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辉：粤图文脉领风骚（图）

采访时间：2015年6月10日

初稿时间：2015年7月3日

定稿时间：2015年7月13日

在最近二十多年中，诸多图书馆为寻求新时代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道路，进行了丰富多彩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收获，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此过程中，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e线图情采访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刘洪辉馆长。

一、大众书僮

刘锦山：刘馆长，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首先向读者朋友谈谈您的治学与工作经历。

刘洪辉：谢谢刘总和e线图情对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我的关注。治学不敢当，由于一直工作在图书馆领域，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非常关注，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自己不是专业做学术研究的，谈不上治学。我简单向读者朋友谈谈的我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吧。

我是198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情报系本科，1987年本科毕业之后又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是当时数学系和图书情报系联合培养硕士，方向是应用软件。硕士毕业之后，1990年分配到江西大学（后来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在江西大学图书馆学系做了3年的教师，1993年调到广州图书馆技术部做数据库系统维护和编程工作，1996年被任命担任广州图书馆技术部主任兼馆长助理。1999年调任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2005年调任广州图书馆馆长，2009年6月调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

由于工作原因，我对两个方面的问题比较关注。早期因为做技术部的工作，对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关注比较多，后来担任馆长，对于图书馆管理问题更加关注。这些年来我在这两个领域用了点功夫去学习和实践，并不时与同行探讨一些相关问题。到省馆以后，因为工作原因，对标准化和古籍整理两个领域花的时间更多一些。2012年，我们馆承担了图书馆标准化委员的两个标准的制订，一个是刚刚通过专家审定的《图书馆参考咨询规范》，另一个就是《乡镇图书馆管理规范》，因此，这几年我对图书馆标准化问题做了些探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前辈们为我们积累的馆藏非常有特色，馆藏古籍资源相当丰富，我自己也比较关注古籍的整理和出版。第11届文博会展出的广州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大典》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关注，在《广州大典》的整理编校中，我们馆是绝对的主力，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了在全球范围收集到的底本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件事情的合作方是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大典》是520册的大部头，收录了1912年以前的广府文献4000余种，卷帙浩繁。此外，我们还与中山大学图书馆合作，整理出版了《清代稿钞本》，分六编，共三百册。我们还整理了关于南海方面的边疆史料。这样，在古籍整理方面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最近，我比较关注图书馆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因为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体系比较特别，从国家图书馆到县级图书馆全部定位为公共图书馆。在很多国家的教科书或者法规中，国家图书馆是单列章节的，国家图书馆与不同级别的公共图书馆的定位和职能是不同的。省级图书馆也有其特殊的定位，以美国为例，州立图书馆是淡化公共服务职能的，它的主要职能有点类似行政机构，统筹整个州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我国的省级图书馆没有这样的定位，我们的定位就是公共图书馆。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省馆在公共图书馆这个大系统里面应该怎么定位？现在提倡均等化服务的环境下，图书馆体系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均等化服务的实现效果。这些问题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

我所关注的问题都与工作有紧密联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大众书僮，我就是为大众购书和藏书，怎么能让大家更舒适、更方便和更快捷地看到自己想看的书，这就是我的职责。这个说法不一定确切，但是大体能够反映我自己对职业和工作的认识。图书馆真正的主人应该是纳税人，是公众，我们只是资源的管理者，怎么能让资源更有序地流动，怎么能在公平、公正和开放的状态被大家利用，是我们图书馆人的职责所在。因此，我们图书馆人就是对这些文献资源负有管理责任的管理者，但真正的主人不是我们，主人应该是大众，是读书人。

二、关于省馆的定位

刘锦山：刘馆长，贵馆创建于1912年，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现已跻身全国著名图书馆前列。目前贵馆可以说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阶段。请您向读者朋友具体介绍一下贵馆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

刘洪辉：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其前身是广雅书局的藏书楼，以广雅书局的藏书为主体，加上广雅书院冠冕楼的一部分藏书合并成我们最初的馆藏，对公众开放。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是1910年，也就是在清朝末年筹建，民国元年开放。随着一百年来的慢慢建设，现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九百多万册藏书，古籍线装书有四十多万册的规模。

百年馆庆时，我在介绍本馆历史时除了提到几个时间点之外，我用了一句话——“中山图书馆的百年历史和中国近代百年历史高度契合。” 抗战时，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从广州转到粤北的韶关地区，甚至有一部分转移到广西，大迁徙过程中损失了很多藏书，我们曾经在水路运送，书箱掉进水里、翻船等事件时有发生，非常令人痛心。1949年解放，1950年代的管制，到70年代的“文革”，整个过程有很多的起伏。尤其比较特别的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与广州市图书馆两次合并。广州市图书馆1930年代开放，两个馆靠得很近，当时的省政府和市政府认为省、市图书馆的功能相同，地方靠得也很近，没有必要设立两个图书馆，所以省馆就合并到市馆去了，我们的资源全部给了广州市图书馆。后一次合并是在1955年，原因也是一样的，因为虽然30年代合并了，抗战时期我们又独立开办了一个省馆，到1955年再一次合并，这次是市馆合并到省馆。因此，我们今天的馆藏实际上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市图书馆两馆前辈们早期收集和储存下来的，凝聚了两馆前辈共同的心血。这种情况在全国可能是唯一的。1980年代，广州市图书馆也重新成立了。现在广州市图书馆有一座体量巨大的新馆，他们的服务做得很好。

除了文献资源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宝贵财富之外，前辈们还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杜定友先生是我们的先馆长，也一直是我学习和敬仰的楷模，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维持和发展省图书馆的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我们现在做地方文献的很多原则还是杜先生当年定下的，我们都不会轻易地变动，可能因为现在条件和环境的发展我们会有所补充，但是核心内容还是不变的。比如说广东文献和广东寓贤著述的收集，这些都一以贯之延续下来，才有我们今天的成绩。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还会参考当年前辈们留下方法，历代的馆员和领导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关于未来的发展，我们有两件事必须做实做强。第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作为省馆的定位和担当。以前，图书馆的核心业务之一是原始编目。现在，大多数图书馆都放弃了原始数据的加工，包括大学图书馆都放弃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作为一个省馆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原始编目总是有人做的，图书供应商并不能提供合格的原始数据，对于中国南方特别是粤版书的原始编目，我们一直会努力承担下去，这也是为图书馆服务。我们加盟到国家编目中心，支持国家编目中心的工作，通过这样方式来奉献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广东省内的公共图书馆，这样省内的其他图书馆就可以把人力调配出来，做好读者服务工作。我们的数据是可以全国共享的。省馆定位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图书馆服务，为此我们同时运作了一个“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由全省的各级各类图书馆组成的一个工作联盟，去协调高校、科技和公共三大系统的图书馆。在这样的联盟环境之下，除了运作了全国参考咨询联盟一个服务业务之外，我们在人员培训、协作协调方面也起到了一个核心作用，其实所谓核心就是需要做特别的奉献和担当。我们馆还是广东省学图书馆学会的所在地，全省的学术、科研和一些项目的发布，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都要承担非常重的任务，其实也是为行业研究和培训做一些服务以及对整体的协调。广东省的古籍保护中心也在省馆，我也忝居主任之职，担任这个职务并不是说我本人在这方面实力强，其实古籍工作，是我的弱项，而省馆要在这件事情上有担当。除了全面配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工作之外，我们要进行人员培训、规范标准制订、古籍普查等全省范围的古籍保护工作，为部分古籍收藏机构配工具书、修复材料、非接触式扫描仪、建立古籍修复室等等。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有人牵头出来担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古籍保护工作就很难做下去的。这个领域我们这几年投入的力量也是比较大的。

所有这些工作，都在表明我们试图为省馆做一个定位。我现在最想做好的事情就是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定位好。做好自己的定位长期被大家忽略，哪些是城市图书馆该做的，哪些是省馆该做的，哪些是国家馆该做的，我们应该在这个系统中有个恰当的自我认知和定位。公共图书馆要服务大众，我们一年有几百万的公众服务量。但是省级公共图书馆的定位仅仅如此吗？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要做本省图书馆的图书馆，即为省内的各级各类图书馆服务，以全行业的力量来满足社会的需求，不要和城市图书馆进行简单的比较和竞争。我做广州馆馆长的时候，省馆直接的读者服务量和一些数据从来没有赢过市馆，现在我做省馆馆长，省馆也从来没有赢过广州图书馆。对比是非常明显的，省馆开放程度不如市馆，作为广东省的文献保障基地，大量的图书都在书库里面，读者根本就不能直接看到，书库面积比开放的读者空间更大，而广州市馆空间完全是开放的，绝大部分图书读者都可以直接看到、借到。因此，省馆为全省各级各类图书馆提供服务，包括培训和研究等等一些基础性业务，我们主持了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图书馆学会、编目中心等影响全行业的工作。这样就会将省馆打造成全省图书馆的核心，这是我们对省馆的主要定位。

第二，我们继续深入推进数字图书馆工程，在数字图书馆服务上，努力实现政府提出的均等化服务的原则和目标。我们要把我们组织的珠三角数字图书馆联盟一直做下去，我们要把我们发起成立的全国参考咨询联盟这个全国最大的合作体继续做下去，我们要把数字图书馆融入到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中去。在这个过程中，会特别关注粤东、粤西、粤北贫困地区的服务工作。广州、深圳、东莞、佛山这些城市，数字图书馆和数字资源检索都做得比较好，在这一块他们自己就很强壮了，我们的原则是扶弱。我们和数据供应商的谈判通常会考虑粤东、粤西、粤北贫困地区问题，也为这些地区做一些支付，支付之后省馆的资源就会向这些地区开放，对供应商应该是双赢的局面，因为贫困地区不是数据商的目标用户，省馆愿意付出代价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让大家跟上数字化建设的时代发展。同时，要把广东省经济条件落后的地区带动起来去做数字化服务。

三、关于参考咨询联盟

刘锦山：刘馆长，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于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贵馆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的精神紧紧瞄准技术前进的方向，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基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网上参考咨询服务，并逐步发展成为众多图书馆参与其中的全国最大的参考咨询联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以及将来进一步发展的规划。

刘洪辉：联合参考咨询发展的大致环节如下：早期建设数字图书馆，后来建立数字图书馆联盟，再向联合参考咨询方向发展。很多比我们能力强的图书馆也加盟其中，例如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各方面的能力其实比我们强很多，他们也加入其中，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很早意识到纯公益的文献推送和原文推送服务会受到读者和用户的欢迎的，实践证明确实如此。我们做大规模的数字资源采购，有条件、有能力做这样的工作，而且按照当时与资源供应商签订的合约，没有违反相关的知识产权法规，供应商也认可，所以就这样做起来了，慢慢地加盟馆达到180多家，早期的服务量比现在大很多。原因在于：当时拥有自己的数字图书馆的馆相对是比较少的，我们早期建立了珠三角数字图书馆联盟，以这个联盟为基础，我们的资源量是全国最大的，能够回答的问题或者是能够做原文推送的业务就会是最好和最全面的。很多资源供应商开始为了打开市场就让我们来用，约束也很宽泛，只要是通过人工传递而不是直接查询获取全文，就可以不受限制，大家就用得很好。后期有人向我们投诉，开放性不如初期那样了，这实际上不是我们图书馆或者联盟有约束，而是资源提供商根据其自身市场发展状况对我们参考咨询的开放性做了更多的限制，他们在联盟和某些地区的用户之间设置一些技术障碍，进行流量控制，使得开放性下降了。

现在合作的范式和联盟依然在，但是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以及我们与供应商之间的一些协议问题，在全国数字图书馆高速发展状况下，大家对于联盟的依赖性下降了。参与合作的单位更多的依赖自身资源，因为用自己的资源会更方便和快捷。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早期联盟对外文文献传递有一些鼓励政策，现在因为供应商加强了约束，我们的鼓励政策就取消了。原来推送一篇文献会相应给一些积分和报酬作为鼓励，现在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似乎不妥，我们就取消了鼓励政策，这样也造成了现在服务量一定程度的下滑。现在年度回答咨询量从当初最高峰的七八百万篇次跌到现在的一百多万篇次，甚至还在进一步下滑。尽管如此，这个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早期建设与运用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大家觉得数字图书馆可以做这件事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大家都各自发展起来了，对于联盟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小，同时由于商务原因联盟的资源开放度越来越低，这就不可避免造成咨询量的下滑。

在新的环境与背景下，参考咨询联盟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当然，我们要进行一些创新，通过创新求得发展。我们现在还计划依托这个联盟，做一个纸质资源馆际互借系统。如果某位读者想借一本广东的地方文献，但是他所在地区的图书馆没有，向系统提出来，在协议的基础上把书传递给这位读者。

刘锦山：刘馆长，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与粤港澳三地图书馆网上参考咨询合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请您把这个脉络梳理一下。

刘洪辉：粤港澳三地图书馆网上参考咨询合作是我们和港澳地区图书馆界进行交流的一项工作。我们把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对港澳图书馆开放，港澳图书馆的资源也对我们开放。明天（2015年6月10日）港澳图书馆界的代表会过来，与我们共同开通三地古籍数字化成果和地方特色文献。港澳对广东的古籍利用率肯定比其他地区更高一些，原来旧广府的范围就包括港澳地区。最近我们对三百多万页广东文献进行了数字化，现在上线的有超过一百万页，这些资源我们会对港澳和全世界开放。

刘锦山：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什么时候成立的？

刘洪辉：大概是在2007或者2008年，因为大家一起协商的时间很多，就是看时间点从哪段算起。这样的联盟组织一般就是几个图书馆先协商，这几个图书馆就联合起来，再与其他图书馆协商扩大联合范围。

刘锦山：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什么时候面向全国开放的？

刘洪辉：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成立起就面向全国开放了。只要有图书馆加入联盟，联盟就会对该图书馆开放。同时，只要读者进入这个系统，都可以提出问题，我们都会去一一解答，我们面对的是终端的个人读者，不分地域。

刘锦山：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运作的高峰期是什么时间？

刘洪辉：大概是在2007—2009年三年。现在处于下降趋势，读者数字化资源的利用大幅提高，占图书馆服务总量的比例不断增长，读者的水平提升了，可以直接查询到需要的文献，大家对珠江三角洲数字图书馆联盟的依赖越来越小。

四、关于流动图书馆

刘锦山：刘馆长，图书馆对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构建普遍均等的文化服务体系，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前提。我们了解到，贵馆实施的流动图书馆项目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请您结合贵馆的情况谈谈图书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刘洪辉：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政府和社会追求的一个目标。事实上在省域范围内实现均等化是不太现实的，就广东而言，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与深圳、广州、东莞、佛山这些先发展起来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作为省馆怎样去引领整个行业向均等化方向发展？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其中流动图书馆系统就是我们为此运行的一个规模非常大的项目，我们把省财政支持的一些经费和资源用来支持粤东、粤西、粤北这些贫困地区的基层图书馆。这些基层图书馆有馆舍和编制，但是没有新书，所以都冷冷清清的，没有服务和人气，我们如果投入一部分新书就会把这些馆舍和人员激活。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启动了流动图书馆项目。由于流动图书馆项目的实施，使得这些图书馆的服务活跃起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图书馆发展呈现出良好局面，地方政府投入不断增加。现在广东不少贫困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新馆舍，在建立流动图书馆之前，这对当地图书馆馆员来说是不敢想象的。

对于这些贫困地区的图书馆，除了为其配置一些新书以及自动化系统之外，我们每年都会分片去做人员培训。我们按照现在发达地区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去推动贫困地区的体系建设，我们理解的均等是在城市范围内的相对均等，因为在全省范围内追求均等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让贫困地区图书馆的服务从弱到强，让贫困地区图书馆的服务体现出当地的均等化，并保障底线均等。我们在这样的方向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我们还建了一个捐赠换书中心，用募集到的图书支持乡村学校图书馆建设，我们对捐助的图书进行仔细筛选，每年都会支持几十个乡村的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我们是站在省馆的角度上，把目光投向能力相对比较弱的地区，推动这些地区的阅读基础建设、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阅读风气的培植。当然，我们还致力于全省范围内的阅读推广活动和社会阅读风气的养成。对一些发展起来的地区，我们的直接支持会少一些，而对于那些落后的地区我们做的工作就会多一些，包括文献资源上的支持，例如，每年我们都会投入50万元左右去做贫困地区图书馆人员的大规模培训工作，由省馆承担包括食宿在内的全部费用。这体现出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关怀，也体现出作为省馆的担当。

刘锦山：刘馆长，根据您刚才谈的内容，您说的流动图书馆似乎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流动图书馆不太一样，是这样的吗？

刘洪辉：确实如此。我们借用了通常所说的流动图书馆这个概念。我们这里的流动图书馆并不是我们过去理解的流动图书馆。我们的流动图书馆是这样操作的：假如一个地市有5个图书馆成为我们的流动图书馆，我们就为每个流动图书馆配置一批不同的书，每隔一定时期我们为这些流动图书馆配备的图书就会在这些图书馆之间进行交换流动，当然图书的交换必须依靠物流来支撑。早期是一年交换两次，现在一年交换一次。如果一个地级市建立了十个县级的流动图书馆，我们配备给这些图书馆的图书就在这些图书馆之间定期交换流动。最初，使用“流动图书馆”这个概念，争议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已经在尝试开发自己的流动图书馆系统，从服务效果来看，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刘锦山：所谓“流动”，不是图书馆在流动，而是图书在馆际之间流动。这种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更易深入和扎根，通常的流动书车毕竟在覆盖面和服务量上还是有所局限的。

刘洪辉：但那是正宗的流动图书馆的概念。国外有很多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没有必要去建设一个实体图书馆，就用这种方式作为一种补充。我们的流动图书馆是扎根在市、县馆里面，通过馆际之间进行文献交换。我们每年都会配发一些新书下去，今年给A馆1500本新书，然后再从A馆拿走1500本书给B馆，再从B馆拿1500本书给C馆……，两个人或者几个人相互交换等额的金钱没有意义，但是交换一本不一样的书意义就非常大了，这就是的书的特殊性。

刘锦山：流动图书馆项目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划运作的？效益如何？

刘洪辉：2003年开始筹建，已经做了十几年。省财政每年支持500万元的购书经费，主要用来买书；另外支持100万元的运营费用，主要用来购置图书监测仪、电脑和书架等设备。作为公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肯定会有一定量的完全迎合大众阅读需求的书，这些书每年都会有一定量的剔旧，大概会有十万册以上，有些年份会达到二十万册，这些书我们也投入到流动图书馆系统里面，对于许多贫困地区图书馆而言，这些剔旧图书也是非常新的。

刘锦山：加入流动图书馆系统的是县级图书馆还是地市级图书馆?

刘洪辉：既有县级图书馆也有地市级图书馆。这些流动图书馆的工作非常积极主动，它们自己下设的更基层的流动服务点多达500多个。基层图书馆有很多感人的事迹，有一个很小的县级图书馆叫新兴图书馆，我们合作之后，现在它下面发展了50多个流动服务点，新兴图书馆的馆员和馆长经常用摩托车为各个服务点送书，是广东省唯一的一个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等四个部委联合嘉奖的全国先进单位。我们每年都会提供培训机会，这样每个图书馆都可以交流和互相学习。2014年流动图书馆设立的流动服务点超过540个，有时我们也会去看看，这540多个流动点都已经铺设到乡镇、街道、学校、企业、军营等。

因为缺乏宏观指导，流动服务点的设置有很大的随机性。有的机构自己觉得需要通过阅读提高文化建设水平、氛围，就会主动联系图书馆为他们设阅览室，这样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是比较多的，但是不少图书馆还是把服务都推广出去了。最稳定的合作机构是学校，不少图书馆在学校设立了流动服务点。流动图书馆逐渐也迎来了社会合作，比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花旗银行合作在新兴的六祖镇和惠州地区的龙门镇建立了两个少年儿童图书馆，投资几百万，按照我们的这个模式建立的，投资周期完成以后就交给我们管理。因此，我们这些流动图书馆不仅仅有我们自身投入的，还有一些是社会机构投入的，比如满天星这样的公益机构承诺在广东的一些学校建立爱心阅览室，数量也非常大，我们也和它一起合作，我们提供模式和专业的指导，当然作为公益机构是不营利的，但是会获得相应的社会赞誉。

刘锦山：省财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支持流动图书馆项目的？

刘洪辉：2005年开始，到现在投入有6000多万元。500万元经费购的书资产是归省馆的。

刘锦山：现在放在流动图书馆的存量书有多少册？

刘洪辉：现在流动图书馆有85个，图书存量中新书有近200万册，旧书不算，剔旧图书每年就有十多万册，每个图书馆平均下来有25000册图书，因为流动图书馆关键就是缺少新书，在前期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的地方几十年没有买过一本新书，一个图书馆长年没有买过一本新书就意味着没有读者，要是突然放下去15000册新书一下子就会增加很多读者，服务慢慢起来以后，文化系统的官员们也会去看，其他的文化机构都是门可罗雀，图书馆却突然来了这么多人，这样会引起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重视。这样就会逐步形成一个良性互动，服务起来了，人也多了，馆舍也热闹起来了，慢慢地效果就会好起来。

刘锦山：图书交换流动的费用都由省馆来承担吗？

刘洪辉：省馆承担所有的费用。新书配发下去时，运输由中标供应商来提供，这几年由新华书店集团中标，新华书店集团在各地都有很多点，我们直接让书店把新书发到相应的流动图书馆，同时顺便再馆际交换一些图书，我们也会给他们一些费用，只有共赢才能长期合作，这笔物流费用其实不是很高。因为采购回来的新书配送是不收费的，再顺便交换图书送到其他点，所以物流费用不是很高，每年的100万元的运营费包括培训费用、基础设备采购费用以及物流费用。85个流动图书馆有统一的自动化系统管理，和各馆协商之后，他们也会装一些远程摄像头，这些费用也很低，这样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阅览室读者的情况，这样大家互相有制约和承诺，送出去的书不能一直躺在书库里面，关键要用起来，只要是面向公众使用，读者就会逐步增加的，这样合作就会长期进行下去。

刘锦山：85个图书馆服务量如何？

刘洪辉：总的数量很大，大约是千万级的服务量，但是要平均到几十个馆，数量就不大了，还需努力。资源贫乏地区的图书利用率很高。

刘锦山：贵馆的流动图书馆是一种模式上的创新。

刘洪辉：我们做了有十几年了，目前国内还没有复制这种模式的。现在国内有很多成功的范式，像深圳图书馆、长三角地区的苏州、无锡、杭州等地的图书馆都有各自的模式。城市图书馆的运行模式有很多共性，市馆作为中心龙头馆利用通借通还做资源配置和服务支持，区县以下的图书馆就走总分馆，城市图书馆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模型。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包括各级政府的资金投入、支持方式、运行模式中的一些差别等。省馆就很特别了，因为在现有财政体制之下，这种做法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税收角度来看，税赋由县财政收走了，所以文化服务按分级财政应该由县级来承担，广东地区差距太大，所以省里面要有省里面的担当。我们的这个模式在十几年的运行中，文化部也为此开过现场会来推广，但是依然只有我们这一家。事实求是地说，我们在勉为其难地在做这件事，我们也看到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各地同仁看见，正面评价比较多，因为它确实把冷冷清清的图书馆带活了。我们希望地方政府要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责任，如果真正把一个地方图书馆的投入进行划分，省馆占的依然是很小的一部分，馆舍是地方建的，馆员是地方供养的，省馆只不过是放了一两万册书而已，书价占的比重绝对比不上馆舍，实际上还是以地方投入为主，以前就是因为缺乏新书资源，图书馆服务没有开展起来，我们就把这个关键抓住，激活了其原有资源。

刘锦山：早年有做咨询的人，提出了一个叫做“99度加1度”的理论，贵馆做的就是加1度的事情，让水沸腾起来。

刘洪辉：八五期间文化部提出县县有图书馆，这是一个政府考评的硬指标，所以就建了图书馆。有图书馆就一定要有编制，馆舍、人员都有了，而且也达到了目标了，书呢？没有书不行。现有的资源怎样去激活，所以这个模式最好的作用就是能激活基层图书馆的存量资源，对当地的图书馆进行了启蒙，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意义了，现在广东不少贫困地区建立了新的图书馆，投入也大了很多，开始慢慢地有效果了。当一个地方的图书馆发展起来之后，省馆的流动图书馆怎样在不对其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有序地退出来，退出来之后地方政府还能为图书馆提供支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省馆从各个方面退出来之后，地方图书馆的依赖性也会彻底消失。

要避免把所有的图书馆搞得像行政系统一样，省馆相对于市馆而言，和省政府相对于市政府而言完全没有可比性，因为行政机构是层级的，对于图书馆来说，每一个图书馆都是独立的，这样大家就会有建设本地图书馆的主体意识。做流动图书馆，要避免形成一种依赖的心理，但是现在渐渐变好，标志就是大家建了很多新馆，大家的投入都比原来增加了很多，我们只是个引子，把这个种子播下去，最后要在当地土壤里生长，需要当地的营养和培植。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以后还会继续去做，但是我经常告诉地方图书馆的同仁，不要说某某馆是省馆的什么分馆，地方馆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曾经告诉省馆的同事，我们不要以为下去就真成为地方馆的领导了，这样不利于培养基层馆的自我意识。每个馆都是独立的存在，每个馆都应该有这样的自我认知。

刘锦山：刘馆长，一般而言，企业是相当重视品牌的作用，而多数图书馆对于品牌的重要性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美国的一些图书馆对品牌比较重视，美国兰乔库卡蒙加公共图书馆（Rancho Cucamonga Public Library），做了一个长方体的木箱子，里面放了些玩具，供小朋友通过游戏来学习，他们就注册了一个商标，叫作“边玩边学小岛”（Play and Learn Islands?）。目前，该馆已向35个加州图书馆的辖区授权免费使用“边玩边学小岛”产品，让更多的孩子能从中获益。大陆图书馆这方面的意识比较薄弱，注册商标的很少。贵馆明确提出建设活跃的公共关系，创造文化品牌，增值无形资产的战略，这是对于图书馆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请您结合贵馆的实际谈谈品牌建设对于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意义。

刘洪辉：除了一般的公共服务之外，我们在数字时代已经将自己做成了一个自媒体，我们有微博、微信、NFC模式，我们的数字图书馆是对所有的移动终端，比如kindle、ipad、移动电脑等都能提供使用。比如讲座，我们会有讲座的预告提供给感兴趣的读者，读者也可以在网上拿票，可以在网上听和看我们的讲座等等，我们现在正往这方面做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全国我们也不算是落后。

传统品牌和宣传就是要增加社会能见度和美誉度，让服务能够被广泛知晓，为大家所接受。我们的品牌都是呈现给服务对象的。怎样能够最大限度提升服务量和品质，怎样把我们的服务推广和复制出去，这几乎是品牌建设的唯一目标。我们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图书馆是个很开放的行业，大家会毫无保留地共享经验和研究成果。我们的品牌大多是学习和借鉴同行而建立的，我们所做的工作，也会和同行分享，因为图书馆提供的是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大家的品牌大同小异，不细说了。

您感兴趣的话，还是说一点吧。图书馆品牌的树立，要以文献特色为基础。以展览为例，我们利用馆藏文献，做过十三行文献图片展览，反映广州“独口通商”的一段历史。当时，国家“闭关锁国”，只留了广州一地可与海外通商，因此，广州成为与欧美往来的唯一窗口，这其实与近代中国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密切相关，也是中国近代史呈现“南风北渐”特征的重要原因。这个展览既发掘了一段重要的地方史，引起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兴趣，又因为这段历史与港澳密切相关，引起港、澳图书馆的强烈兴趣，邀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展览，反响很好。这仅仅是一个案例，品牌就是通过这些有特点的工作，逐步在公众和同行中树立。现在，周末到中图听讲座，看展览已经成为我们馆周围一些居民的习惯，这或许就是树立品牌吧。

五、关于法人治理

刘锦山：刘馆长，公共图书馆治理结构的改革现在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贵馆作为文化部的试点单位之一，在这方面也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请您向读者朋友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刘洪辉：从中央文件和中办、国办文件来看，本轮改革的实质是把最大主动权给了举办单位，一些配套文件特别强调在本轮改革中要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制度设计、理事会成员等等均要得到主办单位的认可。从宏观来看，举办单位让度多少权力出来，图书馆在本轮改革中就会接受到多少权力，这是基本面。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大家进行改革的力度就有所不同。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是本轮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对此我持乐观的态度，但乐观并不一定意味着一步到位，改革是一个过程，新的制度比原来优，只要是进步就应该乐观其成。各馆的理事会制度的设计是有差异的，在但大的条款方面大家都比较相近。我们省馆馆长的提名权在政府主办单位，但是广州图书馆把馆长的提名权给了理事会，大家会有一些差异，授权大小会不一样。在本轮改革中广州图书馆有一个亮点就是市编办、市委组织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四个部门发了一个专门的配套文件，把部分人事权比如招聘专业人员权利授予了图书馆，只要在编制内图书馆不用再报用人计划就可以自由招聘；同时把内部机构设置的权利交给了图书馆和理事会，举办单位不再进行干预，内置机构的撤并增加，完全是图书馆的自由；固定资产的处置权也交给了理事会和图书馆。大宗固定资产的报废原来可能都需要上报到人大，一定要有授权，才能处置报废资源。比如旧的文献资源是固定资产，如果一年要剔旧20万册图书，这个额度文化主管部门都审不了，就要到财政，甚至人大审批。等一年半载审批之后，这批文献的价值就衰减了，广州市直接把固定资产的处置权授予图书馆和理事会，有利于把这些资源配置给有需要的基层图书馆。还有一些具体的权利都授予给了图书馆。这样理事会改革就有很多实质性的变化，我们省馆现在获得的授权暂时还弱一些。

今天的改革方式和力度其实与大的社会管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主管厅局而言，图书馆出问题厅局负有连带责任，所以厅局就要看着图书馆，这很正常。如果把某些权力授给图书馆，图书馆可以跨过主管厅局独立做出决定，这样图书馆在授权领域出的问题与主管厅局没有关系，只要把这种责任连带关系区分开了，其实厅局都愿意放权。因此，理事会改革与大的社会管理规则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对举办单位持赞成和支持的态度，因为图书馆与举办单位是一个联合体，图书馆的任何一个小错误都会导致自己的上级领导挨批评。如果制度规定图书馆的责任就是图书馆独立担当，和其上级领导没有关系，那么主管机关自然就不愿意管图书馆的事情。我们的制度架构已经打造好了，现在缺乏一个权力清单，当整个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转型的时候，政府职能往后退的时候，向下的授权自然就会被大起来。因此，这一轮改革，我个人理解就是搭建良性的或者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制度框架，授权到什么程度图书馆就接受到什么程度，我认可今天的这种模式。有些地区的图书馆理事会改革更超前一些，但是我并不认为改革会立即给图书馆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活力，只是多了一个机构在这里，多了一些会议和汇报，改革的效果要在实践中慢慢显现，在各方逐步磨合中，在深化制度规范的过程中体现；当然也会有直接的好处，毕竟会有一些人（各领域的理事）为图书馆说话，当图书馆和社会或者一些权力部门互动的时候，毕竟还是有一些人会帮图书馆一下，好处肯定会有很多。但是从整个宏观制度改革来说，我觉得现在只是搭了一个好的架子，更大的进步还需要时间。

刘锦山：只要不超出编制，图书馆可以根据需要可以自行招聘人员，不再需要申报，这就是说图书馆有进人的权力，除了自然退休，辞退和解聘的出人的权力也都给图书馆了吗？

刘洪辉：原则上聘期到了可以不聘或者给调换岗位，从聘任制的角度而言图书馆具备这项权力的。但是从整个社会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两种状态都会造成不公平。假如一位馆员完不成任务，图书馆还必须用这个人，那么对图书馆来说是不公平的，图书馆应该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直接把这个人推到社会上去，那么对于这个个体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他这么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白费了，以前事业单位职工是不缴纳社保的，退休后可以享受退休待遇，如果离开图书馆到企业就职，社保就必须从零开始，这显然不公平。对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没有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撑，这样直接解聘事业单位职工也是不公平的。

刘锦山：因此，把社保都统一起来，不管身份是否一样都按照同样的制度缴纳，这样事业单位人员流动的出口就比较畅通了。

刘洪辉：对，整个大环境要相应改变。大环境不变如果我们强调某项权利会让人非常为难，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地方会发生一些恶性事件的原因所在。

刘锦山：某一方面的自由一定有另一方面的不自由作为代价的；或者说某一方面得到的一定是以另一方面更多的付出做平衡的。

刘洪辉：但是如果整个改革完成了，整个社保全部统一了，慢慢地这将会成为大家的一个常态了，领导觉得我不胜任这个岗位了，我可以走。

刘锦山：可能馆员还会炒图书馆，就像员工炒企业一样。你这里不要我，我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大家就会认为这件事情比较平常了。回到馆长的提名和任命，馆长由理事会提名，组织部门或者人事部门去任命。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组织部门或者人事部门认为理事会提名的人选不合适，退回来重新提名？

刘洪辉：这种情况会有的。

刘锦山：广州图书馆理事会框架下副馆长的任命是如何进行的？

刘洪辉：副馆长的任命方式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我们看到的章程还是征求意见稿。我建议由馆长提名，理事会通过之后，由举办单位来任命。这样比较合理，因为馆长负责制把所有的责任和压力都交给馆长一个人身上，如果下面有任何一个人馆长管不了，或者说下面有的领导成员馆长是管不了的，是由主管部门越过馆长来管，大家对主管部门负责，对馆长不负责，但是责任还都是馆长一个人的，这是不符合责权一致的原则的。国外一些图书馆馆长权力很大，但是制度管得很严，馆长不可能用公款请客吃饭、旅游，这些都不行；但是馆长在内部的权力非常大，有时候直接任命馆内干部，全体人员都不知道，直接上台就宣布。我在洛杉矶就碰见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