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明德 星期二 晴.　　

一九九〇年代的闹热（三之一）

我从一九八三年起一直供职于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因而我最清楚严肃出版物的发行低迷期是从一九八七年后开始的，到一九九〇年代，几乎是不赚钱的书就无法得到出版的机会了。当时，我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写过一首沉痛的抒情诗，题目我忘了，最后两行是“我为我给民族的奉献，——募捐”，对无钱付印刷和书号管理费用的人就不能出版个人研究成果的严肃学者予以同情，表达了我对现实的痛苦思考。但是很奇怪，就在这一时段，跟超稳得接近死灭的国营新华书店相反，全国各省市大批地涌现出生龙活虎般的民营实体书店，有专门零售的、有专门批发的，也有批发兼零售的。

就在我寓居的出版社宿舍大门外的玉林北街，几家民营书店便生机盎然地几乎连成“书店一条街”了，其中李潘书屋和红帆妇女儿童书社就各占去三间铺面，颇具气势。记得还有一家只一个铺面的小书店，又卖书又租书。有一天，这家又卖又租的小书店贴了一纸告示，说是在当天办理年租手续的读者，除购书一律七折优惠外，租书还要更便宜，有五六十个人赶紧来找带着一岁小孩的书店女主人交年租金。但当天夜里，这家小书店连人带书神秘失踪，谁都没有想到老实巴交从偏远山区来的小两口竟然也来骗钱。去年冬天，我突然接到这小两口中丈夫的电话，说是要来拜访我，还要请我吃晚饭。但见面后，只顾得听他们讲在新都开火锅店的赚钱生意，我忘了询问他们何以在二十年前要那样做一件骗人的事。

插曲说过，再接着分别说办得很红火的李潘书屋和红帆妇女儿童书社。这两家书店都与我有关，所以我觉得可以一叙。

李潘书屋的两个主人之一，是刚从澳大利亚打洋工回国的一位帅哥，天天开着一辆吉普车“进书”回来，又忙着大包小包地给大卖主送书，整个人是一天到晚都在忙碌的状态。我是读写之外总时时在李潘书屋和红帆妇女儿童书社里翻书也买书的，见男主人进书回来，闲问他“吃过饭了吗”，他一旦说“没有吃”，只要我的灶台间还有饭菜，我就说“要不就上楼到我那儿把肚子解决了”。都是年纪相差不太大的男人，他就说“好的”。于是我们聊着什么书事就上六楼到我家吃饭。他也随便，香香地把我的剩饭菜吃完，嘴一抹，说一句“比在外面吃到舒服得多”，我们又下楼。我与李潘书屋的男主人这种看似平凡的交往至少有四五个年头，直到他的李潘书屋的两个小工不辞而别地去卖烤鸭为止。李潘书屋的另一个主人，不说也知道，就是李潘。不过，今年夏天美籍华人书店研究专家钟芳玲造访我的狮子山三〇八工作室，说她曾就中国大陆的实体书店采访过李潘，但李潘完全没有提及她曾与人创办李潘书屋的事儿。我想，她大概是忘了，或是不方便说。

但是在成都，尤其是在玉林小区，一九九〇年代的李潘书屋无人不晓，我手头用书有不少购自这个书店的书至今还有着“李潘书屋”的蓝色售书印。李潘当时在职于四川电视台三十三频道，她的书店办了好几年后她才从成都调到北京，在中央十台担任著名的“读书时间”节目主持人之一。记得李潘书屋最红火时，我曾应两位书店主人之请求，带他们拜访流沙河先生，由我开口，流沙河先生为这家书店写了两个条幅，后来被他们裱了挂在玉林的李潘书屋的最高处墙头。作为回报，他们送了一套《沈从文文集》给我。

李潘书屋所销售的图书，格调都相当高。记得李潘曾反复建议我读梁实秋译的《潘比德》，我还从他们书店买过一本，是北京三联书店印的，但好像一直没有看完。李潘书屋的高档次套书特别好卖，一般都打八折，好朋友，尤其是我带去的读书人，享受七折优惠的也不乏其人。但有一次我带一个什邡政协的小伙子去买书，小伙子一下子买了近千元的书，却不让打折，他说这么好的书，打了折对不起作者。但他要求每一本书开一张发票，还要每本书都盖一方“李潘书屋”的章，他现场把每一本书的发票都规规整整地贴在封三。盖章时，他也要求盖在每本书版权页的定价上。他说每本书的发票就是每本书的他自己眼中的藏书票。等这位什邡读者走了后，李潘书屋的营业员对我诉苦，说：“龚老师啊，你这个朋友把我们累坏了，我们宁可不赚这几百块钱！”

曾经红红火火了好几年的李潘书屋是怎么垮的，我当时就没弄明白。只知道有一天我想去买一本早先看中的书，结果已经变成了卖皮鞋的店了。问过几个熟悉李潘书屋两个主人的朋友，说李潘到北京上班，还说跟李潘合作的那个小伙子把在国外打工赚的二三十万人民币都贴在李潘书屋里了，现在又去国外打工了。其他的讯息，直到钟芳玲来访我，我才知道李潘完全回避她与人合办过李潘书屋这件事。其实不必要，发生过的事其实没有对或错，但愿我重提李潘书屋，不要让李潘觉得我有什么歹意就行了。

原文连接：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206048&PostID=49278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