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王冀先生《我在国会图书馆的岁月（My Year’s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一书，作者王冀先生于1949年9月赴美留学，在其父亲王树常将军“农业立国”思想的影响下选择了农学专业，后又弃农研史，转入乔治敦大学攻读历史，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在机缘巧合之下作者又来到了国会图书馆工作，起初与其他人一样，王冀先生也认为图书馆的工作是枯燥无味，然而随着对图书馆工作的深入了解，这种想法很快就变了，他深深地爱上了图书馆工作，并且在国会图书馆一干就是46年（从1958年正式应聘进入国会图书馆到2004年退休离开，期间虽有两年时间是在香港中文大学负责图书馆工作，但是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都是从事的图书馆工作）。本书只有短短的十万字，然而这十万字却深深地表现出了一位图书馆员对图书馆工作的热爱，这46年间虽不乏人间的酸楚、人情的寒冷（中文部去留风波），但是更多的是一位图书馆从业人员对图书、对图书馆的挚爱，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成长的历程，一位海外游子对故土的亲情！

“一千个读者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作为一名图书馆学专业的学习者，读完此书除了以上的一些感受外，还对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了一个更加具体的了解，而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美国图书馆文化的一种了解。其中有如下几点印象尤为深刻：

1.国会图书馆对于馆藏发展的不遗余力

作者任职于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中文部由韩慕义博士于1928年创立，韩慕义博士致力于明清史研究，曾在中国生活20年，于中国期间，稍有闲暇就会四处搜集中国古地图，1927年退休后返回美国，后受美国国会图书馆Herbert Putnam热情相邀加盟国会图书馆，并担任首任中文部主任，在其任内，他搜集了诸多的中国线装古籍、方志文献等，1934年其还亲往中国，搜集了7721册中文收藏，此后每隔几年韩慕义都会亲往中国采购线装古籍。此后在Beal博士、吴光清博士等历任主任的努力下，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馆藏得到了较大的扩充。

国会图书馆中文部的馆藏最初主要是来自清政府及私人捐赠，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战期间美军将从日本获得的大量中国图书捐赠给中文部，大大提升了其馆藏的数量和质量。然而除捐赠外，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员工不遗余力地搜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除上文提到的韩慕义博士之外，本书作者王冀先生亦一直致力于中文文献的收集，书中就讲到了这样几件事：1972年作者去美后首次回国，在广州、上海等地参观过程中，念念不忘为图书馆选书，一天，在上海的一家新华书店就一口气挑选购买了100多本，后来回美时，各地购买的书加在一起装了满满的一大箱。 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后，作者就立即与北京图书馆签订图书交换协定，这就使得在之后的十年，北京图书馆每年都会赠送美国国会图书馆2万余册中文图书；，而这十年也成为国会图书馆中文图书收藏发展最快的十年。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其他人的一些例子，这些例子都表明了美国图书馆员一种强烈的意识，图书馆最基本的职能就是保存职能。笔者由此也想到了去年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去岁岁末，南京有一位私人藏书家要出售所藏的数万册图书，这数万册图书最后不是被南京图书馆、也不是被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大的图书馆购得，而是被一位书商购得，我曾于该书商店中见过这批书，大部分都是文史类的图书，其中不乏精品，当时我也只能感慨一番，要是这批书被图书馆购得那该多好啊！

正是得益于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员工的不遗余力，使得国会图书馆中文藏书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其中有诸多珍品，如41册《永乐大典》，8卷敦煌手卷，世界上收藏最丰富最齐全的纳西族图书，甚至连中国都没有的一两百种善本……读到这些数字，只能轻叹一声啊！正如作者所说即使这些珍贵文献当年没有外流，是不是也能躲得过“文革”的浩劫呢？

2.国会图书馆的管理文化

从王冀先生的叙述中除了感受到国会图书馆对于馆藏发展的不遗余力外还有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国会图书馆的管理文化，尤其是管理层对于人才的尊重。上文提到的韩慕义博士就是国会图书馆尊重人才的典型例子之一，韩慕义博士退休之后并不十分愿意出山，可是在时任馆长Herbert Putnam的盛情相邀之下，韩慕义博士居然在国会图书馆又工作了25年。而本书作者也是很好的例子，从作者叙述的几个事实同样能看出：作者初进国会图书馆不久，由于成功组装了 一套摄影复制机，除得到优秀职员的奖状外，还得到时任馆长L·Quincy Mumdord博士的接见，须知当时国会图书馆馆长可是由总统任命的政府部长级的终身职务，拥有数千职员的国会图书馆中，馆长亲自接见一位普通的年轻馆员，由此也说明国会图书馆领导对人才的重视。国会图书馆属于政府系统，在美国政府组织中，一般来说职员级别由低到高分为15级，作者刚进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工作时的级别是5级，2年之内，作者由于编写了美国第一部关于中国科研机构的工具书，受到时任国会图书馆科技部主任Sherrod先生的认可，迅即被提升为科技部专员，级别为11级，越过这么多级，不少人都感到十分惊诧。又如作者王冀先生任职国会图书馆时，香港中文大学曾多次邀请王先生赴港担任馆长，王先生在向国会图书馆领导提出申请之后，时任的领导都热情鼓励作者抓住机会，允许其赴港工作，并为其保留于国会图书馆的职位等等，诸如此类例子还有不少，这些都反映出国会图书馆对于人才的尊重，任何一个图书馆要想得到长远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国会图书馆对人才如此尊重也的确值得我们国内图书馆界学习。

这本书中还有一个细节我印象也很深刻，那就是国会图书馆馆长请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博士对中文部进行评估，邀请著名学者对图书馆进行评估应该说是图书馆尤其是研究型图书馆管理中值得提倡的一种方式，而史景迁博士也不辱使命，最后提供了一份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估报告，以至于作者王冀先生在今后工作中遇到难题时都会向这些学者咨询解决。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管理中值得称道的还有就是注重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包括和其他类型的图书馆如医学图书馆、农学图书馆的良好合作，与其他机构或组织如美国科技部、美国科学基金会，与高校如斯坦福大学等都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除去本国之外，与国际上尤其是各国国家图书馆，本书主要讲述了与中国图书馆界的广泛交流，正是这些合作机构，大大推动了国会图书馆的发展。

3.民众图书馆意识之发到

王冀先生用了两章，即十五章《国会图书馆里的中外学者》、十六章《与美国政界人士的往来》来记述作者任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时所接触的一些人士，从这两章的阅读中笔者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在美国，民众图书馆意识之发达，所谓的图书馆意识，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有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图书馆！从这两章的叙述中不难发现上到总统、部长，下到学者、普通读者，他们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去图书馆查资料，向图书馆员咨询。其中作者对一位研究清末民初尤其是辛亥革命的专家Mary Rankin的描述令我感动，Mary Rankin女士是费正清先生的高足，她出版有多部著作，但她从来不在大学任教，只愿在家中做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却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是教书的材料，我只热爱研究，国会图书馆就是我的天堂”我想任何一位图书馆从业人员在听到这句话时一定会热血沸腾。美国民众强烈的图书馆意识与美国图书馆全方位的服务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最终取得了“双赢”的结果，这也难怪，在美国，最大的智库不是什么研究机构，而是国会图书馆！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图书馆从业人员撰写回忆录的只有两位，一位是杜定友先生，杜先生晚年撰写了回忆录，然此书由于“文革”，诸多内容已亡佚；另外一位是钱亚新先生，可能是受其业师杜定友先生的影响，钱亚新先生晚年也撰写了一部回忆录，讲述了其1928年投身图书馆界到退休的故事，然而其中“文革”的一部分内容亦散佚了。读完王冀先生这部书，我真的希望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员或者图书馆学专家学者愿意来写一部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2013/4/4于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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