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

我在北京大学学习与工作了28年（1956-1984），前4年在图书馆学系读书，其余24年在图书馆工作。离开北大至今虽已有18年时间，但始终与北大图书馆保持着紧密联系，时时怀念在北大图书馆的难忘岁月。

初到图书馆是从“站出纳台”开始的，一站就是6年（1960-1966），直接为成千上万的师生员工服务。这一段经历对我的人生目标和业务成长都关系极大。记得当时曾有一位同志问我，你这样的为别人办理借借还还图书的手续，真的感到很好吗？我那时体会还不深，只是说：在我为读者找到他所需要的书，看到读者满意的心情，自己确实是很高兴的。

我在图书馆学系毕业分配之前，就已留系任助教。但我感到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有长期的业务实践，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所以向时任系主任兼图书馆长的蓝芸夫同志提出到图书馆工作，得到他的支持，并把我安排到为读者服务的第一线。我怀着满腔热情走向设在文史楼三层的第二阅览室，开始了我的图书馆员生涯。

那时第二阅览室的借书方法很简单，同学不用查目录、写索书条，只要说一个书名，工作人员就到书库取书，书库与出纳台之间的距离又近，借书较方便。中文、历史和外语几个系的同学都愿意到第二阅览室借书，工作比较紧张，一天要办理一、二百人的借还手续，有时半天都不能坐下来息一息，喝口水。开馆时间也较长，除国家法定的6个节假日，包括星期天每天三段时间开馆，我和两位老先生晚上和星期天轮流值班，既没有报酬，也不补休息，大家都很高兴。也有关心我的同志问，这样整天的简单劳动，业务上能有长进吗？可我有自己的想法，记得在日记上我曾写过：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是从观察商品流通的每一环节，总结其发展规律。研究图书馆学，也要从图书流通的每一环节上，了解读者与图书和图书馆的关系，才能认识其规律。（可惜这些日记，我做的一些统计分析数据和研究李大钊同志的资料都散失了）

我在第二阅览室工作三年，和中文、历史、外语几个系的师生相处很好，我把他们的每一需要都当作阅览室的任务。如阅览坐位少，我就想办法在每间屋子里多加一排桌子，增加了一百多个坐位，同学们很高兴。为了保证同学能及时读到参考书，想尽一切办法在寒暑假放假前找到下学期授课的老师，拿到指定参考书单。后来学校校务委员会还为此作出专门决定，要求教师在接受开课任务后必须向图书馆提交参考书单。（在我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学生教学参考书供应工作”一文中，总结了这一经验）我们的工作得到同学们的尊重，至今我在一些场合，见到当时北大的一些同学，我是不记得他们了，他们却记得我是“二馆”的老师。

为教师和学校领导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也是很高兴的事。记得在1963年，周培源同志在欧洲出席一次国际和平会议，提到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当时我国虽与日本处于敌对状态，但重庆新华日报就此发表的评论，一方面庆祝胜利，同时即表示不赞成使用这种杀伤广大平民的武器。但他行前未及查找这一资料，打电报回来，要图书馆帮他找一下。我奉命到北京图书馆找到，送校办用电报发给他，对他在这次会议上顺利完成国家任务起了一定作用。他回国后特意到图书馆表示谢意，蓝芸夫同志领他到出纳台见我，他对我很是勉励，并由此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另一件印象较深的事，1980年北大图书馆自动化小组成立之初，当时DAILOG系统参加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一次展览会，开始在中国推广用户，我们请他们到北大做了一次介绍。正巧化学系的一些教员完成一个科研项目，在申报科学奖励时，评奖单位要求他们举证说明所发现的化学元素是前人没有发现的。于是他们查找历年出版的化学文摘刊物，十几个人查了好多天，弄得头晕眼花，又难以作出证明。他们听说了DAILOG的事，就要我们帮助查一查。我们向香港DAILOG服务点发去申请，一周后就接到结果，查了全部化学文摘数据库，证明他们的成果是新发现，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获奖后再三向我们表示谢意，并报告了学校，对于学校拔专款给图书馆做计算机检索服务有一定影响。

从这些服务活动中，我确实感到一种职业上的满足。我在《宏观图书馆学》中所写“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特征”一节，是我亲身为读者服务的感受。至今我仍乐于为人们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北京大学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规定工作人员每学期可以选修一门课，图书馆的年青同志都可享受这一条件。我几乎每学期都选一门课，前几年主要听文科各系基础课，为做好教学参考书工作补充专业知识。1975年起集中学习信息技术和系统科学的有关课程，包括到校外听课。图书馆工作人员还可参加各系的科学讨论会，了解学科的进展情况。遇有一些特殊服务，我们的知识不够，就向一些老教授请教，不仅能得到他们的热情指导，往往还给予鼓励，他们认为图书馆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就能更好地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所以在北大是生活在一个知识的海洋里，可以不断地有所进步。

在北大图书馆的24年，不仅认识了许多人，读了很多书，还对图书馆工作的方方面面有了直观的了解。在阅览室时，对于什么书买多了，什么书买少了；什么书分类错位，什么书编目有误；那些书因进书渠道不一而同书异号，那些书因书刊界限不清影响其完整；那些书因目录提示不详成为死书，那些书已经丢失因未注销仍长期拒借；等等。到采编部门工作后，在探讨规范化操作和组织合理加工流程中，对图书馆的工作方法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这些是我编写《图书馆系统分析》一书的基本条件，也是我参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设计的知识准备。至今，在图书馆实现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的进程中，我的学习，我的探索，我的思考，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与学习，仍是我用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我对北大图书馆有着永远的怀念！

原载《金色回想 悠悠情深——庆祝北京大学图书馆百年华诞老职工回忆录》，20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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