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古籍纸背文献研究“活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古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厚、深邃的中华古代文明。古籍文化资源的发掘、传承与研究，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文化自信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古籍的相关整理研究工作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在浩瀚的古籍中，有一种公文纸本古籍，被视为“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近年来对于该种文献的研究也渐成学界热点，目前已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一般、青年等项目若干项，而与之直接相关的新兴学科“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也被学界倡议建立。不难得见，古籍纸背文献的研究已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并有望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学术研究的新潮流之一。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对古籍纸背文献的研究，其难度远超一般古籍。相关困难的存在，主要是由客观、主观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就客观方面而言，主要是因为公文纸本原始文献书于书叶的背面，也就是说在线装古籍的折叶之内，阅读时只能从书叶夹缝中间向里看，才能看到相关文字，故查阅非常困难。这也是该种文献虽然早在清末已被一些版本学家、藏书家发现，但长期以来未受重视、无人问津的原因之一。就主观方面而言，相关公文纸本文献都属于孤本，系相关时代善本中的善本。目前有关古籍收藏机构存在重保护、轻研究、轻利用的管理思维，甚至很多收藏机构以古籍为善本或文物为由，不允许其出书库，不允许其见读者，因之造成查看异常困难的局面。另外，虽然当今古籍数字化已大行其道，但截至目前，国内外藏书机构在进行古籍数字化的过程中，大多缺乏对古籍纸背文献的数字化处理。这也导致对纸背文献的查阅，很难利用当今的古籍数字化成果来实现。

当前在古籍纸背文献的查阅、研究之中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但经过学界这些年的不断努力，相关困难的局面也有了一定改观。如上海图书馆已率先对其所藏的全部古籍纸背文献进行了拆线扫描，实现了纸背文献的数字化，在助力该馆所藏古籍纸背文献整理研究发展的同时，也为古籍纸背文献的数字化作出了很好的示范。同时，学界在纸背文献的抄录、信息查找等方面，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些良好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都为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古籍纸背文献研究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纸背文献发掘仍有开拓空间

目前已知存世的古籍纸背文献在200种以上，总数不下6万件，而据学界新近掌握的情况来看，仅国内现存的古籍纸背文献很有可能就近千种。这一估计还不包括浩如烟海的域外汉籍中所收藏的古籍纸背文献。而今学界着手进行研究的古籍纸背文献在60种左右，约占已知存世纸背文献的1/3。也就是说，仅就已知的纸背文献而言，目前尚有2/3的相关文献待开发。另外，就现在学界的相关研究来说，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所藏的古籍纸背文献上，而对域外古籍纸背文献资源的调查搜集就难上加难。正因如此，域外汉籍中的古籍纸背文献还鲜有涉及，目前仅杜立晖、尹敏志等人对美国、日本所藏的部分汉籍纸背文献有所关注。可以说，域外汉籍为未来古籍纸背文献的发掘预留了巨大空间。同时，就国内所藏的古籍纸背文献而言，除了已知的古籍纸背文献外，作为古籍纸背文献重要组成部分的封皮裱纸文献、拓本裱纸文献、内文衬纸文献等均未被统计在内，故仅这一方面，其可开拓空间亦未来可期。

纸背文献的研究领域尚待开垦

当前学界已经围绕古籍纸背文献所涉及的宋元明清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开展了有益探讨。但由于纸背文献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古代官府的原始公文，既是第一手资料，也是新资料，因此，学界在探讨相关问题时，仍有大量的纸背文献未及利用，有若干纸背文献反映的问题尚未涉及。如目前获知，新发现的宋元明清时代古籍纸背赋役类文献达数千件之众，其内容涉及南宋乾道年间广德军田赋钱粮账簿、元大德年间田地税粮文书、明弘治年间卫所屯田文书、明弘治年间盘查册中均徭佥派文册、明嘉靖年间因灾免粮文书、明代勾军文书、明代藩王宗禄文书以及内容丰富的清代奏销册等，这些文献均为此前学界未曾得见之新内容。通过研究这些新发现的宋元明清赋役类纸背官文书，不仅可以打破朝代断限，探讨古代赋役册籍攒造与相关制度的演变脉络，同时对于推进相关时代经济史、财政史中新问题的研究，认识相关时代的地方经济治理、官民关系的互动等诸多新的侧面，都大有裨益，值得悉心开垦。另外，在军事、司法等领域，古籍纸背文献中也保存了很多丰富的原始史料，如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汉书》纸背明代卫所案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元代案件文卷等，都是这些方面的珍贵新材料。而对于上述领域，学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其未来同样值得期许。

纸背文献可与其他文献结合研究

古籍纸背文献在性质上虽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传世文献，但在形态和内容上却与出土文献、档案等非常接近。它们均应属于第一手资料的范畴，故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因此，在纸背文献的研究过程中，仅就纸背文献来研究纸背文献，恐难有大的作为，而若结合元代的黑水城文献、明清的档案等则可能会使相关问题迎刃而解。如上海图书馆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纸背元代湖州路户籍文书，是目前仅见的纸背元代户籍册原件，有300多叶，涉及人户达900户，然仅仅通过这些“孤本”文书，很难确认元代户籍文书的特点。而郑旭东通过将其与黑水城元代户籍残件进行比较研究后，不仅发现了元代户籍具有“累积登记”等几大特色，还发现了元代户籍存在“不同时代和地域间的相互影响”现象。另外，除了与相关时代的出土文献、档案进行比较研究外，与相关时代的传世文献进行结合研究，也是纸背文献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如关于上海图书馆藏《乐府诗集》《梁昭明太子集》纸背明代眉批黄册性质的确认，张恒等正是利用了《后湖志》《明实录》等传世史料中有关明代黄册攒造过程中存在的“驳查补造”记载，才得以实现。因此，将古籍纸背文献与相关时代出土文献、档案以及传世文献进行结合研究，既是推进古籍纸背文献深入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学术光明之路。

总而言之，古籍纸背文献研究虽然长路漫漫，但在未来让更多的纸背文献“活起来”、为学界提供更为丰富的新资料、推进相关时代历史研究的新发展方面，却是非常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