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大同市图书馆从4月13起拉开了系列活动的序幕。13日，“聚焦临猗”图片展；14日，“聚焦大同人的著作”沙龙；21日，“经典诵读会”；22日，读书讲座；23日起，至5月1日，8个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光盘视频文化、读书讲座；24日，送书到特威尔机械制造公司。

今天，4月22日，图书馆“平城今讲坛”特邀著名文化人士、记者张吉虎主讲《走进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由年玮娜主持。

张吉虎老师是新荣区法院党组副书记。文化学者、记者、编辑、电视广告策划人，大同市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会员。在省市报刊上发表消息、通讯、诗歌、杂文、影视评论300多篇。

张老师对毛泽东颇有研究。他把毛泽东读书的方方面面，诸如读书经历、涉猎内容、读书方法、经验、运用和对我们的启示做了详细说明，是大家极受启发。可以说，讲座对人们更全面地认识毛泽东，更好地学习、读书帮助不小。

坚持天天读书报 胸中日月常新美

——走进毛泽东的读书2活

张 吉 虎

（大同《平城讲坛》讲稿）

2012年4月22日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圣诞节，明天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诞辰，在这个圣洁而伟大的日子里，我们又荣幸地聚集在一起。谈点什么呢？十二月是“全国读书月”，我们不妨走进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去领略他特有的精神风采。

一、终生与书为伴，从来学而不厌

毛泽东一生文治武功、立德、立言，方方面面，皆成伟业。他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战略家、历史学家还是诗人和书法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能一人担当如此多名头的人可谓空前绝后。那么毛泽东何以能成就如此辉煌的大业呢？其中原因很多，但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毛泽东酷爱读书学习，终生与书为伴，从来学而不厌。

毛泽东热爱读书无人能比。他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自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善于挤时间看书学习。长沙求学时勤学苦读，革命战争年代利用战争空隙争分夺秒地研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加勤奋攻读。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丰泽园菊香书屋就像个书的天地，居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一张硕大的双人硬板床上除留一个睡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甚至连厕所里也摆放着书。为了读书，毛泽东把一切能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他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之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书本翻阅起来。他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把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等书断断续续看完。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时，毛泽东总是带着几箱子书。路途中他不顾列车震荡颠簸，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读得津津有味。到了目的地，同在北京一样，书架上、桌上、茶几上、床上又都摆放上书，一有空闲就读起来。有一次，毛泽东高烧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毛泽东这才高兴地笑了。直到病重临终之前，毛泽东也未放弃对书本的钟爱。在1976年9月7日至8日下午的弥留之际，毛泽东仍在坚持看文件、读书。据医疗护理记录，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共11次，达2小时50分钟。其中有一次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看了7分钟的书，就又昏过去了。十多个小时后，毛泽东在书香味中离开人世。一个伟大的灵魂就这样归于太虚，实现了他滑稽戏到老，学到老的人生诺言。

二、读书心有谱，博学而不乱

毛泽东的知识那是博古通今，山高海深。这缘于他的读书多，且博而不乱。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他有明确的大局观，他知道要干什么，需要什么，对于读书也是如此。他一生最爱读的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马列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冲击下，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引导下，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就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宣传马列主义。他最早读马列著作是1920年，读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他一生读了上百次。此时他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王明的挑战，他压力为动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在大革命时期，他读了《国家与革命》。此后，他对这些书反复读。他在1964年3月接见外宾时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他对马列的书读的最多的时候是在延安。在这个时期，他还读了《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哲学笔记》节译本、苏联出的《列宁选集》中文版多卷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

二是哲学、经济学著作。这主要是在延安时期和上世纪五十年代读的。1937年12月王明回到延安，1937年8月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意见，支持毛泽东，王明借共产国际招牌 以达到他抢夺毛泽东领导权的美梦被击碎。在延安，为了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毛泽东自感“我的工具不够”，要“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工具学”。毛泽东除读前面讲的马列哲学原著外，还读了苏联哲学教科书和一些普及性哲学通俗读物。这方面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和米丁的《新哲学大纲》，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哲学与生活》；还有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西方近代哲学家的著作。这些哲学著作对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起了很大作用。

三是中国历史和近代时政著作。毛泽东涉猎很广，但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书则是他最喜欢阅读的。关于中国历史，他从小就有浓厚兴趣。在省立一中，他学了古代史后，写了篇论商鞅变法的作文，此文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获得老师好评，老师认为他“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随后，他又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116卷，更增加了对历史的兴趣。在一师，他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包括《二十四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他在给好友的信中还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称“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的而不可缺”。他对曾国藩的书也很欣赏，细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和《曾文正公日记》。近代时政著作，他十分爱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梁的维新变法著作，特别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他爱不释手，一些好文章读了又读，几乎能背出来。《新青年》创刊后，他成了其追随者，按照时髦语言说，成了《新青年》的“粉丝”。他回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许多著作，往往是文史哲融为一体。这些书籍给毛泽东以深刻影响。他的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用时尚说法即“国学”的底子，主要是在那时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著作他还不时地阅读。《二十四史》约有4千万字，他硬是通读完了，有些部分还不止读过一遍。在1959年出巡时所带的书中，有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和大字本《二十四史》全部，还有关于《老子》的书等十几种，以及《荀子》、《韩非子》、王充的《论衡》、张载的《张氏全书》、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清人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因此，毛泽东十分谙熟中国历史，讲起历史典籍和细节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四是中国文学著作。毛泽东小时候就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书很着迷。他对中国文学书籍读的比较多的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古代诗词。自《诗经》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他几乎广泛地阅读过，最喜欢的是《楚辞》、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毛泽东送给日本第一位来访的首相大平正方一本楚词做为国礼。唐诗、宋词和元曲。第二类为古文和古典小说。对古文，他最爱读六朝的骈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他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认为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

五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著作。毛泽东早年对自然科学不大感兴趣，读过的书有限，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给他以深刻的启迪，直到晚年还多次谈到达尔文以及阐发达尔文学法说的赫胥黎及其《天演说》。到延安后，自然科学和技术著作也在其涉猎范围之内，为汤姆生的《科学大纲》、普朗克的《科学到何处去》、秦斯的《环绕我们的地球》、丁顿《物理界的本质》，他都阅读并收藏。他曾说：“《科学大纲》使我获得了很多知识。”到北京后，这方面的书读得更多了，他对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和某些技术书籍广泛涉猎，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地学，兴趣甚浓。他还爱读《自然辩论法研究通讯》、《动物学》杂志、《考古党报》、《化石》等刊物，关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晚年，他在分别接见扬振宁、李政道时，还同他们讨论粒子的可分不可分和宇宙守恒不守恒问题，他引用古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一至无穷”，以此说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现代分子理论的相通之处。以上种种皆说明毛泽东对自然科学是何等的关注和热爱。

六是地方史志。阅读地方志是毛泽东一生爱好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查阅了众多地方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每打下一座县城，毛泽东总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一看。1929年红军打下兴国县城，毛泽东得到一部《瑞金县志》，如获至宝，挑灯夜读。即使在长征恶劣的环境中，他仍不放弃寻找当地的地方志书，部队每到一处，工作人员便留意寻找当地的方志书。毛泽东说：“打仗胜败在知情势，这情势就是地方的山川气候、特产资源、风俗民情等特点，只有把握情势，才能取得胜利。”

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每逢到外地视察开会，总要请工作人员帮助他借阅当地志书。有一次他到无锡，第二天就讲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生动事例，在场的同志感到惊奇。原来到天锡的当晚，毛泽东就阅读浏览了《天锡县志》。

1958年，毛泽东刚到成都，当即就要来了《四川通》、《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后来又要来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并在书上批划圈点。在成都会议上，他提倡在全国编修地方志。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稍事休息后，就向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阅读，毛读后告诉工作人员，“这部《续志稿》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接着毛泽东还讲了南宋朱熹到南康郡上任，当地官司员们轿前恭迎，朱熹下轿即问，《南康志》带来没有？弄得官员们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有名的“下轿问志”。其实，毛泽东本人重视察地方志书，远非朱熹能比。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开完庐山会议，返京途中路过金华，台集地、县负责人开座谈会，会间主席向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马蕴山搔了一会头皮，“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主席笑着摇摇头说：“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其实胡公不是什么佛，也不是什么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又语重心长地大家：“为官一任，选福一方，很重要啊！”

毛泽东之所以为此重视和认真阅读地方志书，是认为地方志书是了解地方情况的百科全书，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情势，不论是打仗或搞建设，都能帮助我们取得胜利和成绩，减少挫折和失误，和地方干部工作人员谈话，穿插有关地方志记载的典故和传说，也可以把气氛搞得生动活泼些，和谐生动一点。由于毛泽东运用地方志能“推陈出新”深入浅出，所以也常给人们带来启发和教育。

三、读书有妙法，故而收获多

观其毛泽东的人生，他之所以成为伟人，做出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这与他读书有法，积学有方不无关系。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十点。

1、积学贵有恒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曾说：“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因而他立言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用功读书，持之以恒。毛泽东还曾写过一副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它是化用明代学者胡居仁所撰的对联：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这副对联体现了毛泽东对积学贵有恒精神的称道。在1917年为同学萧子升自订的读书札记本《一切入一》作的序中，更显露出了毛泽东的积学贵有恒的观念。他写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今世学问之途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在说明积不积学问与有获有不获的重要关系后，毛泽东进而把读书积学比作修筑百丈之台，需从一砖一石开始。他说：“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读书、积学，恒久而不间断。他的似百丈高台的渊博学识，正是日积月累、一砖一石地筑起来的。毛泽东自幼时起饱读诗书、且终生吟诗、赋诗，后来成就为伟大诗人。这中间他付出了常人未曾付出的努力。例如，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曾把屈原的《离骚》一丝不苟地抄录到笔记本上。1958年，已是大诗人的毛泽东在游览成都武侯祠时，曾将祠中的数十副对联全都让随行人员抄写下来。毛泽东之所以成就为哲学家，也是他终生注意研习哲学的结果。在延安时期，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身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曾亲笔作了3000余字的摘录，还致信艾思奇虚心求教。

2、书要反复读

孔夫子提倡学而时习之。毛泽东提倡读书要“三复四温”。三复四温的读书能读出品味、读出与众不同的心得。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对喜欢读的书，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一次又一次地加深理解。每读一遍书，他习惯在封页上画上一个圈。从中南海故居保留下来的书籍中，可以看到许多书的封页上画有四五个圈，这说明毛泽东对书读了四五遍。有些书，页面上留有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这是毛泽东不同时期反复阅读留下的手迹。毛泽东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书，如《史记》、《资治通鉴》等，这类书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多次读过，对一些篇目能背诵如流，但他对之长读不厌，晚年仍在反复阅读。一些重要的马列著作、哲学和党史类以及文学类的著作，他更是反复研读。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都读了十遍以上。如《昭明文选》，他阅读批注过的版本，存留的就有三种。此书他青年求学时代读过，20世纪50年代他又读，60年代再读，70年代仍又读了好几遍。对《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毛泽东几乎是从小读到老。对于这些古典小说，毛泽东同时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读。而对于《红楼梦》，毛泽东读得更仔细，并且至少读过10种不同版本。毛泽东曾说，《红楼梦》要读过五遍以后才能有发言权。由于有独特的阅读视角，毛泽东从书中看出了当时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对于韩昌黎诗文全集，除少数篇章外，毛泽东都曾一篇篇仔细琢磨，从用词汇、章句到全文意义，他都有很好地研究。对于全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背诵如流。

3、要广收博览

读书广收博览是毛泽东一贯提倡和践行的。1957年10月，毛泽东在给秘书林克的信中曾这样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这句话其实也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自己的读书范围就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到马列著作，从古代作品到近人新作，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宗教、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报纸杂志，都在他的涉猎范围。到了晚年，毛泽东读书时侧重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著作。文学书籍中，包括诗词歌赋、楹联、笔记小说，毛泽东都百读不厌。对于文学作品，毛泽东一方面是在鉴赏和品味，另一方面也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读，因为那些诗文小说之中深埋着历史事实和思想。中国历代史书则是毛泽东的最爱，对此他几乎什么都读。除《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正史外，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等毛泽东也读，甚至连小人书都不放过。毛泽东读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他非常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以从中找出可资利用的东西。正因为熟谙历史，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讲话中，常常引用中外史书上的历史典故来阐明深刻的道理，也常常借助历史的经验来指导自己领导的革命事业。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说过，读书可以使人增长学问，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段话点出了知识对人的重要性。这也许就是毛泽东为何一生博览群书、吸取新知的动力所在，同时也是毛泽东为何要革命者努力学习、认真读书的真谛所在。毛泽东之所以成就为大思想家，不仅在于他有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更在于他读书时广收博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知识结构。

4、要系统钻研

毛泽东提倡博览群书，同时又提倡认真研究、系统地掌握书本知识。毛泽东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和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深入了解，从他的著作和演讲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同时，从他的存书和借书的情况也可以窥其一斑。在中南海毛泽东近10万册的个人藏书中，主要有这么几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与选集；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种教科书和理论书籍；中国历史典籍及各种中国古书，包括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部分收藏)，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诗词、文论及市井笑话集；中国近现代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工具书；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馆借书阅览。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66年9月，毛泽东曾从北京图书馆等馆借用各种图书2000余种，共5000余册。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更是号召系统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学习问题时，毛泽东曾这样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对于这种研究，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他还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论，毛泽东同样有研究兴趣。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哥白尼、布鲁诺的著作，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著作，毛泽东曾反复研读过多遍。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系统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著作。

5、要勤动笔墨

勤动笔墨是毛泽东读书时的一大特点。他不动笔墨不读书。这一特点与毛泽东对所喜之书要反复研读的习惯有关。动笔墨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在读书时常常在书页上圈圈点点，勾勾画画，留下自己的心得或评论。这种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养成的。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研读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就曾在书页上写有12000字的读书批注。投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后，毛泽东仍保留了这一习惯。从现在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毛泽东所读过的书页上，到处都有他留下的阅读符号，如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方框、圈、点、勾、叉及问号等等。有些符号不止圈画一次，而是杠上加杠、圈外画圈。从毛泽东所留下的批注看，它大多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脚、页边、中缝或字旁行间。有不少批注呈“密集型”，即密密麻麻写满书页，这样的文字密集型批注多达100余页。此外，毛泽东在读书时，还细心地改正了原书中一些排错的文字和标点符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专心读书的精神状态。经统计，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毛泽东留下的总字符数为27604个。其中在10本书上作的批注为830条，总字符数为22834个；1篇读书摘要、1篇读书日记及1封书信的总字符数为4770个。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形成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仍然保留着，故他读书时作批注更勤。199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收集有毛泽东阅读40部文史古籍时所留下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这本批语集计有批语314处，总共有6733个字符。其中对16部文学书的批语75处，计2468个字符；对24部史学书的批语239处，计4265个字符。这些读书批注，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历史纪录，是毛泽东读书时全神贯注、细致入微和善于思索的证明，也是我们研究和学习毛泽东读书方法的珍品。

6、贵学思结合

毛泽东提倡多思，在学习方面也是这样。这与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一致。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青年毛泽东就曾批评学而不思的陋习。他这样写道：“吾国二千年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与这种陋习相反，毛泽东在读书时善于独立思考。尤其是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毛泽东把所读之书放置在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注意把握所读之书形成的时代特点、社会条件和作者成书条件、写作动机、指导思想和目的，弄通读透书的内容。他以自己特殊的价值取向，从书中鉴取历史兴亡之道，通过品评历代政事，臧否人物，吸取经验教训，悟出自己所需的为政方略，并在同古人的对话中激发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毛泽东以自觉的清醒的批判意识来读书，从不为书所俘虏。在恰当评价书中所言风物政事、以明利害得失时，总是显露出自己的独具智慧。毛泽东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善于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所读之书作认真考证，辨别史学真伪，甚或勘正文字错误，校改和添加标点符号，这是一般人尤其是知识菲薄的人难以做到的。例如，毛泽东喜欢读史，但他却又这样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历史有根本的把握，也对历史上忠奸贤庸各式人物及其行为有中肯评价。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他对一些杰出人才的赞誉比比皆是：“臧质豪杰之士”，“生子当如李亚子”，“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对一些历史人物，毛泽东进行认真比较，如“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李恪英物，李治朽物”，“袁觊无能”，“袁粲死节”。对于一些无能、昏庸、奸佞之辈，毛泽东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给予客观评价，如(刘表)“虚有其表”，“‘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王建庸人，不知政治”，“笑里藏刀李义府”。读书时严于考证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像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甚至对所读书中的史实哪怕是一些别人认为微不足道的细节也不予忽略。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时，毛泽东也表现出了独立思考、不盲从的精神。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回避了“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他还指出：“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对于产品分配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总之，在学习态度上，毛泽东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另一种是“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他认为前一种态度不好，需要的则是后一种态度。（教条主义就是对上级的东西古人的东西迷信、盲从，不加思考，不加批判，一味照办。）

7、不闭门求学

毛泽东开门以求学，喜读无字书。求学不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要结合社会的实际；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曾经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向往司马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开阔胸襟的壮举：“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正是为了践行开门求学，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利用假期考察湖南农村。1917年暑假，他与萧子升曾以“游学”方式，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月有余，收获颇多。1917年冬，毛泽东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考察。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环绕洞庭湖对益阳、湘阴、沅江作了为时半个多月的考察。通过多次考察，毛泽东真切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他看到农村存在着八种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游民。对农村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的这种了解，为他后来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以及农民问题提供了最初的事实经验。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中后期，毛泽东以极大精力从事组织农民运动的工作以及调查研究工作。后来毛泽东成为农民运动之王，与此“游学”有极大关系。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故乡韶山“养疴”。他除了对韶山一带的农民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外，还调查收集了大量有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材料。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特地对当时全国土地占有情况作了调查。从中了解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及官吏，总共占有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这些调查材料为农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提供了根据。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华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为了回答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并更大规模地掀起农民运动，毛泽东1927年1月专程赴湖南考察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指出，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中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毛泽东认为，农民在几个月之内做到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运动建立了奇勋。他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并以事实有力地批判了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和做法。正是在长期、广泛和深入调查农村的基础上，毛泽东不仅为中国革命找到了动力，找到了一条革命阵线，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8、学离不开问

毛泽东认为学习不仅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面向社会生活实践。而读“活”的书本就离不开问，因而主张学孔夫子的“每事问”。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在批评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时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他还辛辣地讽刺有些蠢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是“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的。毛泽东批评许多领导者，一接任新的工作就喜欢宣布政见，一遇到困难就叹气、恼火，而不知到自己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毛泽东曾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不要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共产党的正确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从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而在实践中学习需要有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要了解情况，“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毛泽东举例说：“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而开调查会“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还表示，自己的志愿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毛泽东这种甘当群众小学生、“每事问”的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保留着。1952年12月，他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了地质学家李四光，即开门见山地问：“你那个‘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没想到毛泽东会关心地质力学的具体问题，便向他作了解释，说明“山字型”构造是一种地质构造类型，形状如同汉字的“山”字。通过这件事，李四光认为主席虚怀若谷、不耻下问，使自己倍受鼓舞。

9、善于挤和钻

用挤和钻的方法进行学习，是毛泽东尤其提倡的。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学习运动是可能的时曾说：学习运动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大家虽然忙得很，理论书一般也看不懂，但可以想法子解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 “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毛泽东是“挤”和“钻”精神的提倡者，更是实行这种精神的模范。青年时期他曾在路灯下看书，甚至躲在厕所里看书。新中国成立后他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间隙读书。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会议，其间20多天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推，端起碗就吃。还未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又投入了工作或学习。有一年夏天在武汉，天气炎热，但毛泽东仍秉灯夜读，汗水从脸颊直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毛巾给他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步入高龄后，毛泽东体力衰弱、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热情丝毫未减。后来由于患白内障，他的视力极其微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地看书，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1975年，毛泽东的眼睛做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又开始了大量阅读，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手不释卷。毛泽东在学习上提倡“挤”和“钻”的精神。我们要学习毛泽东，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

10、学与诲结合

毛泽东曾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事实上，毛泽东对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这两者都做出了表率。学而不厌首先表现在他对马列著作的学习上。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千方百计找书读。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毛泽东收集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立即忙着研读和讨论。长征路上，他宁可丢掉衣服也不肯丢掉书。患病的时候，他就躺在担架上读。几十年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及许多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对《共产党宣言》这部经典，毛泽东1920年到北京的时候第一次曾接触到它的部分章节，后来便经常阅读它，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能背下来。1939年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时，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对名著《资本论》，毛泽东早在延安时就翻阅过，1954年再次阅读了它。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选读了若干篇章。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做标记。毛泽东对英语的学习同样锲而不舍。（《资治通鉴》读了17遍）

在青年时代他初步学过英语，在延安时期他坚持学习英语。新中国成立后学习环境改善了，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虽然已到花甲之年，他每天都要学习英语，夏夜十二点还在路灯下大声朗读。每次外出，毛泽东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毛泽东非常爱哲学。在延安时期，他发起成立哲学学习小组后，每到星期三晚上便约十来个人在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在暗淡的烛光映照下，大家围坐在一起漫谈马列主义哲学。毛泽东每次都亲自主持，并事先指定报告人准备好发言提纲作中心发言，发言后大家跟着发表意见。对每个人的发言毛泽东都认真听，并做笔记。毛泽东同时是诲人不倦的导师。无论是在湖南一师附小任教，还是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讲课，毛泽东都能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且循循善诱。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是毛泽东诲人不倦的另一个重要例证。1955年，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见警卫团一中队的全体战士，用商量的口气要卫士学文化。学校开学后，毛泽东不断地关心卫士们的学习情况。他常问一些外出执勤的卫士：“你们工作累不累？你们把学习的东西都带来了吗？”在一次冬季的旅途中，飞机快要起飞了，毛泽东还在向随行的卫士了解文化学习情况，并温和地说：“代数一定得学好！物理、化学好多计算都是用代数计算的，你们要学不好代数，物理、化学也学不好。不要怕难！”他还鼓励卫士说：“你们在这个学校学习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毛泽东以问代教，除询问卫士文化学习的情况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常常提问，以启发卫士的求知欲。

毛泽东读书的方法，除了以上十个方面外，还有很多重要的观点。例如，关于学习要恭恭敬敬、老老实实，不要不懂装懂的论点；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的论点；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学习必须从不自满开始的论点；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的论点；拜一切内行人为师的论点；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的论点等。

总之，毛泽东的读书方法，为我们获取新知识、积累精神财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读书目的明，全在于应用

毛泽东读书异于常人之处颇多，而在其对读书目的理解上则更是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一般人读书以资空谈或用来炫学、装门面者为多，而他则是理论联系实际，重在解决社会问题。他明确指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在《实践论》中他曾这样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中，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学风，毛泽东对人们在理论家、理论和实际联系等问题上存在的糊涂观念作了澄清。他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毛泽东进而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毛泽东把它们比作“箭与靶的关系”。他说：“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但“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另一方面，毛泽东把对理论的应用或实践本身看作是更重要的学习。这主要是投身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亿万革命群众不是先通过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不断加入的。人们往往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只能是从干中学。因此，毛泽东就有了如下一段著名的话，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段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来看，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模范。他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于中国革命过程中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党的建设尤其是农村环境中建党的理论，革命根据地及其建设的理论，军队建设理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统一战线理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正是有赖于这些正确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五、阅读报刊杂志，更比读书紧要

毛泽东有时把读报看得比读书更重要，更紧迫。“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这是从延安时期流传下来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一九五一年，有几次因为秘书没有把当天收到的报纸及时送阅，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我是要看新闻，不是要看旧闻。”这个尖锐的批评一直鞭策着他身边工作的同志。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读报纸杂志的习惯。他曾经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主办的《民主报》，《民报》的热心读者，后来更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这些报刊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新青年》，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井冈山时期，因受敌人严密封锁，读报十分困难。在战争中要打胜仗就要知己知彼，读报纸则是了解敌情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毛泽东常常为看不到报纸而焦急，苦恼。一九二八年，有一次他专门派出一个营去打谭延闽的家乡茶陵县的高陇，搜罗了一批报纸上山，战斗中还牺牲了一些干部和战士。一九二九年，下井冈山到了赣南闽西，可以看到报纸了，情况大为改善。毛泽东为此而高兴的心情，可以从当时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反映出来。报告说：“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由于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广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以看到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状。”有时毛泽东还把读到的报纸新闻及时地摘报中央。据悉红军长征到陕北落脚，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他们清剿陕北红军的消息后决定的。

如果说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嗜读报刊是为了增进知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么在紧张的战争岁月，以更加迫切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报纸，则是直接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正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刊物比较容易收集到，毛泽东订阅的报刊多起来了。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四十年代初期，他订阅的报刊，至少有三四十种。

延安《解放日报》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的。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一直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不仅亲自为它撰写社论，还直接计划安排组稿工作。他读到报上的好文章，好新闻，立即通知各报转载，广为传播，有时读到一篇好作晶，可以兴奋地一口气读到天亮。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世界战争的全局在胸，要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阅读国内报刊的同时，还天天阅读专门刊登外国电讯的《参考消息》(后改名《今日新闻》)，有重要新闻随时批给其他中央同志和有关同志传阅。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毛泽东的一批珍贵的手稿，是他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间，为研究国际问题而专门摘录的外国电讯稿，按十六个国家分类。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阅读的报纸杂志数量更多了，范围更宽了，不只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还有文学的、自然科学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至讲琴棋书画之类的报刊文章，都在他喜爱或涉猎之列。他每年订阅的报刊，包括出版社赠送的，都在百种以上。在一九五六年他开始考虑适当摆脱一些政务，用更多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后，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又给他增订了全国各主要高等院校出版的综合性的学报或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报。

毛泽东阅读报刊也是有所侧重的。每天必读的报纸有：《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解放日报》、《天津日报》等。经常看的杂志主要有：《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新建设》、《文史哲》，《经济研究》、《红旗》，《学术月刊》，《文艺报》，《诗刊》，《文物》，《科学画报》，《大众科学》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现代佛学》等，有时还翻阅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某些刊物。他最喜欢读的是有关哲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所以对《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哲学》，《史学》等专栏特别有兴趣。

同阅读书籍一样，毛泽东阅读报刊也常常写一些批注，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还批给别人看；例如，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里发表了《如何评价<文赋>》一文。作者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进步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观点。毛泽东将此文批给一些同志看，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毛泽东把报刊作为了解国内情况和学术理论动态的重要渠道，同时也通过报刊了解国际情况和国际知识。一天几万字的《参考资料》是他每日必看的重要刊物，象读书一样地圈点批划。有重要内容的，常常批给别人去看或印发会议。他除了看重要新闻，对《参考资料》刊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也很有兴趣。他说，这些回忆录里写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很值得看看。

毛泽东对国外情况的熟悉，常常使得一些著名外国记者为之惊讶。一九六O年斯特朗在回忆她一九四六年同毛泽东的那次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象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毛泽东对于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和观察国际动向的敏锐性，同他认真地、一天也不间断地阅读和研究大量国际问题资料，是分不开的。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毛泽东一生功比天高学似海深，德如日明，名震世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一切的一切，都起自毛泽东爱读书。愿我们大家都把对毛主席的崇敬，化作读书学习的热情，掀起一个好读书、读好书、多读书的热潮，为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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