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国钧

刘国钧先生毕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终生在图苑、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等诸多领域纵横驰骋，颇多建树，久负盛名，为人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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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钧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他毕生敬业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图苑辛勤耕耘60多个春秋，硕果累累；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他集专家、学者、教授一身数任。

刘国钧先生是怎样步入图苑的？他为什么选定图书馆工作为职业？他所学的专业主要是哲学，有深厚的哲学底蕴，是什么促使他淡化乃至最终放弃对哲学的研究而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图书馆学研究上？追溯刘国钧先生的人生足迹，能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刘国钧先生天赋机灵，加之刻苦问学，学习成绩优异而于1916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哲学系。1920年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从事图书馆工作。两年后再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图书馆专科学校和研究院深造，1925年荣膺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受聘为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哲学本是一个令人艳羡的专业，戴上了博士帽的桂冠，更是不愁找不到一份光宗耀祖的工作。那么是什么使他把目光投向了坐冷板凳、专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图书馆工作呢？这恐怕是令现今好多青年学生困惑的“谜”。与他先后学成回国的非图书馆学专业的“洋硕士”、“洋博士”，有多少不是在大学当教授？挤入官场，高官厚禄者更是不乏其人。是他执不起教鞭？非也！对先生经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余年的岁月里，他先后当过金陵大学哲学系教授、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和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相继担任过金陵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院长、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解放后还担任过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兼教授。他学识渊博，学力深厚，不仅精于哲学，且长于文学、教育学，由此可见一斑。但他矢志不渝于图书馆事业，更长的时间是在图苑耕耘，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

刘国钧先生术业有专攻，哲学已是学有所成了。由学有所成的哲学而转入图书馆工作，这是他人生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刘国钧先生为什么要选定图书馆工作为职业呢？一个人选择什么工作为职业，总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往往一旦对某项工作产生了兴趣，对其情有独钟，因而选定这项工作为职业，倒也是常见的现象。刘国钧先生早在大学求学期间就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为获得微薄的收入，以缓解家庭经济拮据难以接济其大学生活费用之忧，他就常利用课余和暇日去金陵大学图书馆兼职，因而对图书馆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正是这种短暂的经历的作用和一时的兴趣使然，先生大学毕业后留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但是，如果仅以此推断先生因之而选定图书馆工作为职业，似太过简单。果若如此，对如下事实就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刘国钧先生当年远渡重洋赴美留学主攻哲学，而不是象同样从图苑中走出国门、去海外深造的侪辈学子那样专攻图书馆学。如于他之前赴美国的沈祖荣、胡庆生、杨昭折心等先生，于他之后去欧美的桂质柏、蒋复璁、汪长炳等先生，无一不是以图书馆学为专攻方向。他们之中，虽然有些人在国内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但也有非图书馆学专业者，如年长刘国钧一岁的蒋复璁就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这就说明，刘国钧先生虽曾身在图苑，但并未放弃对其大学所学哲学专业的爱好。至于他最终为什么仍作出以图苑为生涯的职业选择，我们无程门立雪之幸，未有聆教先生道明个中缘由之便，不好妄加猜测，只能从先生形于楮墨的文字中悬揣一二。

刘国钧先生在1921年撰写的《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一文中，论述了近代图书馆的性质和功用，强调了近代图书馆的教育作用。熟稔哲学的他既重视“认识世界”，当然更重视“改造世界”。在这篇和此后的多篇论文中，他一方面静观地“认识世界”，臧否“藏之中秘，惠不逮民，扃之私家，施不及众”的古代藏书楼；另一方面则努力从行动和实践上去“改造世界”，以促进近代图书馆教育作用的充分实现。20年代初，刘国钧先生就明确地提出“图书馆教育，苟善用之，其影响于社会于人生者，且甚于学校。”他满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学成归国。此时，中国军阀混战，列强侵蚀日益加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宏图难展，对哲学家来说，“认识社会”易，“改造社会”难。无权无势的哲学家的“改造社会”的理想，无异于幻想和空想。与其彷徨日夜，为民求一生路，不如直接投入到“提高此社会教育程度、道德标准和培养群众知识，指挥社会趋势”的图书馆工作中。他自信此时自己已完全具备了如何利用图书馆对民众实施教育的能力，这是与他“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相一致的。如果说他当初确是凭着自己一时的兴趣留校从事图书馆工作，还带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么在他认清形势之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图书馆事业，则是必然的了。刘国钧先生26岁就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凭着他先天的聪颖和后天的好学，如果他能循此精研下去，无疑能成为一名哲学大家。而且他在哲学研究上也曾显示过自己的才华，发表过多篇哲学论文，翻译、出版过多部外国哲学家的名著和传记。在他以图书馆为职业之后，哲学研究遂成为他的副业，以至最终不得不被放弃。须知，在二三十年代，哲学已是一门显学，图书馆学连小儿科也还称不上。由此，中国少了一个哲学家，多了一位著名的图书馆专家、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教育家。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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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钧先生最初是以图书馆专家而驰名于世的。青年时代的刘国钧，努力参加图书馆实践，积极投身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变革的洪流之中，躬行实践，身体力行。他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成长和发展期间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探索者、实践者和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奠基者之一，他是当之无愧的著名的图书馆专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萌生也晚，成长更是艰难。1917年兴起的“新图书馆运动”，催化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成长。旋后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又使“新图书馆运动”高潮迭起。正当其时，刘国钧大学毕业被留在金陵大学图书馆任职。作为刚投身图书馆工作的新进，青年刘国钧立即投入到“新图书馆运动”之中。这个所谓“新图书馆运动”，是由留美学研图书馆学的归国学子所倡导，目的旨在提倡美国式图书馆。而金陵大学又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金陵大学图书馆的经营管理也完全是美国式的。刘国钧曾撰文盛赞“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因此，这个运动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刘国钧的支持和响应。待他本人留美数年，对美国图书馆有了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之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这个运动之中，成为“新图书馆运动”的中坚。

1925年，他就在图书馆界崭露头角。是年9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教育、分类、编目、索引、出版5个委员会。刘国钧与时贤洪有丰、梁启超、傅增湘、林语堂并列，出任出版委员会主任。这一年，他才26岁，刚从大洋彼岸归国不久。次年3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创办《图书馆学季刊》，又由他担纲主编。刘国钧先生为探索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之路，参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实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赘述，谨撮要简述二三。

1929年是刘国钧先生的丰收之年，成功之年。这一年，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作了两大奉献：年初印行《中国图书分类法》，岁杪出版《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真所谓三十而立。刘国钧先生“深感四库分类法不能适用于现在一切之中籍，且其原则亦多互相刺谬之处，不合于图书馆之用；而采用新旧并行制，往往因新旧标准之无定，以致牵强附会，进退失据，言之似易，行之实难；至于采用西人之成法，则因中西学术范围方法问题不同者太多，难于一一适合，勉强模仿，近于削足适履。故决定采新旧书统一之原则，试造一新表。”

自1925年9月始，穷三年之力，编成《中国图书分类法》(下简称刘法)。刘法将图书分作十部。总涵一切的图书目录之学称为总部，是为冠。总部之下依次为哲学部、宗教部、自然科学部、应用科学部、社会科学部、史地部(中国)、史地部(外国)、语文部、美术部。标记符号为数字，十部数字相应为000-999。粗看似与《杜威十进分类法》无异，实有较大的区别。区别在于“杜威以十进为主，每类凡皆十分，其弊流于强类目以就数字，而成机械的分类。今虽仍以数号为号码，且用层累之原则，然每类不必十分，而同等序之数字不必用以表同等序之类目。”这是对杜法的改进。刘国钧先生的初衷是为金陵大学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求一适当而便于用之的分类法”而决定编制的。编成之后，竟为多馆试用。“油印初稿，罄尽已久。而类表增删亦多。当今新法不乏佳作。惟以属稿在先，未忍弃置，爰付铅椠。” 1929年1月印行后，广受好评。1936年增订再版，被较广泛地为多种类型的大型图书馆所采用。据中央文化部文物局1950年“最近全国各大图书馆图书分类调查”统计，在当时流行的1948年以前编制的十多部中外图书分类法和此后编制的多部新法中，使用最多最广者均为刘法。不庸讳言，刘法与此前此后出版的10多部分类法一样，仍以杜法为圭臬，不可能对杜法有更多的突破。但它毕竟适应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需要，其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刘国钧先生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继刘法出版之后，又于同年12月发表了《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这是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当不在出版一部分类法之下。分类、编目本为图书馆两大难事。至20年代后期，中国已有10余部名称各异的图书分类法可供各类型图书馆选择使用。而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规则之类则付诸阙如。刘国钧先生早在编制分类法之前，就已着手了中文图书编目条例的编订工作。编制分类法尚有多种分类法可供参稽，而编订中文图书编目条例，则无成例可循。其困难之大，可以想见。为编好条例，刘先生“于是[纟由]绎宋元以来之公私著录，抉其通例，征之于西方目录学家之规定，而略为变通，笔之于纸，以为临事之一助，盖五年于此矣。稿凡数易。”适逢中华图书馆协会征集编目条例。在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编制编目条例的呼声甚隆，立即编制各种普通图书编目条例、中文古籍条例等已成为当务之急。刘国钧遂将其所编《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假《图书馆学季刊》第3卷第4期上刊出。旋由中华图书馆协会以《中文图书编目条例》名称出版单行本，发行全国，为图书馆界所瞩目。

刘国钧先生怀纸吮笔[石乞][石乞]于斯，历经五载，不计寒暑，数易其稿，终成是书。其用心之殷，用力之勤，令人敬仰。该条例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著录事项，下编为著录格式。它的产生，是先生经过实践、理论、再实践的结果。

上述二作的出版问世，不仅应了当时的一时之需，而且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为应新中国图书馆过渡时期分类的需要，刘法于1957年修订再版。原使用刘法的各大图书馆，直至70年代才改用新法。台湾大学赖永祥教授对刘法加以修订，易“部”为“类”，只扩充类目，大类名称及次第不变，仍以《中国图书分类法》名称行世，现为台湾地区各类型图书馆所采用。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和使用的《中国图书分类法》(试用本)也是以刘法为蓝本编制而成的。至于其“编目条例”对海峡两岸图书馆界所编编目规则的影响，更是赢得两岸同仁众口一词的赞誉。

40年代初，发展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客观形势为刘国钧先生实现“教育救国”、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的理想，带来了极好的机遇，为他探索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之路，参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实践，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1943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成立国立西北图书馆，旋即成立筹备委员会。刘国钧被委任为筹委会主任。随金陵大学西迁成都的刘先生即辞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职务，离蓉赴渝参加筹委会首次会议。会议确定自4月1日起正式筹备，翌年1月开馆。会后，刘国钧先生满怀着建立一个具有“近代图书馆学之精神，适用于一切使用图书馆者，以书籍为公有而用之的图书馆”的抱负，赴兰州履新。机构新立，白手起家，一切均待擘划：拟订预算、筹措经费、购买图书、招聘人员、选择馆址、租赁房屋，工作千头万绪。时在战时，物价飞涨，困难多多，原定开馆时间不得不延迟。经过1年零2个月的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于1944年6月1日正式成立。刘国钧先生被委任为馆长。同年7月7日对外开放。与战前开始筹备，至战时开馆，经过长达7年半的筹备过程的国立中国图书馆相比，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筹建算是高速度的了。作为其主长者，刘国钧先生为之倾注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力量？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其后不久，因国库空虚，经费支绌，国立西北图书馆被强令暂行停办，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尴尬。无奈之中，刘先生只得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当教授。战后虽曾复办，仍由刘先生主长，但它命途多舛，很快就如流星般地消失，不说也罢。

奉献《中国图书分类法》、《中文图书编目条例》，主长国立西北图书馆，凡此三端，足以奠定了刘国钧先生在中国图书馆界的地位，他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功莫大焉。

1951年，刘国钧先生从兰州人民图书馆副馆长上调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他为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而欢欣，积极参加图书馆活动，担任北京图书馆顾问、国家科委图书小组成员。他是新中国第一部国家主持编制的图书分类法即《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的主要参加者之一。50年代担任《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通讯》等杂志编委。作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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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刘国钧先生一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居于首位的当是图书馆学研究。如若将1919年9月发表的《近代图书馆之性质》一文视作他图书馆学研究生涯的起点，那么至1980年6月溘然长逝，他[石乞][石乞]于图书馆学研究则逾60个春夏秋冬。他一生著述宏富，公开发表、出版图书馆学著作130余篇(部)，未刊者20余篇(部)。此外还发表出版哲学研究著作10余篇(部)。说刘国钧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可谓实至名归。

他是图书馆学大家，对图书馆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均有研究，且多新意迭出，见识精深。限于篇幅，不容均所论及，仅对其“要素说”作一简论。在他的诸多立说中，影响之最大者，当推“要素说”。1934年，他出版了以“图书、人员、设备、方法”四要素为中心的《图书馆学要旨》一书。这是一部可以称作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概述了图书馆在教育、修养、社会三方面的价值之后，他进而对“图书馆学的分科”进行探讨：“由上所说，图书馆学便是关于怎样实现这理想的一种研究。图书馆成立的要素，若加以分析，可以说是有四种：(一)图书；(二)人员；(三)设备；(四)方法。图书是原料；人员是整理和保存这原料的；设备包括房屋在内，乃是储藏原料、人员、工作和使用图书的场所；而方法乃是图书所以能与人发生关系的媒介，是将图书、人员和设备打成一片的联络针。分别研究这四种要素便成为各种专门学问。” 1949年，该书再版发行，先生一仍前论。1957年，他又进而提出了“五要素”的理论。它们是：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他强调，“五者之中缺少任何一项，就不能够有图书馆的存在。因此，图书馆学必须对这些要素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其中每一项研究都可成为图书馆学中的一个专科。”

关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历来聚讼纷纭。数十年来，各种观点难以胜数。能得到专家学者认同，并在图书馆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者，只不过几种而已。“要素说”就是其中的一种。一种学术观点的产生和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刘先生的“要素说”从初始提出到最后完善，就经历了20多年时间。

其实，“要素说”也并非刘先生首创。早刘先生5年即1929年，陶述先先生就提出：“现代所谓新式图书馆，其要素有三：书籍、馆员与读者是也。”1931年，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提出：“图书馆的设立，有三大要素：(一)要能够积极的保存。(二)要有科学的方法，以处理之。(三)要能够活用图书馆，以增进人民的智识和修养。图书馆能够办到这三件事，方能称为完善。”翌年，他又撰文提出“整个图书馆事业”有“书、人、法”三个要素。与前论略有不同，且要素之次第亦有变更。刘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发展了“要素说”的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明确地把各个“要素”作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滥觞于2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臻于完善的图书馆学“要素说”，是中国最早形成的图书馆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创立和完善，当以刘国钧先生的贡献为最大。在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史上不能不写下刘国钧的名字，不能不记载刘国钧先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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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是位著名的图书馆学教育家。20-40年代，他就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图书馆学专业教师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把后半生贡献给了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他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他最早登上图书馆学讲坛是在1925年夏。是年暑假期间，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合办图书馆学暑期学校。由刘先生讲授分类法课程。同年9月，上海国民大学设立图书馆学系，他被邀授课。1928年，金陵大学文学院设立图书馆科，刘先生是主要教师之一。惜乎该系时停时办。1940年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后，又在文学院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他为兼任教授，截至1943年春末去兰州履新为止。

1951年受命调北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9年的教授生涯。作专职教学工作，虽是得其所哉，但在他的人生之旅中未尝不是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挑战。

5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莫不以苏联为是，比之20、30年代之于欧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和教育体系在中国失去了市场，并置于被批判的地位。刘先生接受美国现代教育，推崇过美国图书馆精神，他不是一般意义的旧社会的“过来人”，无论是教育思想、学术理论，还是研究方法，都需要转变。他衷心接受转变。为学习、吸收和借鉴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及其图书馆学教育经验，年过半百之龄开始学习俄文。仅短短几年时间，俄文就达到了相当精熟的程度，翻译、发表了大量俄文著作。熟练掌握俄文，青年学生都视为畏途，对于一位老者，又谈何容易？由此可以窥见先生的刻苦自砺精神和弃“旧”图“新”的决心。他学习苏俄，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教学和科研。教学之余，撰写了不少有重要价值的论文，以实际行动实现了上所述及的多重“转变”。

学习苏联而不照搬苏联，是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1955年，刘国钧、皮高品先生听了苏联专家雷达娅在北大讲授的“书史”课，深感雷氏对中国书史了解不多。两位先生商定，由他们二人分头撰写讲义，立即为中国学生开设书史课。1956年，北大、武大同时开设“中国书史”课程，由二位先生亲自讲授，广受好评。1958年，刘先生的讲义以《中国书史简编》为题，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循此深入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出版了《中国的印刷》(1960年)、《中国古代书籍史话》(1962年)、《中国书的故事》(1963年) 等多部中国书史专著。

50、60年代，国内公开出版的图书馆学教材寥寥无几。先生极为重视教材的编写工作，除上述《中国书史简编》外，1957年他还和他人合作编著出版了《图书馆目录》教材。他对图书馆学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8年，他的厄运开始了。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图书分类法》批判小组，他的分类法横遭鞭笞，连带所及，人格受到侮辱。《图书馆学通讯》于1958年开始至1959年，连续两年载文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文革”10年，更是厄运难逃。在那特殊的年代里，老一辈图书馆学家的命运，真是欲说还休！即使在身心遭受迫害的最冷峻的岁月里，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1972年，他抱病撰写了一篇2万余言的综述性文章，介绍1965年以来美、欧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趋势。“目的是提供一些重大事实的情报，以便我们能大致地了解他们在干些什么。” 1965年以来“他们”所干的，不正是“我们”也应该干，但又不能干的么？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先生内心的苦痛。他还翻译了10多万字的马尔克款式资料，撰写了《“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等论文。他密切关注着国外图书馆工作自动化和现代化的进展，意识到图书馆事业一场巨大的变革即将来临。

“文革”的梦魇甫过，还未来得及根治心灵的创伤，他就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中国图书馆现代化的研究之中，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对“加速我国图书馆技术现代化的步伐”，提出了“初步设想”，他焦渴企盼着中国图书馆现代化的实现。可惜，天不假年，先生赍志而殁。抱恨的是他夙愿未偿，未能看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复兴，未能等到中国图书馆现代化的实现，他死非其时。于中国图书馆事业，于图书馆学研究与教育，他均有卓著贡献，亦得其所矣。在先生逝世至今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先生若九泉有知，当该安息了。

本文摘自罗德运，黄宗忠.刘国钧先生和中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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