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龙：使命与责任——构筑科学信息平台（图）

编者按：2011年7月22日，《图书情报工作》将迎来创刊55周年庆典，《图书情报工作》作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媒体，创刊55年来为促进我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探寻《图书情报工作》55年来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解密《图书情报工作》不断变革创新的动因，e线图情采访了《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周金龙先生。

一、55年不凡的发展历程

刘锦山：周社长，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允许我代表e线图情向贵刊创刊55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梁启超曾曰：“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套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学术期刊者，天下之公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学术期刊的使命与责任之重大。《图书情报工作》作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媒体，创刊55年来为促进我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请您首先向读者朋友谈谈贵刊55年来不凡的发展历程。

周金龙：谢谢刘总和e线图情对《图书情报工作》的关注。大致说来，《图书情报工作》从创刊到现在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56年到1966年。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当年7月，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提出了《明确图书馆的方针和任务为大力配合向科学进军而奋斗》的报告。《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工作》的社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情报工作》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以下简称《通讯》）于1956年8月1日正式创刊了。《通讯》虽然以内部参考资料形式出版，却是解放后全国创刊最早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期刊。我们知道，现代图书馆在清末就出现了，建国前有不少图书馆学专业刊物，但是建国以后最早出现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刊物是《通讯》。

20世纪50年代，我国图书馆事业正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发展体系，成为图书馆界关注的重点。《通讯》的创刊对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刘国钧教授1957年在《通讯》上发表的《什么是图书馆学？》引发了业界对“图书馆学”的大讨论。由此，1957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年度科学讨论会上，与会的很多图书馆学专家围绕“什么是图书馆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达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

1960年，《通讯》更名为《图书馆工作参考资料》（以下简称《资料》）。《资料》的办刊宗旨和内容依旧秉承《通讯》的传统，以中国科学院各图书馆、室的工作报道与经验交流为主，辅以图书馆学专业论文以及国内图书馆工作经验之介绍。20世纪60年代初，虽然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资料》仍然没有忽略对图书馆工作的研究重点，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章。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资料》从当年第5期起停刊，时间近十年。

第二个阶段从1975年到1979年。1975年12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决定《通讯》以《图书馆工作》为刊名复刊。当时正值“四人帮”最为猖狂时期，国内出版的图书馆杂志早已全部被迫停刊，《图书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对图书馆界是个极大的鼓舞。因此，这一事件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历史事件

第三个阶段从1980年到1992年。1980年，经过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批准，《图书馆工作》改名为《图书情报工作》（以下简称《工作》），赵朴初先生为之题写刊名，《工作》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市邮局与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高考已经恢复，教育已经走上正轨，图书馆学专业也开始招生。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图书馆学专业的老师很少。《图书情报工作》成为当时很多高校学生的自学、求知的窗口，很多学生都自费购买这本刊。公开发行以后，当年的发行量达到3万，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由此，我们说《图书情报工作》确实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当然，这种引领和推动实质上是由那些为《图书情报工作》撰稿的学者来完成的。但是，《图书情报工作》作为一个平台，起到了一个间接引领的作用，藉此为我们期刊在今后几十年中的发展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

《图书情报工作》以公开发行这一重大变革为起点，进一步明确办刊宗旨，确立学术定位，在栏目设置、稿件甄选、编辑出版质量等方面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制度与规范，同时非常注重作者队伍的建设。这些举措，使《工作》的学术质量和编辑出版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影响力日益扩大，并在发展中形成了更加鲜明的特色。

第四个阶段从1993年到2003年。1993年7月，《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正式成立，实行企业化运作。这是中国科学院百余家期刊中继《地理知识》（《中国国家地理》的前身）之后第二家成立杂志社的期刊，《工作》自此开始从单一学术型向学术生产经营型转变，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改革的先行者。成立杂志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输入新的血液，让期刊走进市场，使之成为市场产品的一部分，让大家能认识它；其次，通过成立杂志社改变传统的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期刊能够更活跃地掌握自己的发展前途。因此，杂志社成立之后，就完全自负盈亏，一直到现在。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提前18年实施了现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国家正在逐步推进期刊的转制工作，让期刊走市场化道路，对我们来说，已适应现在的形势。

杂志社成立后，我们采取了几项措施。首先，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定岗定编，以岗定工作量，以工作的质与量评价每一个人，实施按劳取酬的薪酬政策，大家能够自觉的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做好自己的工作。第二，强化期刊品牌宣播，使更多的学者、更多的读者、更多的作者对我们的刊物有更多的了解。第三，通过品牌进行增值服务。比如广告业务、举办学术研讨会、与业内其他刊物的互动，等等。正是通过上述的手段和措施，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图书情报工作》的发展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飞跃。如，1997年将双月刊改为月刊，它的学术质量、编辑出版质量和学术影响力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从2004年到现在，是我们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创新、跨越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情：2007年创办了《图书情报网刊》，2009刊期由月刊改为半月刊，2009年设立了“《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出版基金”，2010年筹办“图情期刊联盟网”。

二、肩负使命不断变革创新

刘锦山：周社长，作为《图书情报工作》的忠实读者，十几年来，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图书情报工作》充沛的变革、创新激情。贵刊是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较早推出网络版的学术期刊之一；贵刊还设立了出版基金，资助原创性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组织成立图情期刊联盟网……请您向读者朋友谈谈促使贵刊不断变革创新的动因以及这些变革创新为贵刊带来了哪些变化？

周金龙：《图书情报工作》自从创刊伊始，就一直在不断变革创新。从小处说，一个期刊要生存发展，必须要不断适应环境，不断变革不断创新，惟如此才能基业长青。这可以说是我们不断变革创新的最直接动因。从大处说，我认同梁启超先生说的那句话——“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同样，我们可以说“学术期刊者，天下之公器”。正如您在第一个问题中讲到的那样，学术期刊的使命与责任非常重大，而《图书情报工作》作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媒体，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固步自封，坐吃老本，从而，使命和责任，就成为我们历代《图书情报工作》同仁不断变革创新的根本动因。

此外，具体到一个期刊人，我觉得应该把握如下几个方面的理念，也是甚为重要的。

第一，办刊人对期刊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要甘于做幕后人，期刊的编辑本身就是对别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加工，成果是别人的，我们是一个默默无闻者，要甘于替别人做嫁衣裳，期刊人必须有这么一种奉献精神。

第二，期刊人必须要有远见。我们不能在默默无闻的工作当中只做我们眼前的一切，为了让期刊发挥更大的作用和效益，对期刊发展我们必须要有战略思考。

第三，一旦做出战略发展思路就要坚决付诸于实践，否则就是空谈。

第四，对期刊的发展过程要善于不断总结，并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及时的调整，使期刊的战略发展思路必须和社会发展、学科发展相吻合。

第五，为保障变革创新的可持续，制度建设很关键。杂志社的管理不是人管人，而是制度管人。我们杂志社现在有三十多个制度，从工作岗位到分配、企业文化建设各个方面都有。比如，我们的分配是透明的，具体数字大家不是很清楚，但是透明的。透明在哪里呢？就是每一级享受的分配系数大家是很清楚的。有了制度，大家就会自觉执行、认真工作。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一个月不在社里，外出了，社里各项工作照样有条不紊地在进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都有自己自主的空间，不需要你去改变或者安排，所以我只看过程和结果。

期刊要发展好，内部的管理很重要。另外，对员工必须高标准要求，在高标准要求下体现人文关怀。我们的编辑，既是编辑，又是记者，他们必须要走出去，每年强制性的要求他们参加相关的会议，只有如此，他们才能了解学科的发展，才能与作者、专家建立起关系。杂志社对于每位员工的生活和个人的发展，也都会给予适当的照顾。

不断的变革和创新，为《图书情报工作》带来了可喜的变化，我们正在向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展示中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窗口和进行国际交流的平台不断迈进。

刘锦山：周社长，贵刊2009年改月刊与半月刊，曾经引发了业内不少议论。出于对贵刊的关切与爱护之意，不少同仁担心贵刊改为半月刊可能会导致期刊质量下降。请您向读者朋友谈谈改半月刊的考虑以及杂志社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来保障改刊后的质量的？

周金龙：1980年《图书情报工作》是双月刊，1997年改为月刊，2009年改为半月刊。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出于商业目的，而是出于对学科发展趋势的考虑。起初，业内同仁对这件事情不是太理解，据我所知，大约90%以上的专家不认同这件事情的，我理解，这是他们关爱我刊的具体体现。其实，刊期缩短等于质量下降，在现实生活中，是人们常有的一种观点。

但是我认为，刊期缩短不等于质量下降。我们既要缩短刊期，又要保证质量不下降，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因此，我们在质量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当然不是只在半月刊上下功夫，我们在双月刊、月刊的时候都把质量看作第一位。去年在一些会议上，我见到很多专家，大家有的跟我竖起大拇指，说半月刊办得成功，面貌焕然一新，质量也好。院、馆对半月刊的成功评价也很高。

期刊的发展与期刊质量的提高，离不开作者和读者，读者和作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杂志社发展了，我们应该把自己的一些所得或者利润反馈给作者和读者。为此，我们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作者队伍特别是青年作者队伍的培育，二是从2009年起设立“《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出版基金”，出版基金每年由杂志社投入十万元。设立出版基金有两个目的，其一，通过我们的投入培育一批具有发展前景的作者，这些作者通过我们的培育，事业上得到不断的发展，若干年后就会成为我们的核心作者，这需要我们把战略眼光看远一点。其二，通过培育这些有研究能力的年轻人，他们会写出很多高质量的稿子，这些高质量的稿子一旦被我们刊物采用，就会提高期刊的质量，从而我们的影响力也就上去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2009年设立，现在已经完成一期的工作了，从今年第七期开始，将研究成果陆陆续续发表了，反响还是不错的。第二期正在研究中，明年春节左右结项。我们计划每年搞一次。

期刊质量的提高最终要落实到稿件质量上。除了上述讲的培育作者和设立基金这两项比较长远的举措，具体的措施是要加强稿件的组织。目前，我们有三种组稿方式：一是根据栏目主动向专家约稿，二是作者根据栏目自发地给我们组稿，三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课题组稿给我们。通过不断加强上述三个方面的稿源组织，我们刊物的质量在逐年上升。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评价体系里面不能占第一，这有很多的因素，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我们知道定量分析比较客观，定性分析就较为复杂。但是在读者心目中我们刊物是第一的，这是很多专家和作者亲自告诉我们的，这并不是他们在我们面前给我们说好话，他们在博客里面都这么说。对《图书情报工作》而言，现在要在评价体系里得第一，难度比较大，因为影响因子与刊物的发文量有很大关系，我们现在是半月刊，发文量比较大。如果我们注重影响因子，可能就不搞半月刊了，也可能不搞月刊了，可能就搞季刊了，发几篇文章，只要有一篇文章被引频次高，那影响因子就上去了。因此，期刊运营各个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但是不能为名次而名次，等你把工作干好了，我相信名次自然而然会上去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在办半月刊的时候，有位专家曾经跟我说，你们办半月刊，期刊的影响因子会受到一定影响。我说，我没有把它看的太重，只要重视刊物质量，影响因子不见得下降多少。最近，这位专家写了一篇稿子，对我的这句话进行了评价，他觉得时间证明我们做的还是对的。

刘锦山：周社长，杂志社进行企业化运营，在确保学术质量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须要同时注意经济效益。这方面，说实话，国内学术期刊特别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企业化运营成功的经验不是太多。请您谈谈贵刊在这方面的经验。

周金龙：确实如您所说，学术期刊企业化运营，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前提下，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功的经验不是太多。对我们当初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学术期刊的经营，不能只讲社会效益，因为我们是一个企业，而企业必须要有经济效益，没有经济效益那叫什么企业呢?

杂志社成立后，我们逐步开展了广告业务的经营，并且探索和企业的一些合作，同时利用我们自己期刊的品牌，使它实现增值。1993年杂志社成立当年，我们开始举办学术研讨会。期刊举办学术研讨会在我们行业里是一个创新，我们是第一家，一直坚持到现在。从1993年第一次会议，一直到今年上半年的第二十四次研讨会，十八年搞了二十四次学术研讨会。这样的学术研讨会其实规模不大，但给了很多人机会。我们知道图书馆界的会议比较多，这些会议大都是专家、领导参加的比较多。而我们的会议对象是针对中小型图书馆的馆员们和一般作者、读者这个层次，每次会议人数不多，六十人左右。这样的研讨会很有效果，请专家在会上做一些专题报告。现在业内同仁都知道《图书情报工作》每年都在举办研讨会。经过近二十年发展，我们的研讨会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品牌，经营会议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就是我们能够以会养会，不用我们额外投入，当然也有点盈余。社会效益就是既宣传了自己，又和一些读者、作者建立了相关关系，而且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文章。

我们还利用《图书情报工作》的知名度，设立了“《图书情报工作》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就是针对中小型图书馆，帮助会员单位开展学术活动，帮助会员单位宣传工作中的业绩，培训会员单位怎么撰写论文，怎么样达到发表水平。图书馆加入研究会以后，我们会对他们的一些需求认真地服务。比如说发表文章，这是会员单位最大的希望。但发表文章是一件两难的事情，对会员单位来说既然加入了研究会，我的文章最好都能发表；对杂志社来说，为保障期刊学术质量，文章不能随便发表，这是一个矛盾？采取什么方式解决这个矛盾呢？我们专门请我馆的博士对会员单位的稿件进行专门审理，作者根据博士们的审稿意见不断修改，一直达到发表的水平后，我们才能发表。其实这也是一种培养作者的方式和途径。其中，不少会员单位的稿件是达不到发表水平的，我们坚决不予发表。因此，加入研究会并不是说可以随便发表文章的。正因为如此，会员单位每年有进有退，退的原因就是没有发表文章。通过研究会的各项活动，我们也培养了一些作者，也使一些单位的影响力提高了。比如有一个大学图书馆，加入研究会以后，在我们不断的指导之下，发表了多篇文章，图书馆在其学校的声誉提高了，学校还给他们一定的奖励。

学术期刊企业化经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期间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发现问题要及时调整。以我们为例，杂志社刚成立时缺少经营人员，于是我们和一家公司进行合作，委托他们来做经营，但是该公司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把事情给做歪了，对外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们发现问题后进行了及时调整，和公司解除了合同，经营工作自己来做。现在看来，自己做的效果还可以。从这个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搞经营是有风险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风险就退缩而不干事了。我认为，经营者应该具备承担风险的心理素质。

我们另外做的一件事情是和出版社合作出版丛书，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大的经济效益，主要是社会效益。杂志社是一个法人单位，可以和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出版单位签订出版协议。我们在经营方面，很难和刊物分开来，都是连在一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时很难分，有时候干一件事情，两个效益可能就同时显现。

为了促进期刊的大发展，我们现在提倡和实施开门办刊。开门办刊，就是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刊。对于大多数的读者和作者，大家可能觉得《图书情报工作》这个刊高不可攀，太高了。开门办刊就是向大家宣传《图书情报工作》是“平民”期刊，不是高不可攀的。在这四年当中，我们走访了20个省市，与24家同行期刊、24所高校、14个省级图书馆以及5个地区科研机构图书馆，和同行们、馆员们、高校的师生们、专家们进行了面对面的零距离交流。这个交流效果相当好，我们不但宣传了自己，而且还进行了论文写作讲座，同时也听取了一些读者的意见，还做了实际的调研工作。通过近几年的宣传，现在来稿量都在逐渐增长，以前每年的来稿量年均4000多篇，现在年均达7000多篇。一个期刊没有稿源很难办下去，如果一个期刊稿源很丰富，那么这个期刊的质量一定能够得到提高。

三、图情期刊联盟网

刘锦山：周社长，如果说推出网络版、设立出版基金这些举措，还只是贵刊“自己”一家的举措，那么“图情期刊联盟网”的成立则标志着贵刊已经将变革、创新的视野扩大到整个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领域，格局自是大为不同。请您谈谈“图情期刊联盟网”的具体情况。

周金龙：“图情期刊联盟网”的推出是我们综合考察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影响以及业内学术期刊未来发展趋势之后的一个举措。这一举措可以看作是《图书情报工作》网络期刊办刊实践的逻辑延伸。

2007年我们创办了业内第一种网络期刊，经过三年多的运营，现在被引率在逐年增加。因为网络期刊没有刊号，国家也不批，所以不被很多单位认可，上网刊的顾虑比较多。一开始我们鼓励大家上网刊，第一我们不算发表，网络期刊发布以后，还可以投其他刊物；第二我们不收费。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网刊对大家有吸引力，现在被引率比前几年有所增加。最近我们出去调研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有一个高校在评定职称时认可我们的网刊，我感到很欣慰。一家认可，会起到连带效应，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单位再评定职称的时候认可网刊。这也说明这个学校很有远见，因为纸本期刊的发展前景不是很好，网络期刊的发展是今后期刊发展趋势。

我们知道，大陆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最早有一百多种，现在大概有七八十种。这七八十种期刊都散落在各个省市、各个系统，隶属于不同的主管单位。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些专业期刊是老死不相往来，各干各的。从总体上来说，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期刊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特色，发展参差不齐。十年前，我曾经提出要搞一个虚拟的学科集团，响应的不是很多。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号召或者一个倡议，我们需要的是行动。因此，2009年我们开始酝酿，2010年开始落实，现在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我们杂志社有了网络出版权。这在期刊界是第一家，在科学院是第一家，在业内也是第一家。有了网络出版权我们就考虑到要把图情期刊联盟网搞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联盟网，不但把自己的刊物搞好，也要把同行的期刊带动起来，从而使我们这个学科能够形成一个拳头，整体上获得发展，从一个分散的刊物成为一个相对集中的、保留各自特色、各自的独立性的联盟。我们希望通过联盟网这个平台，也就是我们开始说的“天下之公器”，这也就是公器，把大家聚拢在这个平台当中，在平台当中展示各个刊物的个性，而不损害各个刊物的利益，加盟刊物都利用这个平台展开自己，这样对各个期刊的发展、对作者也很有好处。

7月22日联盟网将正式上线。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家期刊同意加入联盟网。联盟网是让大家直接得利，不损害大家的利益，这也是我们的指导思想。现在由我们杂志社自己出资进行联盟网的平台建设，使我们大家能够齐心合力，把事情做起来，做成规模。一旦国家对学术类期刊进行整合的话，联盟网就会起一个很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的行业期刊不致于被其他机构兼并，这样我们能够保留我们这些期刊的存在。利用联盟网可以经营，这也有助于期刊走向市场。这些是我们一个总的战略思想。经过若干年以后，联盟网可能会产生一些经济效益，我们在近五年之内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现在我们已经投入大概二十五万元了，这都是我们杂志社自己的投入，国家没有给一分钱，我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个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四、未来发展方略

刘锦山：周社长，55周年，对于一个人来讲已经是年过半百，来日无多，时不我待；55周年，对于一个肩负着重要使命的学术期刊来讲，却正是青春年少，大好时光，正好大展宏图。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请您向读者朋友谈谈未来贵刊的发展方略。

周金龙：我今年已经60岁了，在《图书情报工作》工作了32个年头，年底即将退休。今年六月我的主编工作已经移交给新的主编了，社长的工作到年底也将要移交。因此，由我来谈未来的发展可能不太合适，应该有新任的领导来谈这个主题更为贴切。不过，既然在《工作》工作了30多年，那就宏观地谈些个人的想法吧。

首先，我对《图书情报工作》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并认为，《图书情报工作》通过近几年创新发展以后，会有一个持续的平稳阶段，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需要总结经验、需要反思、需要确定新的发展方向。因此，在未来的五年，前两年应该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巩固阶段。一旦将后几年的发展战略确定后，我自信，后三年，《图书情报工作》会达到一个质的飞跃。这个质的飞跃在哪里？我想：

第一个方面，在网络期刊发展方面要做出大的举措，即全面发展网络期刊，相信五年以后网络期刊将逐渐替代印本期刊，变为主流，会得到社会、专家、学者的认可。

第二个方面，未来五年，同行之间的合作，达到共同发展，也会出现质的飞跃。联盟网的建立，使大家都能集成在这么一个平台上，使大家的期刊共同展现给读者和作者，我们的用户，可以从联盟网这个平台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能够查询到更多的资料。一旦联盟网被业界期刊认同，形成共识，那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到时我们可能是需要一种集约化的经营方式，而不是一种“小作坊”的分散方式了。