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阅读时代与图书馆

当今的社会是阅读的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各种新技术在阅读领域的应用，使阅读的概念越来越宽泛，阅读的内涵和外延日益在扩大，阅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大阅读的时代。

阅读在当今的社会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著名阅读倡导人朱永新先生曾经这样概括阅读的社会作用：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美丽的精神家园；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才能拥有共同语言共同价值共同愿景。[1]

这是名家描绘的理想的社会阅读愿景。那么现实的社会阅读状况又如何呢？

我曾经这样形容当下的社会阅读：“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这是英国大文豪、大作家狄更斯的名言。在《双城记》里，狄更斯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绝望之冬；我们可能拥有一切，也可能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也正走下地狱……”狄更斯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正是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发展、各种矛盾突出爆发的时代，与我们今天的社会颇有几分相似。

这句名言也适用于今天的阅读，尤其是图书馆阅读。

为什么说是最好的时代？我们可以套用一句陈词滥调：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从国际上看：建立阅读社会是世界性的潮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建立了“世界阅读日”（即4月23日“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现在已成为世界性节日。尤其是在图书馆，现在国内外图书馆都把“4.23”世界阅读日当作重大节庆。国际图联（IFLA）等国际组织的相关宣言、文件（如《突尼斯宣言》），都把阅读放到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世界各国政府也出台了推动阅读的法规。例如：美国的“从出生就阅读”（Born to Read）；新加坡的“天生读书种，读书天伦乐”（Born to Read, Read to Bond），“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hinking Schools, Learning Nation）；英国的“阅读起步”（Book Start）等，都对阅读做出了很高的期许。

从国内看：全民阅读已经蔚成风气。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建立学习型人生。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经列入立法日程。各地以政府为主导的读书节庆活动精彩纷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有四百多个城市开展了读书日、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月、读书季的活动。

再看图书馆业界，开展阅读活动已经在国内外图书馆界形成高度共识。《公共图书馆宣言》将开展阅读活动列为图书馆的重要使命，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核心”。《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则说的更为明确：图书馆努力促进全民阅读。图书馆为公民终身学习提供保障，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2013年在上海浦东召开的图书馆年会主题就是“书香中国：阅读引领未来”，会上发布的“浦东宣言”重点也以阅读作为主题。

我们说“阅读的最好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表现是：各种新技术大量涌现，并在阅读中迅速得到应用，极大地扩大了阅读的领域，使资源极大丰富，获取极大方便，检索、利用手段日新月异。这一趋势发展迅速，势不可挡，给阅读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这是我们的前辈不曾遇有的大好形势和发展机遇。

然而现在也是阅读“最坏的时代”

危机是多方面的，诸如：社会阅读风气的萎靡、低落，乃至消失；娱乐致死，“不娱乐毋宁死”；信息攫取“碎片化”，缺少系统的阅读学习；以治学为主的知识分子，急功近利，读书浅尝辄止，热衷于制造学术垃圾。为此有人提出了“伪阅读”的概念，意谓许多人不是真的在读书，而是假读书，尤其是一些大部头书、古文书、外文书，不愿意下功夫，只是走捷径，浅尝辄止，或是看一些零星的二手资料。因此，现在既是“大阅读”时代，又是“伪阅读”时代。

更深刻的危机同样来自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及其在阅读领域普遍应用。新技术是一把最好的和最坏的双刃剑。

这种危机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兰卡斯特（F. W. Lancaster）就提出了一个“无纸社会”（paperless society）的著名预言：“我们正在迅速地不可避免地走向无纸社会” [2]，“图书馆主要是处理机读文献资源，读者几乎没有必要再去图书馆”，“再过20年，现在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消失” [3]。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近日刚刚去世，收到世界同行的追念缅怀。记得曾有一位崇拜者当面询问兰卡斯特，为什么他的“无纸社会”预言没有如期实现，这位大牌教授的回答是：我的预言本没有错，是这个社会发展错了。—— 典型的美国式幽默。

尽管兰卡斯特的预言没有如期兑现，但新技术给图书馆以及社会阅读带来的冲击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日渐明显、急迫。因为新技术的冲击，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社会信息渠道日益多样化，读者对图书馆依赖程度的降低甚至流失，致使图书馆面临消亡的危机。

然而，无论阅读的形势、形态如何变化，图书馆依然是社会阅读的主体。

恰如上文所述，今天的社会阅读是个很大、很宽泛的概念。我们正襟危坐，“红袖添香”，固然是阅读，但在路边买份书报刊翻阅也是阅读，打开手机刷微博、看微信同样是阅读。全民阅读活动并不是图书馆一家的事情。从中央一级的行政系统看，统管全民阅读工作的就有中宣部、文明办、文化部、教育部、新闻出版广电部、民政部、共青团、总工会、妇联等多个部门。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图书馆要在全民阅读中承担起独有的社会责任，要唱主角，完成他人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

阅读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倡深入的、学习型的阅读，通过阅读全面系统地掌握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穷则丰富人生，达则改造社会。即使是大众型、消遣性阅读，也要提倡多读书、会读书，读好书，通过有计划、有系统地读书，创建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

要进行深入系统的阅读，完整全面地掌握知识，图书馆是最好的场所，甚至是唯一的场所。只有图书馆，才具有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才能为读书人提供全面系统的文献服务；也只有在图书馆，才能领略到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全部的人类文化遗产，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这个世界。所谓“巨人肩膀”，实际上就是前人成果，就是文献，就是图书馆。

当前理论界有人反对“深阅读”和“浅阅读”，或“读好书”的说法，认为图书馆工作者应该保持中立的立场，不干涉读者的阅读自由。此说当然有道理，读书没有高下之分，图书馆不应该排斥消遣性阅读，或是所谓的浅阅读，要提倡开卷有益，保障大众的阅读权利。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在大众性阅读当中，图书馆同样也是最好的场所。这点和精英阅读、学习型阅读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即使是阅读《西游记》，也要读完全本，不能只看电视剧或《大话西游》；即使是读武侠小说，也要按照“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目录通读一遍，才算得上是初级的“金庸迷”、“武侠迷”。目前还没有任何社会机构在阅读这一功能上可以取代图书馆。

举例讲，如果某一学科或专题的有关文献有１００篇，其研究者或学习者至少要掌握其中的８０篇，还不能遗漏核心文献，才算得上有起码的了解，才算入门。社会上能够提供这样文献保障的机构只有图书馆。这样的功能和使命，书店无法完成，个人收藏也无力完成，个中的道理前文已经论及[4]。上网浏览固然可以获得大量信息，但未经筛选，垃圾信息充斥，个人往往没有能力甄别利用。这就是图书馆系统收藏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阅读，要到图书馆；阅读，离不开图书馆。

注释

﹝1﹞ 朱永新. 我的阅读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 兰卡斯特. 情报检索系统.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3﹞ 兰卡斯特. 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1985

﹝4﹞ 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

（二）数字阅读与纸本阅读

相信有人会有疑问，现在已经进入网络化、数字化时代，图书馆是否还是社会阅读的主体，是否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用？

这种疑惑不足奇。各种新技术手段进入阅读领域以来，使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阅读群体，或者是两种阅读观。一部分人极端地依赖各种新技术来获取信息，出现了网络控、手机控、微博控、微信控一族人，他们几乎从不阅读传统纸质文献。这些人以年轻一代的“新新人类”居多，也有部分对新技术较为敏感和热衷的中老年人。另有一部分人则极端地抵制新技术，拒绝任何新媒体文献，其中不乏深具影响的大家。这里且举两个例子。

一是王蒙先生。2012年在东莞召开的“2012中国图书馆年会”上，王蒙先生在闭幕式上做了题为《现代性文化与阅读》的演讲。这篇演讲的结论性意见是：“读书是不能替代的，不能用上网替代，不能用看VCD替代，不能看DVD替代，不能用敲键替代，甚至也不能用手机和电子书来替代。……正是最普通的纸质的书，它表达了思想，表达了思想的魅力，表达了思想的安宁，表达了思想的专注，表达了思想的一贯。因此图书馆是一个产生思想的地方，是一个交流思想的地方，是一个深化思想的地方。” [1]

另一位是易中天先生，他的表达更为妙趣横生。当谈到数字媒体是否会代替传统出版物的时候，易先生激动地说：“完全替代是不可能的。那种用手触摸精装书籍的美好触感，电子阅读永远无法代替。经典作品还是要靠纸质媒介呈现，就像满汉全席，能用塑料盘子装吗？” [2]

面对这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无论是王蒙先生、易中天先生，还是新新人类，阅读传统纸质文献还是新型数字文献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各取所需即可。但对于图书馆来说就不同了，有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要解决，如纸本资源收藏与否、传统文献与数字文献的关系、比例问题，就很现实地摆在图书馆面前，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拿出解决的思路、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图书馆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出现了一南一北两位“腕儿级”的代表人物。一位是北京国家科学图书馆张晓林馆长。他多年大力倡导“电子文献先行（e-first）”，“网络先行（i-first）”，有人说他恨不能将所有纸质文献统统请出图书馆。另一位是广东中山大学的程焕文馆长。他的宗旨是“保留一切有价值的纸片”，恪守纸质文献的核心地位。

那么，这两位大腕儿我们到底应该听谁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图书馆应该如何应对社会阅读的变化和需求呢？正确的主张是两点：一是思想要敏锐，认识要超前；二是行动要保守、谨慎，尤其是涉及到采取破坏现有资源和现有服务模式的措施，一定要缓行、慢行、三思而后行。

图书馆应该紧跟社会趋势和技术潮流，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就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例如前面所述的选择数字阅读还是纸本阅读，在个人来说是各有所好、见仁见智的事，但对图书馆就不一样了，因为涉及到图书馆的馆藏模式和服务方针这样的根本大计，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和正确对策。至少在目前，图书馆的纸本文献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仍然要实行数字文献和纸本文献并存的方针。

关于图书馆数字文献和纸本文献的关系，现在有许多理论学说，可以说连篇累牍，涉及到方方面面。而我们说目前图书馆的纸本文献还不可缺少，要与数字文献并存，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很现实的因素，即非学理的因素：

1)、社会纸质文献资源极为丰富，还没有被数字文献完全取代。图书馆有“传承文明”的社会责任，要为后人留下完整全面的文化遗产，因此不能舍弃纸本资源。

2)、读者对纸质文献的需求很大，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我们不能忽略普通读者尤其是底层民众对传统文献的现实需求。

后者涉及到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因此必须强调。且举一个我个人经历的来作为旁例。在90年代初期，我在北京大学供职，当时北大图书馆宣布取消原有的卡片目录，全部采用机读目录（MARC）。这在全国高校图书馆是首家，我们都很以为荣耀，当时在图书馆界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不久后我到美国出访，得知了另外一个故事：在美国的一家大学，当时也曾计划取消卡片目录，但是因为有几位教授从不肯使用电脑，图书馆最后决定卡片目录依然保留。两种做法，反映了两种态度，两种考量。且不说其是非对错，毕竟现在图书馆大多已经不再使用卡片目录了，但无疑美国这家大学的做法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而不是技术至上主义，不是为技术而技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毫无疑问，今后的世界，纸张和纸质文献还会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不会马上消亡。但是如同枪械出现了弓箭还会存在，电灯出现了蜡烛还会存在，汽车火车出现了马匹还会存在，其地位和意义却是不一样的。毕竟社会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社会阅读也好，图书馆也好，都会发生重大的嬗变。

然而，变中亦有不变，万变不离其宗。在网络化、数字化时代，图书馆独特的、不可替代社会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化了。这时因为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实用的数字资源。与互联网上良莠并存、未经筛选的信息不同，图书馆收藏和提供各种的数据库，如同图书馆的藏书一样，是经过精挑细选和专业化整理揭示的，因此是最重要、最实用、最具价值的信息资源，而且大都是免费提供使用的。即使你所在的图书馆数据库不够齐备，使用者另有需求，现在图书馆大都可以通过各种图书馆协作关系和资源共享平台，利用其它图书馆的数据资源，这些服务都是无偿提供的。无论是普通读书人，还是读书治学者，图书馆数字资源都是基本资源和首要选择。遗憾的是，现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许多人包括一些大学者，不知道、不会用或不善于利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是常见现象。

刚才说到的王蒙先生、易中天先生两位大家的言论，不妥之处就在于此。两位先生的人品才学值得敬重，但他们在现代文献、尤其是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数字资源方面表现出的无知和抵制却不足取。在现代社会，对于治学之人，推而广之到一切利用文献为学的读书人，一定要学会利用数字文献，其中主要是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数字资源。作为一名现代学者，这是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学术功力。

我曾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述这样的观点：我们之所以坚信当今已经进入数字阅读的时代，数字阅读会取代传统阅读成为社会阅读的主体（不是全部），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今天的图书馆已经初步建立起系统完备的数字资源体系。在目前社会上，还没有其它社会机构拥有这样完备的数字资源，这样系统的数字阅读保障，这样全面无偿的服务。图书馆之所以能够如王蒙先生所说，是产生思想、交流思想、深化思想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有传统的纸质藏书，今天还要有赖于这些足不出户即可坐拥天下资源的数据库集合。

很难想象当今社会的治学者能够脱离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来搞科研、做学问，就是追求全面系统阅读的普通读书人，也不应忽略这一高效便捷、人皆可用的途径。不管阅读习惯如何，都没有理由说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不能“表达思想”，都不能否认这些数据库集合是无比丰盛的“满汉全席”，更不可无视或拒绝利用这些全体公民都有权利享用的公共资源。图书馆数据库中有最新的科技论文和学术成果，最新的学术著作，也有《四库全书》这样的古籍原始文献，如果说这些不是丰盛的满汉全席，什么才是？

曾有一位史学研究者说过，只要学会利用各种图书馆数据库，每个研究者在占有资料上都可达到陈寅恪先生的水平。这是深得个中三昧者之言。

王蒙、易中天等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源于这样一种流行的思维定势：在电脑、网络或手机上阅读都是“浅阅读”，一卷在手才是读书。此乃无稽之谈。从历史上看，人类使用过几乎一切可以用于记载图文的介质，如竹、木、绢、石、草、叶、泥、青铜、陶瓷、兽皮等，直到后来才普遍使用纸张。在使用这些载体的时候，人类的文明都曾辉煌发展，如纸莎草时期的古埃及文明，泥版文书时期的两河流域文明，简策时期的商周秦汉文明。而后来之所以选择纸作为文献载体，原因在于其廉价易得。可以肯定，如果有更便捷、更廉价的载体，人们的选择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在现有的图书馆各种数字资源中，几乎囊括了一切文化科学成果，这一切都不是“浅阅读”可以解释的。

记得在我幼年的时候，家中有位学养深厚的长辈，对当时出版的书刊深恶痛绝，在他眼里中，中文用简体字从左至右横排出版，乃岂有此理之事，“数典而忘其祖”，因此断言我们这一代将为此变得没文化。还有一位长辈的长辈，从不读西式装祯的书籍，只看线装书。时至今天，事实证明，尽管我本人不够争气，但我们这一代人整体上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比上辈更加没有知识和文化，文明依然以新的形式得到传承。现在每当我听到一些人对年轻人偏爱电子阅读而横加指责时，就会想起幼时的这些杞忧。

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保守的士大夫鄙视纸张这个“新媒体”的事情。在东汉年间，有个叫崔瑗的官员送给朋友《许子》一书，因为是用纸抄写的，而不是用当时上层社会使用的缣帛（素），就写信致歉。《全汉文》记载了这封信的全文：“今遣奉书，钱千为资。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3] 崔瑗写此信时应在蔡伦造纸成功之后的二三十年，当时社会主流还看不起纸张这个新载体，以至崔瑗还要为“贫不及素，但以纸耳”道歉。这与当今某些所谓的读书人看不起数字媒体何其相似。然而“简重而帛贵”，必为新生的纸张所取代，就在其后不久，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就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为此，我由衷相信，即使有一天纸质文献真的消亡，电子文档独步天下，天也塌不下来。

注释

﹝1﹞ http://www.sun0769.com/subject/2012/2012tsgnh/

﹝2﹞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6-05/3091141.shtml

﹝3﹞ 崔瑗. 与葛元甫书. 《全后汉文》卷45，亦见《北堂书钞》卷104,《艺文类聚》卷31.

（三）阅读推广与阅读指导

既然社会阅读的主体是图书馆，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图书馆就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阅读推广和指导的责任。

如果说在过去阅读推广工作还是图书馆一项可做可不做、可多做也可少做的业务，现在则是必不可少的带有根本性的任务，因为阅读推广体现了图书馆一以贯之的指导方针，带有根本精神、宗旨圭臬的性质，涉及到图书馆的核心理念。这些精神和理念前文业已述及。[1]

阅读推广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认可和重视。在2013年的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中，文化部下发了“全国第五次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标准”，其中“社会教育活动”一项占有重要地位，其具体内容就是讲座、培训、阅读推广、服务宣传等。在总分1000分的标准中，“社会教育活动”在省级公共图书馆占45分，市级50分，县级90分，少儿馆省级115分，市级100分，县级45分，大体是5% 至10%。这是一个很大的比重，要知道，在同一标准中，县一级公共图书馆的建筑设备只占50分，经费和人员只有60分，也只有5%左右。这一硬性指标规定充分说明阅读推广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分量。

从图书馆历史、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历史看，阅读推广活动的出现与普及，是图书馆发展到一定层次、一定水平的产物。纵观我国百年来图书馆的发展（也就是近现代图书馆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从封闭到开放，二是从对部分人开放到对全社会普遍开放，三是从被动的接受服务到主动的推广服务[2]。这个过程进行的漫长而艰难，可以说，直到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才大体完成了前二个阶段的使命，亦即基本实现了对全社会普遍、均等、免费开放。现在正在迈向第三个阶段，亦即进入了大力开展阅读活动，向全社会主动推送图书馆服务的新时期。因此，今天进行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图书馆发展的历史趋势。

从图书馆服务上看，图书馆专业服务工作可划分为三个主要内容，或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可以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文献服务，即传统的图书馆服务，如外借、阅览；二是信息服务，如参考咨询、信息检索等；三是阅读推广，表现为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与前述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后来出现的新形式并不意味着否定原有的服务方式，如文献服务这种最为传统的图书馆服务现在仍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且新增加了数字文献和网络数据库的提供，以及包括近期出现的送书进社区、流动图书馆、自助图书馆等新事物。阅读推广可以说是集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之大成，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和手段将文献服务和信息服务送达到读者身边。

且不说这些大的宏观态势，大家不妨看看自己周围的图书馆，包括学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及社区乡镇图书馆，各种阅读推广活动可称得上是日益丰富多彩，遍地开花。内容包括讲座、展览、读书会、演讲会、朗诵会、报告会、主题论坛、专题陈列、新书推荐、网络竞赛、音乐欣赏、影视观摩、参观考察、学术研讨、技术体验、科普教育，等等。很多图书馆都设立了读者活动部或类似部门，或者由专人负责阅读推广活动。如果说从前图书馆的类似工作还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话，当前已经成为核心的工作任务。

有专家指出，从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发展趋势看，“融合趋势”或是“综合发展趋势”（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Libraries）是今后图书馆发展的主流[3]。这点现在已经是共识，而且是已经被实践所验证。什么是“综合趋势”或“融合趋势”？通俗地解释，就是今后的图书馆不可能再按照老模式运作，满足于每日借借还还，看摊守点，必须全方位、多方面的开展工作，必须要做那些不是传统图书馆工作的事情，做那些似乎是其它部门做的事情。读者看到的既是图书馆，又是信息资源集散地（ICP），还是学校、展览馆、博物馆、音乐厅、文化讲坛、影视观摩厅、新书推介中心、学术交流场所、新技术体验中心，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丰富和拓展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提升和强化图书馆的服务品质，增强和扩大图书馆的服务影响。这种“融合趋势”或是“综合发展趋势”，主要就是通过阅读推广工作来实现的。

从图书馆本身看，即使不谈图书馆发展趋势这样的大问题，仅仅从生存和发展的角度，也应该大力开展阅读推广，借此向全社会展示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阅读推广的目的之一就是彰显图书馆的效益，突出图书馆的利用率，塑造图书馆的公共形象。一个没有效益、没有利用率、没有好的公共形象的图书馆，是很难生存的。曾有许多馆长抱怨，领导不重视，社会不关注。其实，如果你无声无息，抱残守缺，每天守摊子、混日子，怎么会有人重视你、关注你？又怎能生存、发展？更谈不上完善、提升。

阅读需要推广，也需要指导。尤其是公共图书馆，需要加强阅读指导工作，图书馆工作者要有指导阅读的基本业务素质。在图书馆阅读推广中，指导还是不指导，在业界还是颇有争议的。

中国图书馆学会有个阅读推广委员会，我自2009年起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会的前身是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成立于2005年，2009年换届时才改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名称中取消了“指导”的字眼，其初衷就是要消除凌驾于普通读者之上、高人一等的误解，强调阅读推广是图书馆分内的本职工作。但若是依此得而出结论，认为图书馆在读者阅读中可以摒弃“指导”，则无疑是一种误读，也背离了委员会更名的本意。

关键在于有些人混淆了“阅读指导”和“平等服务”的概念，似乎两者是矛盾的、非此即彼的。人生而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于到图书馆来的读者，更要一视同仁，没有三六九等之别，这是图书馆的基本宗旨。有人曾经举例说，一个哲学家寻求哲学著作，和一个厨师看烹调技术的书，在图书馆里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得到周到的服务，而不该像某些世俗的理解，把哲学家列为重点服务对象却罔顾厨师的要求，或者把前者视为“深阅读”却把后者视为“浅阅读”。诚哉斯言。

然而，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厨师，都是需要阅读指导的。首先，图书馆应该系统采买并整理出哲学和烹调方面的核心论著，符合需求，不要有重要的文献缺失；其次，要帮助他们全面正确地检索所需要的哲学和烹调方面的文献，并有效提供给他们；最后，如果读者提出咨询，图书馆员要完整准确地答复哲学和烹调文献的有关问题，解决他们使用文献中遇到的困难。这一切都是阅读指导工作的范畴。至于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初涉图书馆的读者等群体，阅读指导的任务就更加具体繁多了。这类工作属专业性的指导，如同生病看医生、问路找交警一样，本不存在什么高下之分，更不意味着居高临下，轻视读者，有碍平等服务。

孔子曾说过，自己是“学而知之”的，并不属于“生而知之者上也” 的层次。实际上没有谁能够“生而知之”，因此孔子才倡导“教化”，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从来不曾离开教育、教育学和教育机构。而教化民众，或曰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恰恰是图书馆特有的无可取代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既然如此，阅读指导如何可以或缺？具体到图书馆阅读工作来说，无论任何类型的图书馆，都不仅要让民众多读书，还有职责让他们会读书、读好书。一个图书馆，如果以“热读”为名，将馆藏都变为武侠言情小说，肯定是极其荒唐的，事实上也没有哪家图书馆会这样做。读者需求并不都是“天然合理”的，图书馆对读者阅读现象也不能完全听之任之。

问题不在于图书馆阅读指导工作本身，而是以往的阅读指导方式大成问题。有的图书馆根本没有树立起指导阅读的观念，又缺少专业的方法，读者对此也不认可。曾有一家大型城市图书馆要求服务台详细记录读者问询的内容，结果是最多的“咨询”竟然是询问洗手间的位置。

对于许多图书馆来说，阅读指导不是该不该舍弃的问题，而是太少、太贫乏、水平太低，远远跟不上读者的需要。就拿最为基本的工具“指导书目”来说，我一直认为，自张之洞《书目答问》以来，就不曾再有全面的、得到各界认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书目指导工具。我也曾应邀参加过几部面对社会普通读者的大型综合性指导书目编制，发现参加编撰的所谓专家多是“刘项原来不读书”之辈，只会以揣摩跟风为事，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于是只有退出了事。

在阅读推广和阅读指导中，未成年人的推广指导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少年儿童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其自身素质的重要性毋需多讲。我经常在各种图书馆界阅读推广会议上讲我幼时读书的往事。在我的孩提时代，和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是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饥饿中度过的。当时我的一大快乐，就是用吃早餐的钱去一个半地下的书摊租书来看，以肚皮的饥饿为代价来填补精神的饥饿，而当时从事“阅读指导”的就是那个摆书摊的半文盲老头。其实说起来我还算是幸运的，并不是每个同龄的孩子都能够有条件到书摊去租书来读。文革开始后，这个小小的快乐也告终了。后来我虽然受了高等教育，也竭尽所能地努力弥补早年失学失读带来的种种缺憾，但仍不过是亡羊补牢、聊胜于无而已。以至于每当我倍感愚钝，为无法突破的上限而苦恼之时，总要归咎于早期教育的缺失和时代的局限。我想，我的感受绝非我一人所有，也是这一代很多知识分子共同的遭遇与烦恼，正所谓“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

作为图书馆从业者，我的职业理想，就是要让天下人都有书可读，让天下人都爱上读书，无论贫或富，贱或贵。尤其是孩子们，再不让他们为没有书读而苦恼，也不会像我们那样因早期教育的缺失而带来终身的遗憾。希望能以此追随古代圣贤的情怀，虽然茅屋为秋风所破，但仍然寄希望于广厦千万间。这样的事业就如同那位芭芭拉·库尼笔下的鲁菲丝小姐（花婆婆），虽童年不再，却童心未泯，将鲁冰花的种子撒向田野和路边，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多彩，从而实现童年时许下的美好愿望。

具体说来，图书馆在阅读推广和指导中要做的事情有如下内容，或者说是如下目标：[4]

1）、引导。对于缺乏阅读意愿的人，图书馆通过生动有趣的阅读推广活动，引导他们感受阅读的魅力，享受阅读的乐趣，并逐步形成阅读的意愿。

根据朱永新先生的介绍，世界上每年人均读书数量，中国只有4本，而以色列人却达到64本[5]。深圳创建“图书馆之城”，现有经评估达标的图书馆有630余家，平均2.5万人一个图书馆，这样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而且深圳的公共图书馆全部免费，连借书证工本费也免了，全年开门服务，节假日也开放，还有24小时自助图书馆全天候工作，这在世界上也不多见。但深圳居民的图书馆办证率却只有10%，而美国图书馆办证率平均为65%，洛杉矶郡达到80%。香港只有80座公共图书馆，办证率却达到50%。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很多市民没有阅读习惯，也没有阅读意愿。所以有人慨叹：深圳是“图书馆之城”，而不是“阅读之城”；建设图书馆之城容易，建设阅读之城难。这正是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要解决的问题，要完成的任务。

2)、训练和指导。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中存在许多有阅读意愿而不善于阅读的人，包括尚未学会阅读的人，如少年儿童，还有因各种原因成人后失去继续学习机会的人。图书馆阅读推广可以训练他们，指导他们学会阅读。

3)、帮助。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中还存在阅读困难人群，也称图书馆服务的特殊人群，此类特殊人群包括残障人士、足不出户的老人、低幼儿童、阅读障碍症患者，等等。图书馆需要对他们提供阅读帮助，阅读推广服务是最好的帮助。

4）、服务。传统图书馆服务目标人群的主体是具有较好阅读能力的人，即所谓高层次读者、专业读者。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为他们提供阅读的便利，丰富为他们服务的方式。

注释

﹝1﹞ 见本书第二章.

﹝2﹞ 见本书第一章.

﹝3﹞ 王世伟. 再论智慧图书馆. 图书馆杂志，2012（11）

﹝4﹞ 参见：范并思. 阅读推广为什么. 公共图书馆，2013[3]

﹝5﹞ 朱永新. 我的阅读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原文连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8cc6212e0101dj5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