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的发展迄今已过百年。本刊前主编马费成先生在他新被遴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之际，于本期发表了他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师生所作的《情报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及前沿课题》的专题学术报告。该文以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从情报学产生的四大背景、情报学研究的三个维度、情报活动的一根链条、情报学前沿的九大课题，深入浅出地阐释了情报学发展的历史逻辑。这篇文献既是情报学过去百年的高浓度缩影，也是对情报学未来发展方向的精准预言。它在揭示情报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为我们验证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读懂过去，我们才能看清未来。相反在历史问题上的迷惘不清，必然导致在现实道路选择上的摇摆不定。

对学术史研究的重视，是学科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的学术自觉。我国很早就有学术史研究的传统，如古代目录学通过类例和小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这类依附于书目的学术史研究尚不是独立的。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全祖望等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以按学术流派分门别类为学者立传的方式来叙述学术发展的流变，实开创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独立形式。在图书馆学领域，建国以来也出版了几部为数不多的学术史研究力作（如乔好勤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谢灼华先生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曹之先生的《中国古籍编撰史》、范并思先生的《20世界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程焕文先生的《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等），这些著作在为探索和构建中国图书馆学史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容否认，这些著作或限于某个专题，或限于某个历史片段，至今还没有一部既能融会古今又能包容“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的学术史著作（吴仲强先生1991年版《中国图书馆学史》各章分述图书学史、藏书学史、分类学史、目录学史、版本学史等，其实仍是割裂的）。这在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方面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究其原因，还是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造成一级学科以下各子学科之间存在理论隔阂、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近现代西方图书馆学之间没有恰当的对接渠道。

经过近三十年来的积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已逐渐完成了知识论的转向，涌现出系列与知识相关的理论成果，如“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知识管理论”、“知识集合论”等。这些成果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疏通古代图书馆学与近现代图书馆学的文化血脉提供了新的契机。笔者急切地期待能有一部从知识论的视角写成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学术史著作问世。

让我们一起努力！

——《图书情报知识》2013年第2期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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