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书馆接收赠书的一些随感
2023/2/5 点击数：471
[作者] 书蠹精
[摘要] 整理资料，读到《万象》杂志第五卷第八期（2003年8月）李辉的文章“不妨编一本《过眼录》”，提到巴金赠书的事情。
整理资料，读到《万象》杂志第五卷第八期（2003年8月）李辉的文章“不妨编一本《过眼录》”，提到巴金赠书的事情。
虽然有关事情我没有亲历过，但是不少老一代的同事们都参与了处理，近十年我还负责了回溯数据的修改，了解一些事情。
从这事情作为例子，我也想起来图书馆管理上的一些问题。
接受赠书，是图书馆很重要的工作，但又是图书馆员不太愿意的一件事情。
一是赠书者都觉得自己的书好，图书馆员查了大多数都重复。如果拒绝，还被埋怨。
二是赠书者大多数都没有目录，要我们自己去看。如果一揽子拿回来查，随图书馆处理，也是一种办法。而不少藏书者让馆员自己去抄书目，回来查重，还有时间限制，这就不是一个好办的事情。毕竟图书馆员平时有各种工作，临时新增加，时间不好安排。
三是捐赠图书的内容各异。有一些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去世，家属都觉得图书珍贵，而我们看了发现都是基础的科技教材，大多数都有馆藏，还有不少是影印本，从品相和内容上看都不适合长久保存。有一些读者自己在国外购买的图书，直接带回国内，缺少正规进口手续，也留下隐患。有读者自己收藏的音乐唱片，竟然大多数都是盗版碟子。
四是有一些特殊的捐赠者，希望能设立专藏，例如开设专门的阅览室或者书库单独摆放，对于图书馆的来说很不好处理。有一些地方图书馆，对于从家乡走出去的名人，就可以如此处理。不仅能丰富馆藏，也能提高图书馆的名声。
接受大批量赠书后，时间久了，接收的人离开，后继者就忘记当时的事情。如果有大批量的赠书或者调拨，按常规的工作量安排，几年或者几十年都无法处理。有时候领导着急，要求马上处理，也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加班加点没有超额工资，而之前的领导或者离开，或者升迁，把问题都留给了后人，也不公平。
曾经有馆长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处理掉！”这样也就苦了基层馆员了。馆员们虽然都有高度的责任心，但也不生活在真空中，需要养家糊口。遇到这种事情，主任或者组长等中间管理者都很为难。
如果馆长务实，就会想办法找钱，或者给加班费，或者外包，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问题。例如入藏的图书，如果是复本，到了一定的年头，有时候会按规定剔除。剔除的时候，工作人员不会逐个核对图书的价值，统一处理，也就流入了市场。
后来，制度日益完善，即使剔除，也不会流入市场，而是销毁，或者转赠兄弟图书馆。兄弟图书馆是否会管理不严格的情况？我们就不清楚了。为了慎重起见，转赠兄弟图书馆之前，还应该有图书馆员鉴别一下，这工作量也是巨大的。
综上所述，赠书貌似简单，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虽然有规定，但是具体操作人员有时候不愿意惹麻烦，就说不需要这些书。虽然简单了事，也会遭到捐赠者的抱怨。
我与学者交往比较多，听到过有人说：“好书可千万不要给北京图书馆啊！”估计就是因为有人遇到过不高兴的事情，产生了偏见。
当然，也有不少正面的评价，例如傅雷的后代，看到保管手稿的工作人员，感觉待人接物、举手投足，都让人放心的样子。
1990年代末期，我一个人在书库挑选积压的近十万册图书。这是调拨的图书，不是赠书，但是性质类似。因为管理上的问题，来回沟通复杂，挑选的图书又被归位，等于做了无用功。因为平时编目科组工作量已经饱和，没有余力再处理这十来万册书。于是，有多次讨论，关于这些书的价值、是否复本、是否剔除等。到近十年，才有回溯的经费，得以处理。以这事情作为案例，可以说明我前面提到的问题，也说明个体和集体之间、感情和制度之间，存在难以协调的问题。
赠书问题涉及捐赠者、接收者、媒体等诸多方面，比较复杂，一定要慎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