形成。

3.总结封建社会藏书制度的历史特点-

先生于1984年发表的《公藏是主流》(《图书情报知识》第2期)强调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主流是“官藏”—皇家图书馆、中央和地方政府图书馆，其发展的动因是封建统治者欲加强思想统治、巩固封建政治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迫切需要。因此，先生强调要从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发展的特点之角度去研究古代图书馆的发展，为古代图书馆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视角。先生进一步指出:由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皇权集于一身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而思想政治的特点是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古代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和方法突出地以收集、整理、宣传、利用封建思想的主体——儒学之书作为主要内容，从而造成了封建社会图书馆工作内容以保藏为主，具有管理程序和制度的集中性、严密性和封闭性等特点。

公藏虽是主流，但其藏书的开放有很大的局限性，先生也以敏锐的目光发掘出封建私藏书的利用情况，借以说明藏书得以延续之主要原因。在《私藏的功绩》(《图书情报知识》1984年第4期)一文中，先生总结了私人藏书的三大历史贡献:①私人藏书是封建文化遗产的主要保存者；②私人藏书家是推动封建社会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③私人藏书家传播学术思想，是封建社会出版事业的重要队伍。

关于古代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先生认为，既有藏，也有用，藏用结合，提出“以藏为主，以用为辅，开放与封闭二者兼备”的论断，在理论上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古代藏书是“藏而不用，秘而不宣”的错误认识。

4.突破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首先，先生注重对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发展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论章学诚的<校雕通义>》(《四川图书馆学报》1080年第3期)、《我国古代藏书建理论之发展》(《图书情报知识》1982年第2期)、《胡应麟在中国文献史研究上的贡献》(《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孙庆增其人及其书》(《图书馆学通讯》1986年第4期)、《李小缘先生在近代图书馆史研究上的地位》(《江苏图书馆学报》1987年第4——5期，又收入南京大学出版社《李小缘纪念文集)))、《一代学人的道路一一纪念杜定友先生》(《杜定友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集》1987年)等文章，其中，《孙庆增其人及其书》一文，有学者感叹:无人可望其项背!

其次，先生一改以往图书和图书馆史研究“厚古薄近”的状况，着重研究近代图书与图书馆的兴起，并在其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中改变了以往史书不写中央苏区、解放区和国统区进步图书馆的情况，补充了近代社会变革对书刊出版的重大影响的内容。

中国古代藏书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一直是先生的研究焦点之所在。他在《近代我国封建藏书楼之衰落》(《图书情报知识》1982年第3期)中阐述了这一巨变的政治原因: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直接冲击封建藏书楼；经济原因: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文化原因:西方社会学说之传播，维新改良派提倡公共藏书楼，直接影响了私人藏书家队伍的衰落，促使私藏之失散，从而得出近代图书馆取代封建藏书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结论。他的《辛亥革命时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论述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对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我国资产阶级图书馆法规的公布和图书馆学研究的开展所起的积极意义。《维新派与近代中国图书馆》(《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3期)一文说明了维新运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包括推动了封建藏书楼逐渐转变为近代图，藏书宗旨从“保存国粹”转为“启迪民智”，促进了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和藏书内容的改进。这一组有关近代图书馆的学术论文获1982年武汉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先生在60年代发表的《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通信图书馆》(《武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0年第2期，《图书馆学通讯》1960年第6期)和《论古越藏书楼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地位》(《图书馆》1964年第l期，《光明日报》1963年12月16日)受到社会的重视，使得上海通信图书馆、古越藏书楼成为近30年图书馆史研究的热点，并确定了它们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应有的地位。

5.注重图书馆史动态研究

80年代末，先生致力于图书馆史动态研究，回顾了中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历史、现状，总结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先生于1989年先后发表了《评建国以来图书馆史研究》(《图书与情报》1989年第3期)、《建国四十年图书馆事业研究论著巡礼》(《图书情报工作》1989年第4期)、《十年来图书馆史研究综述》(高校图书情报学刊分1989年第4期)等文。1990年，先生为在美国召开的“第八届图书馆史研讨会”所作的论文The progress of the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China，1949——1959被会议确定为大会发言，但先生因故未能成行。

6.《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自1984年始，先生即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图书和图书馆史，打算“通过总结图书和图书馆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历史经验，探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图书的编制、整理、出版和图书的收集、整理与利用，阐明它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影响中的发展特点，从而说明文化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其研究成果体现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之中。全书共四编十三章。1987年出版后，出版社曾重印4次，共2.5万册，并被全国高校有关专业选用为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该书问世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国璋在其主编的《文献学辞典》中列出专条介绍说:“本书是第一次以章节体形式系统探讨了我国图书及其收藏史，具有学术上的开创意义。”

吴仲强在其专著《中国图书馆学史》中指出:该书从体系上理顺了藏书学中各部分的关系，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藏书学发展的历史，而且试图对史料的发掘整理中作出一些结论，由此上升为理论性知识，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去了解考察藏书发展中规律性的问题，并指出各系统藏书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职能和作用。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徐雁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中专条介绍了此书，并且指出该书“第一次以章节体的结构，系统地探讨了我国图书及其收藏、管理的历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姚伯岳在《情报资料工作》1988年第5期上发表书评，指出“该书不仅对历史上的私人藏书情况作了客观的描述和评价，而且在过去一向研究薄弱的历代官方藏书方面更是用力至深，弥补了对整个藏书史研究上的不足，该书内容充实具体，除主题外，还涉及了图书的编纂出版、发行等一系列的史实，这就使它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普通书史的范围，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武汉大学出版社的严红在《图书情报知识》1989在第1期上撰写专文评道:“这部教材目前在其学科领域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它的观点较新，资料新颖，体系完备。”该书被大学出版社协会评为优秀教材三等奖，湖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评为1987一1988年优秀图书，1989年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建国四十年优秀著作奖。

二、关于目录学、文献学的研究

目录学是先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卓有见树的研究领域，从1978年开始，先生与彭斐章教授联合招收了两届目录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其中，多数现已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成为我国图书情报学界的中坚力量。

1979年起，先生与彭斐章、朱天俊教授等合作编写了普通目录学教材《目录学》。1982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该书的修汀版《目录学概论》。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正式的目录学教材，该书对80年代目录学的教学与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中国图书馆学会庆祝建国40周年特别奖。1985年，先生与彭斐章教授、乔好勤副教授合编了作为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教学参考书的、《目录学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为完善我国目录学教材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12月，先生主编的《目录学文献学论文选》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文集是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的《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集(1949一1989)之二》中的一种，反映了目录学及文献学研究的主要成果，目前研究的重要观点和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

在专科目录学问题上，先生与彭教授在80年代初结合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发展专科目录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指出要着手建立各科目录学，形成自然科学目录学和社会科学目录学的完整体系，并构建了各科目录学建设的基本框架。有鉴于此，先生经对自己多年从事文学文献目录学教学和关于文学文献书目的编撰、整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编写成《中国文学目录学》，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该书共11章32万字，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文学文献专科目录学著作，已被国家教委推荐为大学通用教材。该书出版后，先后被多次著录于大型工具书(《中文工具书大辞典》)专业教科书(《中国文学史科学》潘树广主编、哎中国古典文学史科学)徐有富主编、《中国目录学史》乔好勤著)等文献之中，被评价为“特色是理论与应用并重”、“内容丰富”、“对文学目录学的发展有开创奠基之功”。《人民日报·海外版》于1987年5月22日第七版也用专条向海内外学者介绍。该书1988年获湖北省社联优秀社科著作三等奖，中国图书馆学会建国四十周年出版物评奖获特别奖。

在目录学理论研究上，自80年代开始，先生与彭斐章教授合作撰写的一系列目录学研究综述，《关于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1期)、《对当前目录学研究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6期)一直指导着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方向，譬如:他们提出的目录学研究对象是揭示和报导图书馆资料与人们对它的特定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的著名的“矛盾说”以及近代目录学研究包括近现代有贡献的目录学家的研究应作为研究重点的主张和建议深深影响了国内学人。同时，他们还为目录学的学科地位和班固，批驳“目录学危机”观而大声疾呼，功不可设!

先生在编写《中国文学目录学》的同时，开拓了文学文献学的研究。1982年，先生在《文学文献与文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中阐述了建立文学文献学的意义，并构建了文学文献学的体系，提出其内容应包括:①研究出版情况，掌握文学出版物的演变流传；②了解文学文献种类，研究文献类型；③介绍各种文献载体，评介重要作家著作；④掌握文学工具知识，研究文学工具书方法。先生发表的《宋元时代文学书籍的出版》(《图书情报知识》1980年第1期)、《明代文学书籍的出版》(《图书情报知识》1980年第2期，1981年第1期)、《清代文学书籍的出版》(《图书情报知识》1982年第1期)的系列论文，较全面地研究了我国古代文学文献的出版、流传情况。

近年来，先生主要致力于文献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包括:①文献理论研究，如文献概念演变、文献属性和本质、文献构成要素、文献社会功能、文献价值和文献规律等问题；②文献发展研究，如文献起源、发展条件、流通与传播方式的变化、文献与社会进步、文献与经济技术发展、文献未来预测等问题，③文献生产与流通研究，如文献生产方式、生产手段与组织、传播与流通的控制、生产与流通活动的协调等；④文献资源研究，如文献分布与网络系统、文献保障体系与栽书、文献资源共享、文献资源管理与政策，以及专题、专科文献资源研究、时代、地区、民族文献资源研究等问题。研究范围之广、现实性之强，为前所未有!

先生目前正承担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科学规划课题“文献学理论研究”，普查了80年代文献学研究成果，写出了《中国古代学者文献观念之变革》(是先生接受国家教委文献学科研项目而作的论文之一，还未出版)和《中国文献学研究发展综述》(《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年第2期)等论文，在著作方面，先生于1990年12月主持编写的《人文科学文献学》教材正在出版筹划之中。该教材的问世，将完善了图书馆学专业文献学教材体系。

地方文献研究是先生目录学和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结合点。他在《地方文献与地方志》(《湖北方志通讯》1981年第9期)中阐述了地方文献的特点及与地方志的关系，并提出了确定地方文献的七个标准，对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工作起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为了提高方志目录的质量，先生在《论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通讯争1983年第5期，(湖北方志通讯)1983年第8期》中，回顾了方志目录编写之历史沿革，提出了方志目录揭示之特点和要求，评介了重要方志目录之得失，对编纂新地方志起到了非常实用的参考作用。该文被中国地方志辞典)专条加以摘要，先生并受《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的委托，担任了“中国方志目录”条目的撰稿人。此后，为指导方志索引的编制工作，先生发表了《方志书后索引的编制》(《湖北方志》1990年第5期)并发表了一些地方志评论文章。

三、关于图书馆学教育

与一些资深教授不屑担任本科生教学任务的做法迥异，先生至今仍全然不顾先天性心脏病的困扰和威胁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除指导研究生外，还担任了本科生、大专生、夜大生、函授生的教学工作。

对图书馆学教育问题，先生除进行历史总结，发表了《评建国四十年的图书馆学教育》(《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份年第3期)、《七十年历程—从文华大学图书科到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图书情报知识》1990年第3期、《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台北)第47期）外，还高屋建瓴地进行了前瞻性理论研究，积极地投入到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洪流之中。本着继承优良教育传统，教学内容、方式、层次，如何适应当今图书情报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之宗旨，先生与他人合作撰写了《关于我国高等图书馆教学体系陈问题》(是先生承担的科研项目之一，已通过教委鉴定)，对图书馆学教育的目标和规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989年，先生担任项目主持人之一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体系的深刻变革”受到各专家的充分肯定，通过教委主持的成果鉴定会，并获1989年湖北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89年国家教委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先生参加编写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也在该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一等奖。

除以上三方面外，先生还在海外发表了On the Intelltual Strueture of Library professionals、Libra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eure in China等学术论文，引起国际图书馆界学者的关注。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先生始终坚持提携后学的坦荡胸怀。且不说他认真仔细地修改研究生的作业论文并推荐发表，单看他前前后后为年轻学者的著作所作的序、跋，就足以得到明证。如，他为青年学者王余光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谭华军和徐雁译补的《续补藏书纪事诗》的出版感到由衷高兴并欣然作序，向学界大力推荐，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有的只是诚盼“江山代有人才出”的热望，祖国图书馆学术兴旺繁荣的良愿。

本文摘自王清.谢灼华先生学术传略.晋图学刊.1994（4）：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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