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用一组文章报道了2014年2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这个研讨会的主题是科研测度的结果与影响。

澳大利亚科工组织（CSIRO）首席执行官Megan Clark女士介绍说：澳大利亚自2003年以来开展了大型跨学科科研伙伴关系计划（名为“国家科研旗舰计划”），旨在聚焦于具有全国意义和全球意义的重大研究议题，迄今搞了11个议题，分别是：能源；粮食的未来；预防保健；向海洋要财富；健康国家的水资源；未来制造业；深部的矿藏；气候适应；可持续农业；数字生产率与数字服务；生物安全。有人曾担心，搞这些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研方向好是好，但CSIRO的学术质量会不会下降。事实表明，这一担心是多余的。2013年，CSIRO发表论文的影响力比世界平均线高出56％，创历史新高。

当然，跨学科研究面临很多困境。与会者就如何克服困境提了一些建议，例如，资助机构可设立面向跨学科研究项目的专项；改变评估准则，不能只看论文，也要看政府委托的跨学科研究所产生的研究报告，等等。

新加坡科学、技术与研究局的首席科学家David Lane介绍说，该局与新加坡经济发展理事会在共同推进“生物医学科学计划”，该计划的预算在增加，但是，全部预算的30％至40％暂时不下拨，要看该计划所支持的工作与产业界是否合拍，具体说来，企业界对新加坡生物医学产业的投资增加了，才说明“生物医学科学计划”的路子是对的。

新西兰首相首席科学顾问Peter Gluckman认为，新加坡这种做法与学院派视角是大不一样的，后者重视的是知识积累。他认为，小国家的政府肯定特别看重科研对经济、环境、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影响，留给自由探索的空间就只能小一些。

科学企业家、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校长Alan Finkel指出，国家资助部门为了全面测度科研的影响，应设计出一套“引用当量”指标，将科研人员参与产业界的活动、撰写政府委托项目的研究报告、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等都考虑进来。他举例说，获得一项澳大利亚专利是否可视为发表了一篇论文且被引用5次；获得一项三方专利则可视为发表了一篇论文且被引用50次；被应用的专利就要比沉睡的专利多打分，如此等等。

在根据评估结果如何采取后续行动方面，大家各执己见，但有一点是大家比较一致的：科研评估应该基于多种指标，而不能单看论文发表量和引用量。

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协会首席执行官Tony Peacock认为，过去证明为成功的战略，未来未必奏效。无论是同行评价还是指标评价，都是评价过去的业绩好不好，过去的做法是否成功，但如果只对过去的成功进行激励，搞不好会影响人们探索新路径，扼杀创新。

英国高等教育资助理事会科研、创新与技能部主任David Sweeney对科研评价方法的总体看法很好：任何（测度与评价）制度都是不完善的，但你总得从某处起步。“你可以提出另一套做法，然后花五年来讨论，但那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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