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哈里斯对这种思想的系统阐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关于图书馆等公共信息服务机构基本使命，将从“教育”让位给“民主主义文化的武器库”的论点，以及关于图书馆仍可以看做是一个公共部门，但它的服务可以按照市场原理运作的论点，特别是关于随着美国经济政策逐渐转变，美国信息政策也将从强调信息公平转向强调信息产业界利益的判断等，都对图书馆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影响。

20 世纪80年代末，随着计算机技术比较普遍地应用于图书情报工作中，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开发、教育等问题受到了图书情报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中心也开始转移到图书情报网络化建设、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联机情报检索、情报检索系统、高质量的信息服务等问题上。

20 世纪90年代，世界信息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全面展开，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高速发展，信息服务的主体构成发生很大变化，人们获取信息的行为方式也与过去不同，图书馆面临社会其他信息服务机构的竞争，同时，图书馆等传统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图书馆学领域开始关注网络环境下图书情报的管理与发展问题，关注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采集、组织、存取、检索、利用和传递问题，关注多媒体信息的数字化存储与检索问题等。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产生于对数字图书馆、元数据的研究以及网络信息资源管理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知识的组织和提取原理与方式的研究。

中国的图书馆学是在20 世纪初开始产生的。起初，主要以翻译和介绍国外图书馆学的著作为主。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图书馆学日渐成熟，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点的图书馆学著作。20世纪3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除了应用性的论著之外，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有一定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图书馆学的最重要贡献就是中国图书馆学学者杜定友和刘国均提出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要素说”。无论是杜定友的“三要素说”（书、人、法），还是刘国均的“四要素说”（图书、人员、设备、方法）、“五要素说”（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都是对客观规律性的准确反映，其理论影响延续至今天的图书馆学界。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图书馆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大量问世，学科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研究工作从经验描述转变为理性的、科学的研究；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微观领域，而是宏观与微观并重；批评性的研究开始转向建设性研究；形成多元化理论格局，各种学派学说纷纷涌现。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者对世界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作出了贡献，其中尤以宓浩提出的知识交流论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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