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中：新时代 新业态 新未来（图）

采访时间：2021年7月11日

初稿时间：2021年7月18日

定稿时间：2021年7月21日

采访地点：澳门大学图书馆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图书馆也与时俱进，处于不断演进变化过程中。为总结图书馆事业发展变化规律，同时也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指导，出现了诸多关于图书馆发展阶段、发展模式的理论。澳门大学图书馆吴建中馆长提出的“三代图书馆”发展阶段论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成果，对于指导我国图书馆发展实践起到了积极作用。最近几年，关于智慧图书馆的研究和实践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智慧图书馆与第三代图书馆之间有什么区别与联系，智慧图书馆对于图书馆事业发展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e线图情采访了吴建中馆长。

一、“图书馆是百科之源，一切文明进步与发展都与图书馆有关”——谈职业生涯与学术经历

刘锦山：吴馆长，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经历。

吴建中：谢谢刘总，很荣幸与您再次交流。这个题目太大，在这里不便报流水账，那就从我的职业方向和研究兴趣谈起吧。

我的主业是图书馆学，但兴趣爱好不少，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世博研究、城市与文化发展等，我都很感兴趣。如果要归类的话，就算城市研究吧。我的很多研究、演讲和活动都与城市发展有关，可以说这一切都“始于世博会”。2002年12月，当我国成功申办世博会以后，我就参与到办博队伍中了。图书馆与世博会结缘，跟信息有关。由于我国第一次举办世博会，大部分人对世博会缺乏了解，为了能参与世博，为办博做一些实质的贡献，上图班子讨论建立世博信息中心，将世博资源有效地收集和利用起来，当时下决心花一百万元购买相关信息资料。世博信息中心启动以后，我们又参照联合国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的做法，争取获得国际展览局托存图书馆的地位，那时我正好在国际图联担任管委会委员，一年有三次出国开会的机会，2004年3月我顺访了巴黎国际展览局总部，开始与洛塞泰斯秘书长有了密切的交往。得到国际展览局和上海世博局的支持，世博信息中心收集、阅览、出版以及讲座等业务迅速开展起来，我也有幸被聘为四个主题演绎总策划师之一。其他三位都是院士或文化学者，大家对我的认可主要是我对世博会整个体系比较熟悉，因此无论是巡回宣讲还是参展方主题报告的审核，都让我牵头参与。后来我又成为《上海宣言》和《上海手册》的主要撰稿者之一。

世博会是文明盛会，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而我对文化、建筑、生态等热门话题也很有兴趣，为此也写了不少书，如《人的城市》、《和谐的进步》、《世博文化解读》、《世博会主题演绎》、《世博启示录》以及《上海世博会看点》等都与这些研究有关。曾有领导问我，如果换岗的话希望到哪些岗位工作，也有领导提议我到作协，最终我还是决定留在图书馆。我觉得图书馆是百科之源，一切文明进步与发展都与图书馆有关。就这样，我选择扎根于图书馆，即使是从上图退休到澳门大学，从事的也是图书馆工作。可以说，这辈子从来没有对自己选择的职业后悔过，相反，我始终把它浪漫地看作是“图书馆员生涯”。

不过我的图书馆员生涯始于偶然。虽然大学毕业留校当教师很好，但总希望进一步深造。我先考的是北大日语硕士专业，那次考研失败后，我改报了华东师大的图书馆系，也许是这一专业比较冷门且报考者不多的关系，我的成绩位列第二，于是开始与图书馆结缘。我的长处是用功、敢闯、熟悉两门外语，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机会，再加上运气好，进上图第三年就担任了副馆长，然后经上海图书馆推荐、国家统一考试和文化部有关部门批准，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到英国威尔士大学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上海，继续担任副馆长，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七年后担任了馆长（所长），然后在正职任上干了十五年。我常开玩笑说，我是为图书馆而生的。

到这里我要打住，否则要冲淡今天对话的内容了。刘总，您继续提问吧。

二、“第三代图书馆的提出对数字时代是否还需要有实体空间做了回应，智慧图书馆对弥补数字图书馆的不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思路”——谈第三代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

刘锦山：2016年11月21日在广州市图书馆召开第七届信息技术与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采访过您。那次采访中您系统阐述了“第三代图书馆”的概念和内涵，并介绍了当时上海图书馆基于“第三代图书馆”理念开展的一些实践活动。我觉得“第三代图书馆”是一个包容性和韧性很强的概念，可以在较长时期内用来指导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实践。最近几年，关于智慧图书馆的探索与实践日益引起大家的重视，但是对于“智慧图书馆”这一概念的理解见仁见智。我想首先请您谈谈“第三代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或者分别从“第三代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各自的视角出发如何看待彼此？

吴建中：首先，这一问题提得很好，第三代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并发展起来的，第三代图书馆突出的是空间再造，而智慧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的延伸，两者都不同程度地回应了长期来图书馆发展中的疑惑和争议。第三代图书馆的提出对数字时代是否还需要有实体空间做了回应，智慧图书馆对弥补数字图书馆的不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思路。

第三代图书馆和智慧图书馆的理念都是在世纪之交开始形成的。这次我在国际图联2021年虚拟学术年会上将做一个发言，从图书馆建筑设计的角度讲世纪前后的差异，以前图书馆设计讲究规范和质量，如哈利·福克纳-布朗的“十诫”（弹性、紧凑、易接近、可扩展、组织性、舒适、可变性、稳定性、安全性、经济性）和安德鲁·麦克唐纳的“十质量”（功能性、可适应、可接近、可变性、互动性、激励性、环境友好、安全性、有效性、适应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建筑界都很有名，但从21世纪开始，更加重视人在建筑中的位置。英国学者吉玛·琼斯在其《21世纪图书馆设计》的报告中强调图书馆要根据本地需求设计，没有“一体适用”的规则。她提出了新世纪图书馆设计的三个原则。一是可接近和包容，图书馆必须为任何使用它的读者考虑获取和利用资源的便利性；二是通透和连接，图书馆是人与人自由交流的空间，设计应考虑人流、书流、信息流的通畅性；三是弹性和可适应性，图书馆要与时俱进，适应需求的变化。在这次国际图联虚拟年会，我的观点也很鲜明，第一，图书馆设计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不只是体现在空间设计中，而且将体现在图书馆的各个环节之中；第二，“以人为本”并不等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尊重自然、重视安全；第三，图书馆是一个发展的有机体，而作为一个有机体，图书馆具有有机体的一切属性，也会有危机、有挑战、有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因此，图书馆要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和需求。

实际上智慧图书馆也一样，它是一种理念，强调的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高图书馆工作的效能和个性化应用。但我们要避免它走数字图书馆的老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当时数字图书馆要解决的更多的是如何让馆藏资源数字化的问题，讲得更直接一点，首先是让纸质的馆藏资源都实现数字化，当时的努力也是很有成效的。但它的最大缺陷是对传统图书馆专业方式的迁就，就像当时很多人批评马克（MARC）目录一样，它没有发挥计算机对信息处理的长处，而是让它顺着图书馆传统的编目框架走。因此，刚刚兴起的智慧图书馆绝对不能成为数字图书馆的翻版，而要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三、“谁抓住了数字化转型的机会，谁就掌握了下一轮发展的主导权”——谈智慧图书馆的演进

刘锦山：吴馆长，无论是“第三代图书馆”还是“智慧图书馆”，在概念提出之前，与其相关的实践活动已经有相当时期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个过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相应的概念对其进行总结和提炼，将实践活动形成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凝结在概念之中。“智慧图书馆”的发展亦如此。请您向大家梳理一下智慧图书馆实践的历史演进过程。

吴建中：到现在为止在学界或业界还没有形成对智慧图书馆一致公认的定义。这里讲的“智慧”，有的时候叫“智能”，英文是“smart”，它指的是有弹性、可适应、可延伸、可认知以及人性的。从传统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转移的标志是“smart”，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以“smart”技术为特征的智能手机、智慧银行、智慧校园、智慧城市等迅速发展起来，“smart”技术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由此智慧图书馆也应运而生。当然，这里需要附注一下，与第三代图书馆不同的是，智慧图书馆不是指机构，而是一种硬件和软件集合的技术模式，在这方面与数字图书馆有点差不多。按理说，数字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不是两个相互对立或有严格边界概念的东西，但在国内，它们似乎是两个东西。在很多人的概念中，数字图书馆是传统馆藏的数字化再现，虽然这样的说法不严谨，但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认知中走过来的。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数字图书馆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就对智慧图书馆抱有了更大的期望。

现在不是说图书馆要数字化，而是整个全球、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这是一个全球大趋势。现在各级行政部门、各行各业都在致力于数字化转型，扎实推进数字与实体融合发展，谁抓住了数字化转型的机会，谁就把握了下一轮发展的主导权。在图书馆领域，智慧图书馆就是回应数字化转型的最好体现。

四、“图书馆的真正魅力不在于提供最终答案，而是在形成答案过程中不同见解、不同情感之间的现场互动”——谈智慧图书馆与图书馆新业态

刘锦山：吴馆长，通过您的梳理，我们对于智慧图书馆的发展演变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概念作为对某一事物、事物的某一阶段、事物的某一方面发展运动特点的概括，往往会突出某些特殊性，这样才能区别于其他事物、阶段和方面。与其他概念相比，智慧图书馆无疑突出了“智慧”属性。但是我们知道，图书馆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涉及要素颇多，因此，在智慧图书馆探索与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智慧”与人本、空间、服务等要素的关系？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思考。

吴建中：您说到点子上了，智慧图书馆中的“smart”，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smart”最突出的特征是满足人的个性化需求，否则就不能叫“smart”了。智慧图书馆建设要“以人为本”，把满足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在人、资源、空间三要素中，要以人为主导。资源也好，空间也好，都有实体与虚拟之分，即实体资源与虚拟资源、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以前没有网络，它们之间只能处于各自独立和分散的状态，而“smart”技术的优势就是通过特有的网络“关联”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我们现在要创造的是一种新业态，这种业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两张不相干的皮。我们不能因为智慧图书馆是一种技术模式而忽略了人在其中的位置，而要以智慧图书馆建设为契机，将线上线下、虚拟实体有机地融合起来，促进“亦虚亦实新空间”（我为《图书馆建设》2021年第4期提交的文章也是用了同样的标题）的形成。

按现有的技术，我们完全有能力建设一个无人的智慧图书馆，但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图书馆。人际交流最大的乐趣在于享受面对面互动的过程，而这一点正是“图书馆作为空间”的最突出的价值和“亦虚亦实新空间”最美妙之处。图书馆的真正魅力不在于提供最终的答案，而是在形成答案过程中不同见解、不同情感之间的现场互动。智慧图书馆是一种工具和手段，不是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未来的智慧图书馆，将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各种线索和方便，而不是代替人们解决问题。

刘锦山：吴馆长，您在担任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前，多年来一直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和上海科技情报所所长。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本质上都是图书馆，具有共性的地方，但也有各自的特殊性。在智慧图书馆建设过程中，是否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吴建中：从智慧图书馆的角度来看，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没有多大的不同，其目标都是让图书馆业务更智能化和个性化。澳大图书馆近年来做了不少尝试，首先是加大数字转型的力度，尽可能通过数字化让整个业务体系以及项目之间更为流畅、更加高效。如，在澳大图书馆做数字人文项目的时候，反复强调要做好数据平台的建设。资源导航一般企业也可以做，但图书馆的强项是做数据及其连接，这是智慧图书馆的基础建设。同时，拓展图书馆与学校及各院系之间的联系。如通过建立学者库等将图书馆工作与大学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现在学者库已经涵盖全校所有的教研人员，并嵌入到学校整体的教学、科研及教员学术评价体系之中。今后还要考虑建设研究数据的管理。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图书馆的份外事，但图书馆要真正成为学校的信息中心，就要挖掘自己的长处与优势，将自己的工作与学校整体发展结合起来。

大学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最大的不同是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对大学图书馆来说，其目标与对象比较明确，而且容易找到切人点。相对而言，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大中型公共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大学那么直接，有时很难找准读者的需求。因此，公共图书馆要避免自娱自乐，要深入社会和社区，了解读者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对信息的需求和期待。

五、“打造惠及全民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智慧图书馆体系”——谈智慧图书馆的未来发展

刘锦山：吴馆长，最后请您谈谈智慧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趋势。

吴建中：在我国，智慧图书馆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受到各级政府的关注和重视，相信下一步将会有一个快速的发展。我丝毫不怀疑图书馆人的热情，但我最担心的是一哄而上。因此，我想从否定句开头，提几点想法。

第一是不要匆促上马，想好了再干，要有一个清晰有效的全国性发展规划和路线图；第二是不要各自为阵，千万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形成一个个数字图书馆孤岛，要充分发挥“smart”技术的优势，将全国图书馆信息资源有效地连接起来；第三是不要忽视“人”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切从人的需求出发，把解决和满足人对信息的需求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现在已经有不少图书馆在向这一目标迈进，并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但仍需要正确引导，树立全国一盘棋的观念，避免走老路和弯路。

总而言之，我对下一轮智慧图书馆的发展充满期待。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绝佳的技术条件，各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为智慧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相信全国广大图书馆工作者一定会不负众望，齐心协力，打造出一个惠及全民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智慧图书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