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你被你的出版人看作是图书馆界最具学术前途的青年少壮派学人，你对自己的期望是什么？你理想中的图书馆人应该是怎样的？

我认为海洋出版社的眼光不错，“最具”二字虽然不敢当，但我觉得我在图书馆界的同辈学人中肯定是最用功者之一，天道酬勤，有稼穑就会有收获。

我对自己的期望不高，感觉在上天赐予的条件下，我已经做到了最好，已经成了自己年轻时梦想成为的那种人，因而特别感恩亲友、感恩职业、感恩时代、感恩生活。如果说还有更高的期望，那就是出版更多的按自己的兴趣写出的书。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一定要有历史感，即他做研究不是为了应付明天的职称评审，而是为了给读者启发，让人们在50年后甚至更长时间后读来，仍有共鸣，由衷点赞。所以我还期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自己的某些文字还有知音。

我理想中的图书馆人，第一要做好本质工作，搞好份内的服务，对得起自己的饭碗。第二要有个人的兴趣爱好，在某一方面成为专家或达人，因为人无癖不可交。第三要热爱生活，心胸开阔，团结同事，散发正能量。

2、这次出版的4本书，《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和《可爱的图书馆学》是新的作品集，《阅读疗法》和《快乐的软图书馆学》则是重印版，带着这一系列作品行走图林江湖的感觉如何？你给图林的几位学者也以金庸作品排过名次了，你自比的话，会比作谁？

海洋出版社一次给我出4本书，出乎我的意料，让我很震惊。因为这在图书馆界算是一不小心创造了一个纪录，有一定的空前性。

我是图书馆学期刊的学术编辑，对图书馆学史有一定了解，知道中国自有图书馆学一来，著作很多甚至著作等身的前辈不乏其人，如据范凡博士统计，民国时期出版4种著作以上的图书馆学专家就有22人，杜定友先生一生出版了63种书。当代学者中，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徐雁教授几乎以一年一书的速度在出书，同辈学者中，赠过我4本书的就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李明杰教授。所以说，单就出书数量而论，出4本书在图书馆界相当平常。

不平常的是一次出齐，相当于个人文集，而且作者是个资历相对不高的草根，出书的原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出版社主动推出，作者并没有任何费用投入，这在图书馆界很难找到先例。40岁出头的学者出版个人文集，这在中文系、法学系等这样的明星专业比较常见，在图书馆界这样的小学科的确不常见。我也咨询过民国图书馆学史研究方面的新秀顾烨青君，据他查阅资料，民国时期只有宗师级的杜定友大师在1925年一年里出过4本以上的非翻译类专专著，一年里出过3本非翻译的大致还有钱亚新和吕绍虞，但都不能算成系列，能够自成体系比较集中出版的还有1931-1932年出了一套4本的陈独醒与1928—1934年以4本著作纳入现代系列丛书的马宗荣。但民国时期的著作普遍偏薄，几万字就成一书，相当于今天的小册子。建国后，文集作为一种和“规格”挂钩的出版物，需要一定级别的人才能出，在图书馆界长期难觅。前些年，陈源蒸老师、吴慰慈老师主编的每人一卷本的图书馆学家论文集、馆长论文集，都是现任博导、馆长的业界翘楚，程焕文教授主编的图书馆界人物全集，瞄准的都是宗师、大师，平均岁数恐怕都在70岁以上。

从破纪录这个意义上，我当然感觉很自豪，十分感激海洋出版社。但同时我也很清醒，知道有这份幸运，主要是遇上了好的时代，而不能说明我个人的学术水平有多么高。行走图林，不是单靠几本书就能所向无敌，所以我不会因为出了几册小书就得意洋洋、忘乎所以。但是因为写得用心，我对自己的书的价值还是有一定信心，我一向认为人们有个普遍的毛病——对身边的重要现象往往视而不见，所以当有人无视我的书或者看轻我的书，我也十分理解。所谓人眼见人、佛眼见佛，好书自有她的知音。

我的缺点很多、形象普通，所以从不敢以金庸作品中的大侠自比。实在要讲谁是我的偶像的话，那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少林寺藏经阁的扫地僧。但我不赞成称他为扫地僧，因为按照《天龙八部》的描述，扫地只是他的工作之一，守护和管理藏经阁的图书也是他的职责，实际上他应该叫作司书僧。所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个司书僧式的好馆员》，详细阐述过向他学习的理由，兹不赘述。金庸小说中的大侠，只有司书僧和我的职业相同，又是绝世高手，我没有理由不以他为榜样。因为僧人的袍服通常是灰色，北大图书馆的馆服是灰色，从北大图书馆走出的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制服也是灰色，毛泽东一生最爱穿的中山装的颜色还是灰色，所以也有人称司书僧为灰衣僧。司书僧最大的本事是极低调、藏得深，武艺不逊于甚至超过前台的武僧，却从不显山露水。我希望自己的研究也能悄悄达到一些文科院系教授的水平，一直以来也都是以教授的标准自我要求的。学校对我的认可可能会来得迟一些，但我相信早晚会有人给我以应有的评价。

3、我认为《阅读疗法》应该是你最重要的学术作品（你认为是吗？），但被收入图书馆学系列，有没有想过出一本面对大众的类似于大家小书的形式的作品？

《阅读疗法》的确是我的很重要的一本书，算是我的成名作，也有可能成为我的代表作。这本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层创新：一是将国外的阅读疗法成果引进到了内地，是内地在这个领域的第一本书；二是用中国材料解释了阅读疗法，改变了一提到阅读疗法必言欧美的状况，对国外的阅读疗法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读者阅读起来很有亲切感，很容易理解。反过来对国外研究阅读疗法也有启发，起到了反哺作用。因为这本书是对国内现有图书馆学的扩展，属于增量知识，所以更显可贵。由于阅读疗法对国人来说是新学说、新事物，所以这项研究的招牌性、标识度很高，如今我走到哪里，稍微了解我的人都把我视为阅读疗法专家。阅读疗法是很多学科的增长点，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可以作出不同解释，找到不同的应用领域，我写书的目的是探讨图书馆员如何应用阅读疗法，所以立场是图书馆学的，收入了图书馆学丛书，但其基本原理可以通用于教育学、护理学、社会学等领域。

作为作者，我深知这本书当时交稿仓促，并不是特别完美，很想抽空增补修订一些内容，但是苦于找不到时间，一直没有开工。这本书为了保持学术气息，很多材料都是直接引用，可读性没有完全释放，我也想过，如果把引用材料都转为间接引用，全部以口语表达，模仿《明朝那些事儿》的风格，提高其故事性，再出一个普及版，一定会在大众中更受欢迎。可惜的是，实现这些想法都需要时间，我实在抽不出大块的空闲，以工匠的精神来打磨它们。　　

4、《阅读疗法》是2007年出版的，因为这本书拿到就立刻被同事借走了，未能细读，所以，我看到你在这一系列中对《阅读疗法》都有解读和补充，那新版的这本书有没有修订呢？

这次再版是以新书号出版，按照相关规定，必须增加一定量的内容。如前所述，我实在没有时间来从新续添篇章，那么怎么办呢？我只好把我之前翻译和主持审定的三篇文章放了进去，第一篇是通常认为的世界上最早的标志阅读疗法研究起源的《一家文学诊所》，原载于1916年的《大西洋月刊》。第二篇、第三篇均选译于美国阅读疗法专家罗宾的《阅读疗法应用——理论和实践指南》，代表了美国同行的研究水平。增加了这些内容，为本书添彩不少，信息量愈加丰富。

书中我原创的部分，虽然没有增加内容，但是作了大量修订。第一版出版后，热心读者、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的李晋瑞兄读过我的书后，曾给我发过一个勘误表，我自己在翻阅中也发现了一些错误，加起来约有几十处，这次都纠正了过来。

5、你的作品系列从内而外都强调“快乐”二字，尤其图书馆随笔写作的文风幽默而不轻浮，是刻意的对当下的图书馆学论文古板行文的学术反抗吗？还是当时于网络写作自然使然？你的这种示范，影响和带动如何？（我已经看了你在《快乐的软图书馆学》一书后记所记，但希望能再概括一下。

喜欢以随笔对抗论文，这可能是学术期刊编辑的一个职业病，因为编辑对学术论文的生产和发表过程见得太多，知道很多论文其实都不完美，社会作用极其有限，还不如以随笔表述影响大，所以这几年我写作的随笔比较多。在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情况，一些知名学者出任学术编辑后，破除了对论文发表的神秘感，反而不爱写论文，如担任过《比较法研究》和《中外法学》编辑的贺卫方教授。当然，博客的兴起和《图书馆报》的创刊，也是刺激我较多写作随笔的重要因素。

在我的影响下，现在很多图书馆员都开设了博客，图书馆学随笔的产量已然十分庞大，对宣传图书馆事业十分有益，但是特别有才华的作者和精品随笔还不是太多。我个人追求的是论文和随笔的双丰收，很警惕发生“偏科”现象，沦为单纯的随笔写手。在发表随笔的背后，我其实还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比如做国家社科课题、写博士论文，如果说我还有点成绩的话，《阅读疗法》这样的学术研究占了七成，随笔只占了三成，前者是底色，后者是银光粉。如果有年轻人向我学习，应该学习我的全部，而不要只看到我的随笔，那样会耽误了自己。

6、你说图书馆学应该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水晶球，作为一位从业15年的资深的学术编辑，你觉得普通的一个图书馆人想写论文的话，应该首先从哪里着手？哪里又最容易出学术成果？

目前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很大不足是争抢热门课题，大家喜欢就一项具体的工作就事论事，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职业方面的一些恒久的问题关注不够，导致研究成果过多集中于经验交流，缺乏超脱性研究。我喜欢研究一些不是那么急需但是具有持久价值的问题，比如有关图书馆员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选题也会遭到剽窃，至于我具体觉得哪个选题好，就不在这里公布了。我一直认为图书馆学是个水晶体，有很多很多的小侧面，只要大家用心，总是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小侧面。

7、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阅读方式的改变，不仅传统出版面临危机，图书馆也面临危机，您认为图书馆该怎么改变在社会上越来越边缘的现状？

我不认为图书馆当前在社会上越来越边缘，只要您走进任何一座新建的图书馆，您就会赞叹，现在的图书馆建得真是好，赶得上星级酒店，甚至有奢华的感觉。大批博士生、硕士生也在削尖脑袋向图书馆求职，可谓一岗难求。我，一个普通图书馆员，居然也能一下子出4本书，这也是图书馆地位提高的表现。中国的图书馆员，目前正处于最好的时代，也正处于最自信的时代。所谓出版的危机、图书馆的危机，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只要文献和信息需要大规模出版、需要大规模整理，出版社和图书馆的社会分工便没有失去基础，它们便会一直存在，只是可能会随着载体的变化而变换工作方式而已。

8、当下阅读推广在图书馆界已经越来越热，很多馆专门设立部门和人员来做这一服务，你认为出版界和图书馆界该如何更好地联合携手，为提高国民阅读率，建立书香社会而努力？

我个人认为，出版界是卖书的，由卖书的来推广阅读，公信度不够，读者会怀疑其商业动机。图书馆是公益性机构，由其来推广阅读，有足够的公信度，但是图书馆是靠政府拨款生存的，苦于没有可观的经费来从事阅读推广，因为采购周期的原因，也不容易做到及时地推广新书。所以，我一直主张出版界和图书馆界应联合起来开展阅读推广，出版界出钱出书，图书馆界出人力、出场地、出评测，这样的阅读推广动机纯良、取长补短，民众一定更加欢迎，效果也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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