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导系列访谈——吴平教授

本刊特约记者：吴老师，您好！据了解您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是图书馆学，博士期间主要研究书评理论。嗣后在从事编辑出版科研、教学的过程中，您一直比较关注书评在图书传播中的作用，您认为书评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在书评公信力逐渐下降的情况下（比如近年来出版的某些图书中腰封出现了太多浮夸不实的宣传，已经引起了读者反感和各界关注），您认为书评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

吴平教授：书评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功能是多样的。简略地说，书评具有辅助认识、传播信息、教育指导、舆论控制、引导审美等社会功能。书评的本质是对图书进行价值的判断，这决定了书评有可能影响读者的购书选择。我们在日常购书过程中经常看到书评的身影，这说明我国出版企业已经开始重视宣传在促销中的作用。从提升图书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的视角来看，书评有利于读者了解出版发行信息和图书的大致内容、价值，对于读者的选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这是书评现象积极的一面。

当然，你提到的书评中的浮夸、粉饰、拔高、贬损等现象是一种放大式宣传，是不正常的。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来分析，他们希望获得实事求是的评价，图书评论的作用与广告是不同的，即便图书广告与商业广告也是有区别的，你提到的现象属于直接将商业广告模式运用到了书业，是不合理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自有书评以来就存在上述现象，有些评论者基于人情关系或者经济利益的考虑会在评论中过分吹捧或者肆意贬低，这些做法都给书评的公信力埋下了隐患，长此以往书评人将很难得到社会信任，更遑论影响读者选择了。严格说来，我国还没有建立有公信力的书评制度。相比而言，欧美国家的书评制度就很完备，图书出版以后送给书评家阅读，书评家读后进行评论，权威书评家的评论可以影响读者的消费决策。我们的媒体目前还没能培养出有公信力的书评家，很多书评没有什么社会效果。因此，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来完善自己的书评制度。当然，书评中有些问题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书评家来承担，比如有时候编辑会有意删除批判性的评论，结果到了读者那里看到的都是热烈叫好的一面之辞。

至于发展方向，我认为书评应该反映图书的真实价值，让读者通过阅读书评对图书能有一个大致了解，而且读者获得的认知和图书的实际价值应该是相吻合的，这就是书评的现实落脚点。从出版者的角度来说，出版商不能要求书评家做吹鼓手，书评家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客观中立的，通过自己的阅读和判断去发言，而没有必要高推某些作品。同时，媒体应该创设良好的平台让书评家独立发表见解，而不是让书评家奉媒体之命行事。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书评的发表形式也越来越多元多彩，网上书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网络的“去中心化”让网民可以自由地发表真实的阅读感受，这一点对保护读者利益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总之，书评功能的正常发挥需要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来支持，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书评的发展提供宽松而有利的环境，至于书评中出现或捧或骂的怪圈以及公信力丧失等问题则需要从长计议，寻求系统性的破解办法，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毕其功的。

本刊特约记者：编辑理论是您多年来研究的重心之一，通过梳理您的学术成果，我们发现，您一直主张编辑出版者不能毫无保留地拥抱市场，而应该牢记并履行自己在传承文化和教育大众等方面的神圣职责。在出版业产业化发展、出版人言必谈利润的今天，您的提法无疑是比较个性的，请问您认为编辑出版者如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吴平教授：这个问题我一直关注了十年，至今我仍然坚持十年前的观点：编辑不能在市场化的洪流中迷失自我，毫无保留地去拥抱市场。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虽然关注产业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也有一部分出版界同仁认识到了文化追求的重要性，这是难能可贵的。其实，在我看来，市场化经营模式、产业化发展、经济指标等都只是手段和工具，它们应该为社会效益这个终极目的服务。何况并不是讲产业化就是纯粹的赚钱，讲文化就是赔钱。产业化的发展思路提供给出版企业的是一种环境、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了解并学会使用市场化经营模式将会给文化生存与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提供更好的条件，开拓更大的市场，但是这一切的旨归应该回转到传承文化和教育大众上来。

具体而言，在出版产业化发展的今天，编辑的确不得不面对利润这把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这要求编辑必须熟悉市场营销的理念和技能，然而另一方面我要强调的是出版人应该牢记并履行自己在文化积累、传播、引导、教育等方面的神圣职责。至于出版企业如何实现文化追求与市场意识的统一，有以下几点看法可供业界参考：

第一，在产业化的背景下，编辑出版者更应该凸现文化人角色。编辑出版业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文化的建设。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版行为企业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文化意识逐渐被一些编辑出版者所淡忘，一些编辑迷失了自我，一味去迁就、顺应读者，长期下去，编辑出版者和 一般的商品生产者将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对待市场化经营模式的态度显然不对，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编辑出版者非但不能弱化文化意识，而且应该更加重视文化人的角色定位。第二，编辑出版者是科学知识的宣传者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把关人。科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产业化背景下，编辑出版者应该是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科学方法和文化知识的积极传播者，努力提供更多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引导读者发扬科学精神，消除愚昧，反对迷信。此外，编辑出版者还应该从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角度出发，强化“把关人”意识，将封建落后、愚昧、迷信以及西方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潮“拒之门外”，做好过滤把关、文化导向的工作。

第三，编辑活动是出版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技术演进的规律来推测，未来的出版企业将蜕变为“内容提供商”“内容为王”的角色，以内容迎合读者成为出版业尊奉的圭臬。具体来说，我们仍然应该坚持“编辑工作是出版社的中心工作”的提法。这是因为从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关系来分析，产品本身的品质是各种营销手段与方式的运作对象，是经营的具体内容，除此之外的任何渠道的运用和渠道的流通都受其局限。这也是经典营销学为什么将产品（Product）放在“4Ps”理论的首位去讲述的原因了。

第四，编辑出版工作者需要有鲜明的编辑思想。我们知道，坚守个性化的出版品位与文化追求必须以特定的思想品质为基础，这需要编辑角色偏重于学者化、专业化，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市场意识上。优秀的编辑出版者一定具有恒定的编辑思想，在这种先进而又独特的思想理念的指导下，编辑可以在确定选题、构思作品总体结构以及装帧设计风格和营销策略的策划方面凸显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具有鲜明编辑思想的编辑出版者不会在市场浪潮中随波逐流、模仿跟风，因此随着市场的规范和读者的成熟，具有鲜明编辑思想的编辑出版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总而言之，市场意识和文化追求并不矛盾，只要我们处理得当，产业化将会给文化使命的履行和出版业的壮大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

本刊特约记者：众所周知，编辑思想在出版物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成功的编辑家在编辑思想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您认为编辑思想是由什么要素构成的？编辑思想的形成对于编辑有什么要求？在作家明星化、偶像化的今天，图书销量似乎更多的是由作者来刺激和调动的，在出版业娱乐化的背景下编辑及编辑思想在出版活动中应该如何重新定位？

吴平教授：首先，就一个优秀编辑的培养而言，编辑工作所需的技能是容易掌握的，而个性化编辑思想的形成却依赖于长期的实践、领悟、积累。观照编辑出版活动的整体构成，我认为编辑思想在出版活动中的作用最为重要。当然，值得说明的是，我非常尊重技术，数字化技术将会带来出版的第三次革命，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出版速度，精简产销流程，实现效率跃升。然而编辑思想在上述技术革新活动中起到的是引领作用，换言之，编辑思想境界的高低决定了技术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水平。不难预测，在数字出版时代，具有鲜明、先进的编辑思想的出版者将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新技术手段为他们一展身手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反之，不注意编辑思想的引领作用，技术手段和市场化管理就有可能将出版活动引向歧途，所以为了避免出版活动偏离正确方向，我们应该重视编辑思想在出版实践中的统率作用。

其次，编辑思想是编辑出版活动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经过思维而产生的结果。编辑思想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第一，编辑思想与编辑的工作、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联，优秀的编辑思想是在丰富的编辑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第二，编辑思想与编辑思维有关，编辑思维决定着编辑活动的层次和质量，一般而言，编辑思维取决于编辑的知识、文化和逻辑能力等；第三，编辑思想还与编辑主体的思想品质有关，这里所谓的思想品质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创新的意识、自我否定和包容大家的勇气等，此外优秀的编辑还应讲求能动效率，同时还要有选择理念，能够果断取舍。

至于编辑工作者如何努力形成有价值的编辑思想，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工作：第一，编辑必须重视知识积累，阅读更多的书。“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编辑作为教育者必须高于读者。编辑应该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两者都与读书分不开。第二，优秀的编辑家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分析著名编辑家的年谱可以发现，放在全局视野来考量，不同阶段的经历对于编辑思想的形成都会产生影响，因此编辑应该重视生命体验的反思与升华，使得每一段人生经历都能熔铸成编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编辑必须具有积极的人生信仰和强烈的读者服务意识，热爱读者才能专注于读者所关注的东西，积极与读者沟通才能更好地明确努力方向。编辑事业的热情和毅力很多时候是在与读者互动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的，读者的肯定和支持是许多编辑成功的原动力。第四，从思维习惯来讲，发散性思维对于编辑创新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虽然编辑从事的是高度整合、优化、重组继而传播知识的工作，但是如果不能开放性地接受信息，上述活动将成为无本之木，因此编辑的思维方式必须是开放性的。

概括而言，编辑思想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动态优化的过程，编辑工作者应该从多个维度同时入手，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在编辑实践中学习、积累、提高，以形成个性鲜明的编辑思想。

本刊特约记者：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是您近年主持的教育部课题，您认为编辑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何在？爬梳数千年的编辑思想史并从中探寻逻辑和规律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您认为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应该如何进行？古代编辑思想对于当下的编辑出版实务有哪些指导意义？

吴平教授：如果大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诸如新闻思想史、法律思想史以及经济思想史等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相关学科的纵深发展起到了正面的支持作用。然而，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却一直是一个空白，乏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科学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带着问题意识去挖掘课题。我们知道，出版活动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而编辑思想在出版活动中的重要性同样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多年的编辑学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编辑思想史一直无人涉足，这种反差令人惊奇。编辑思想具有复杂性，我国古代图书编辑的目的主要有政治功能的诉求，比如宣扬儒家的经义等，当然也有一些藏书家希望通过编辑将文化精髓加以集成以利传播。就文化发展而言，编辑思想是我国数千年文化结晶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编辑思想和文献是自然融合的统一体，我们可以从前言、序跋和编排体例等方面窥探到编辑的独特用心。对于这些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研究者有必要去寻找其中的理路脉络，以此为现实的编辑出版提供一些指导。

从编辑出版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编辑思想史研究是学科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各学科着重在各学科史籍的基础上说明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有渊源的，如文学研究《诗经》、经济学分析《论语》、政治思想学科考察《左传》等等，各学科都从本学科的角度诠释古典文献，为各自发展寻找理论和实际意义。但基本上没有学科对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出版此类文献做出说明，更缺少对书籍出版编辑过程的历史性、社会性、技术性分析。读者看不出各学科相关图书出版之间的联系，似乎书与书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毫无关联就构织成了书籍出版的历史。因此，分析编辑在出版过程中思想意识的作用也就是对社会、文化、经济等学科研究的丰富，也是寻找书籍出版发展脉络的重要内容。简言之，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是在填补空白。

葛兆光先生曾经说过，“思想史无疑是一个边界不定的研究领域，它需要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等为它营构一个叙述的背景，也需要研究者在种种有文字和无文字的实物、文献、遗迹中，细心地体验思想所在的历史语境。”可见，作为拓荒式研究，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难度很大。就研究思路而言，虽然编辑思想史涉及资料浩如烟海，但是从指导现实、察往知来的研究原则出发，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第一，考察编辑思想的生成机理，我们可以发现编辑思想的形成与编辑启蒙教育时接受的思想、编辑在出版活动中获得的经验、编辑的人生信仰等要素关系比较密切。此外，编辑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对其编辑思想的形成也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些要素都是我们研究编辑思想史的过程中要关注的重点。因此，编辑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将断代研究（比如通过对先秦、宋代、明代、民国等各个时期的著名编辑家的个案研究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编辑思想的特点）以及整体编辑思想演进规律的梳理、升华结合起来。

第二，编辑思想与图书文献作品及作者有着密切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不免有可能出现作者、作品与编辑界限模糊不清的时候，因此在研究思路上要注意分别，凸显对于编辑和编辑思想的关注。随着图书生产技术和现代出版机构的成熟，编辑活动不断被细化，致使学术界出现了将编辑分为“作品编辑”和“出版编辑”的不同观点，前者系指收集史料、发凡体例、编篡成稿的过程，后者专指对成稿的审定和技术处理。这种区分“作品编辑”和“出版编辑”的主张为古代作者与编辑不易区别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三，注意对于刻工思想的研究和提炼。古籍中刻印书籍者也叫刻工，往往就是编辑者或出版者。因此，对编辑的研究也可从刻印人的研究出发。特别是书籍的原刻者，人们常以原刻本作为寻找版刻源流的起始。随后的翻刻、复刻要么保持原刻本内容不变，要么连同形式都与原刻本相同。尽管刻工多是从技术上为出版某书做准备，满足技术质量的要求，但从刻工布局谋篇，选材选墨定纸张来看，实际是在贯彻编辑思想。至于刻工是不是编辑，刻工的思想是不是编辑思想还要看具体情况。既是刻工也是编辑分析时二者合一，刻工只是作为编辑思想体现者的角色的，除分析编辑之外还可从刻工身上深入挖掘，为编辑思想总结服务。

总之，中国编辑思想史的研究中应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通过“剥离”古代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并从多个维度来解构继而弄清其中暗含的思想意识，同时要将断代编辑思想的研究和整体规律的观照结合起来，在研究过程中要借鉴成熟的思想史研究的经验，同时兼顾编辑活动的特殊规律，以期取得对现实编辑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本刊特约记者：您在从事编辑出版教育的同时，还担任着武汉大学教学管理的重要职务，您能否谈谈对于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看法？我国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如何超越教学与实践需要相脱节的尴尬？近年来流行的通识教育理念对于编辑出版教育有哪些启示？

吴平教授：通识教育是近年来教育研究学界比较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识教育”的提法最早出现于1829年，它首先是一种教育理念，其要旨是培养全面的人而不是片面的人，是培养通达的人而不是闭锁的人；通识教育是一种手段，通过实施通识教育而达到全面教育的目标；通识教育还是一种课程体系，它与“专门教育”相对应，是一种“全面教育”“普遍教育”。通识教育系统要包含人文、科学、社会三大知识领域，这已经成为共识。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对以往专精教学导向的大学教育有所补偏救失，使大学生除了有专门的知识以外，更能有广博的见识，希望在精深的研究当中，能有通达的人生。今天我们说的通识教育，就是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教育，它体现的是继承与开创的同时进行、保守与自由的维持平衡、人文与科技的相互沟通，这就是通识教育的精义所在。

具体到编辑出版教育，根据我对著名编辑家的研究，过分强调专精是培养不出优秀的编辑家的。真正优秀的编辑家必须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有志于成为编辑的学生应该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作为一个编辑，如果接受的都是一些低层次的知识，那么他是无法承担为社会选择、优化知识的重任的。因此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应该有意识地打好基础，对各个专业的基础知识有一个基本了解。具有了这样的基础，在工作中就可以深入地研究自己从事的领域，或者利用多个学科的方法和知识来合作研究，丰富的文化知识能够让编辑在从事策划设计、取舍剪裁等活动时具有“鸟瞰全局”的思想高度和“披沙拣金”的职业敏感。我曾设想编辑出版专业能不能从研究生阶段招生，本科期间学习经济、管理、法律、测绘和水利水电等专业的学生，只要有志于从事编辑出版工作都可以报考。这样从研究生阶段培养编辑，学生既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又掌握了编辑理论和技能，加上个人的勤奋努力，就有可能培养出学者型编辑。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我常常鼓励研究生多去听其他专业的课程，广泛地阅读哲学、历史以及其他学科的名著，通过这种跨学科训练，他们方能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理性的思想品质。而这种理念和思想才是作为一个合格的编辑所不可或缺的。

无论是编辑出版教育或者其他专业的教育，都应该抛弃门户之见，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学习和尝试的机会。对于文化工作者而言，不同的人生体验更是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事业发展和价值取向，我们应该在大学期间为学生创设这样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快乐成长。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制度变革之前，学生和老师能够做的只能是尽量去开阔视野，优化知识结构，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积极和业界接触、实践，通过实际训练发现自身不足，然后再去弥补、完善。

本刊特约记者：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文化娱乐有了更多选择，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都在抢占有限的受众资源，这是出版业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之一。在传统出版业中，读者是被作为教育对象来对待的，在买方市场业已确立的前提下，读者在与出版商的博弈中逐渐占据了上风，您认为在这种环境下，编辑应该如何对待读者？面对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危机，出版业应该何去何从？

吴平教授：我们讲到读者实际还是离不开编辑。编辑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处理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读者和编辑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读者就无所谓编辑和编辑工作，而没有了编辑，读者的阅读也将处于盲目和随意的状态，因而两者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良性互动。从编辑的角度来分析，我认为编辑工作从低至高有三种境界：适应读者、引导读者和创造读者。编辑在创造（或者说参与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在培养读者。但是不同的境界会有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效果：首先，我们要明确适应作者是最低层的，如果编辑一味地顺应、迁就读者，而不是发挥引领、启发的作用，那么编辑的水平最终也会下降。其次，我们知道读者水平的进步就像是学生成长一样，小学教育接受之后才能听得懂中学的课程，读完中学之后才能接受大学教育，幼儿园的小学生是听不懂博士阶段的课程的，因此编辑的引导同样应该循序渐进、因势利导。除了适应和引导之外，还应该创造读者。所谓创造读者，通俗地讲就是编辑自己要站得高，具有超凡的文化理想，能够利用自身的素养编辑出高于读者现有接受水平的书，然后以合适的方式推介给读者，帮助读者阅读、启发读者的心智，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读者水平会逐步提高，成为编辑的忠实读者。

你说的图书市场被其他传媒“蚕食”的现象其实就是读者注意力逐渐转移和分散的问题，要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创造读者，或者说培养市场。读者之所以会“移情别恋”是因为其他媒介的确更有吸引力，这是传统出版企业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拿杂志和图书来比较，许多时尚类杂志印刷特别精美，内容的时效性很强，这类杂志自然很容易取代某些内容相似的畅销书。所以，编辑一定要有关注其他传媒发展的趋势，吸收其他传媒发展的经验。面对多种媒介冲击围困的形势，出版企业作为内容提供商必须不断地整合、集成多种技术优势，吸收其他传媒的优点为我所用，以此来保住自己的市场疆域，履行积累和传播文化的社会责任。

具体而言，出版企业要想取得并保持竞争优势，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编辑出版者的综合素质。从内容产生的流程来看，编辑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因此，在多元化传媒时代，培养图书市场的关键在于编辑要能够有效地创造读者。至于具体的操作，我认为编辑除了积极学习如何利用各种先进的传播技术之外，最为重要的还是通过不懈努力去形成鲜明的、个性化的编辑思想。概而言之，传媒多元化是一件利弊参半的事情，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传统编辑出版者应该具有突围意识，在文化底蕴、思维品质和传播技能等多个方面加强修养，以此来创造忠实的受众，掌握市场的主导权。

本刊特约记者：吴老师有一个研究方向是出版物比较研究，您长期关注出版物形式的流变问题，那么根据您的研究，在数字出版时代，图书的形式会呈现哪些特点？这种变革会对读者的阅读产生哪些影响？出版企业在面临上述问题时应该如何做出理性选择？

吴平教授：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数字化对于出版业的影响可能远远地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一点是我在科研实践中逐渐体会到的。然而，遗憾的是许多编辑出版工作者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还没有去直面这种挑战。对于理论界，尤其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界提出的数字化革命对于知识信息传播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我认为出版学界和实业界应该予以高度关注，并在实践中去体会、印证，利用理论来指导实务，至少得在心理上做好适应变革的准备。

其次，图书形式的数字化只是数字化革命的表现之一，我们应该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编辑出版的整体数字化。出版数字化不仅限于文献载体，除了形式之外，数字化还影响到编辑、传播、发行、阅读等各个环节。总而言之，数字化对于出版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数字化彻底地冲击到了整个出版产业链，那么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效率就必须依托信息技术来实现整个产业链的优化整合。

最后，至于调适策略，我认为编辑出版工作者应该从思想、技能等各个角度去实现转变。比如就观念而言，读者在数字化环境下是可以超越编辑的，凭借网络等技术手段，读者可以自己写作、编辑、传播信息资源。这个时候编辑要做的事情就远远不止于利用计算机提高某个环节的效率了。换言之，局部优化是远远不足以应对挑战的，编辑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编辑出版流程的整体革命，只有实施脱胎换骨式的整体“流程再造”（Reengineering）才能挽救传统出版业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下被边缘化的厄运。

目前，很多编辑在面对数字化革命的时候显得比较茫然，不知道如何入手。根据我的研究，编辑出版现代化除了编辑出版手段的现代化之外，在主体、客体和管理等方面同样要实现现代化。换言之，利用信息技术的成果来实现编辑出版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优化的宏大工程，我主张应该林树统观，而绝对不能见木不见林。从实务的角度来看，编辑首先应该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积极作为，帮助读者进行知识创新和知识管理。真正高明的出版家可以利用自己的见识力帮助读者获取和利用知识，而这些编辑是不会被读者和社会所抛弃的。举例来说，我曾经想过出版企业能不能将选题、工具书等资源整合起来，构建一个数据库，如此可以方便编辑利用数据库来帮助作者改正错误，或者帮助作者完善作品，等等。总之，编辑永远要比作者更有思想、更有文化，编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这里，这一点永恒不变。当然，如何应对数字化的挑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所谈到只是一点初步看法。我们真诚地希望理论界和实业界能够共同关注数字化问题，为传统出版业的优化升级和顺利转型出谋划策。

本刊特约记者：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吴平教授：不客气。

作者简介：王鹏涛，现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时间：2008-11-12

本文发表于《高校图书馆工作》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