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适合“独狼”式研究，历史上但凡创新、精致、风格独特的经典，多是基于一人之力，耗费数载甚至数十载光阴，方才小心翼翼地杀青的，承载着厚重的匠人精神。而那些在现代科研体制下，靠国家出资、团队应标、限时出活而催生的快餐式成果，则多是忽闪着土豪气质的样子货，或许中看却不中用，最多发挥一点时效性很强的造势和资料作用，便迅速烟消云散了。

出于这样的“偏见”，我一贯既不在别人的与己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成果上署名，也不愿组团搞研究，对相关科研项目的申报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可是到了2010年，当我看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上出现了一个题目——“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调查研究”，我的思想动摇了。我发现，这是国内首批与“全民阅读”有关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之一，而“全民阅读”正在有所苗头地向国家战略转变，一个敏锐的学者应该及时预见到这个潮流，并迅速地入流。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者入流。于是，我果断地打破以往的“偏见”，提交了项目申请书。幸运的是，虽然是第一次申报项目，但几个月后竟意外地拿到了项目批准书，难免欣喜了一阵子。然而欣喜之后，压力和焦虑也随之而来，此时也正是我撰写博士论文的攻坚阶段，没有三头六臂来独自深入这个项目，于是我只好更加彻底地突破旧观念，紧密地依靠组建的学术团队开展研究。就这样，迫于无奈，我从一个“独狼”式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狮群”的首领。

我的学术团队的构成，主要有三队人马，一队是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的同班同学，一队是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毕业的师弟师妹，还有一队是在图书馆2.0时期认识的网友、会友，这些朋友有女有男，也可以称为红颜、蓝颜。为了强调学术友谊的纯洁性、高尚性，在有些会议场合，我统称他们为学颜，导致在图书馆行业，不少人知道“学颜”一词的是我的发明。

为了保证项目研究的质量，我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以“大哥”的身份对学颜们施加压力，尤其是对师弟们，常常不留情面地指出方法、逻辑和语法上的错误，对满意的成果就推荐发表，对不满意的成果就请其“自谋生路”，个别成果虽然打着项目的名义在期刊上发表了，但最终还是没有取得进入最终课题报告的“户籍”，被“残忍”地抛弃了。二是精心修改学颜们比较优秀的阶段性成果，逼迫他们挑战核心期刊，到项目结项时，已在核心期刊发表了17篇论文。三是亲自撰写最关键的导论和建议部分。导论部分起到逻辑引导、方法引导、框架引导、任务引导的作用，规范了项目的方向和目标；建议部分则总括全局，结合各个分项研究，高屋建瓴地对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提出了建议，拔高、升华了整个项目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便于项目成果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如此一来，就使项目成了内有实证调查的“精肉”，外有理论“面包”包裹的“三明治”成果，营养更加丰富。四是尽量拖长项目研究的时间，精心打磨项目成果，项目从2010年8月获批立项，到2015年12月提交结项报告，再到2016年9月顺利结项，继而于2017年下半年正式出版，整整花了7年时间。5年提交结项报告，也是国家社科基金会所能容忍的红线，可谓用足了政策限定的时间。

值得欣慰的是，项目报告经历了严苛的专家匿名评审，最终以“优秀”结项，证书号为：20161472，这在图书馆学界是不多见的。当拿到结项通知书的时候，我为自己5年心血的付出，为自己圆满完成平生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感到无比欣慰，对团队成员的努力由衷感谢。当然，经过这个项目的历练，团队中的成员也取得了很大收获，有的评上了正高职称，有的拿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组建了科研团队，成为新的“学术狮群”的头领。

海洋出版社一贯支持我的研究，成为我的“御用出版社”，当听说我主持的项目以“优秀”结项后，热情要求将其出版。从出版发行角度，他们建议将原项目名称“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调查研究”改为“中外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研究”，作为新书的书名。鉴于我署名的在该社已经出版的书已有一定市场，他们建议署名就用“王波等著”，便于读者快速识别。出于理解，我欣然接受了编辑老师们的建议，但是为了突出团队各个成员的贡献，我要求一定要在扉页列出全体成员的名单，并在每一节的页下脚注注明作者，以最大程度地明确学颜们的版权。

如今，全民阅读已如我当初的预感，成为举国上下日益重视的国家战略，阅读推广也已成为图书馆学中的显学，本书中的部分成果已成为这个领域引用量可观的佳作，对全书的质量我有相当的自信，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的认可和欢迎。我组建的团队已繁衍为阅读推广领域的多个“狮群”，不少成员正带领着研究生，意气风发地驰骋在图书馆学的草原、阅读推广的草甸，有勇有谋、所向披靡地捕猎着更多的科研成果。

当新书面世的时候，我最想说的是：干杯吧，学颜！咆哮吧，狮群！同时向海洋出版社致以深深的谢意！

2017年8月28日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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