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明德 星期四 晴.　　

郭沫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一次谈话

贺宏亮

顷读沈志华教授新著《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版），真是一本好书。这册书，实际是沈教授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的“改头换面本”。书中第一篇文章是关于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里面提及：

郭沫若也对国民党留下的专家表示忧虑。他在1949年10月28日同苏联大使讲过：“这里有20多所高校。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郭沫若还对罗申说：“最糟糕的是科学院的状况，这里聚集了不少旧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罗申与郭沫若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28日以后。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63-65。]

在沈教授的另外一本著作《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 2000）中，还有这样的说法：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大使频繁接触，不断反映新中国面临的困难，要求苏联给以帮助。朱德希望苏联及时提供大功率拖拉机和其他农机设备，帮助新疆地区顺利开展春播。刘少奇强调新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巩固中苏友谊，并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郭沫若谈到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的情况，董必武则讲述了国民党特务对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破坏活动。

此书关于郭沫若谈话的注释，仍是“罗申与郭沫若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28日以后。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63-65。”

查《郭沫若年谱》上册，在1949年10月28日，“同刘少奇等出席苏联大使欢迎苏文化代表团酒会”（页609）。我初步判断，郭沫若与罗申谈论“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科学院聚集了不少旧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北平20多所高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等情况，应是在这次酒会上的谈话，并被正式记录在案。

近十多年，随着前苏联的大量档案解密，在沈志华等学者的努力下，冷战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取得了惊人的进步。（随便说一句，我去年夏天曾造访过沈志华教授主持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前面提到的“罗申与郭沫若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28日以后。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63-65。”应该是一份非常完整的谈话记录，希望有人能够翻译出来，为郭沫若研究提供新的史料。

最后，我想指出沈教授这本新书第一篇文章中一、两处小瑕疵。

1、文中页35注释6、页36注释2，均为：“郭沫若：《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其实，郭沫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上的这个报告，虽然是1956年1月31日所作，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时间是2月1日，在第2版。后文中，页44注释3，就正确地写成了“1956年2月1日《人民日报》。”这里沈教授在技术处理上可能有点问题。

2、页44，第4行，“梁思成的复古主度形式主义”应为“梁思成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页52，注释2中的“刑和明”应为“邢和明”，他是中央党校的一位教师。

这是一本好书，值得认真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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